一战结束，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国人涌上街头庆祝“公理战胜强权”。然而，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上陆续传来外交失利的消息，打破了国人的自强迷梦，整个中国如同一个被引爆的火药桶，群情激奋，躁动不安。正当此时，在美国享有盛誉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1859-1952），在中国五个教育团体的邀请下来华访问，并迅速掀起一阵思想旋风。

　　原本只打算作短暂停留的杜威，被眼前这个从沉重历史中苏醒的新生共和国深深吸引，他改变了原定计划，两次延长学术假期，一共在中国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一生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杜威，并未安坐于书斋，而是踏遍了中国的11个省，做了近两百场演讲，在传播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民主和教育观念的同时，还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对中国时局、文化、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他的演讲被汇编成书，广为行销，许多文章发表于中外媒体之上。中国忧心国族命运的政界和学界领袖，包括孙中山、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莫不对杜威的思想言论倍加关注，并给予高度评价。青年毛泽东也曾通过胡适受到杜威的很大影响，并组织“问题研究会”，讨论“杜威教育学说如何实施的问题”，他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所经销的图书中，也包括大量的杜威著作。

　　在急于寻求救国治世良方的知识精英眼里，年届六旬的杜威如同“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化身，尽管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并无深入研究，更像是一个带着自己思想工具的旁观者，但人们还是迫切地想从他身上找到诸多疑难杂症的答案。

　　杜威也试图结合自己的哲学思考和现实观察，为中国人提供一份可靠的答卷，但有时候他也会陷入怀疑和沮丧——他心中的问题多于答案。尽管如此，他还是自发地充当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大使”，把美国的民主理念和实践介绍给中国，也将中国寻求国际支持和民族独立的民意传达给美国。他向世人强调，“中国正在迅速发生改变”，美国应当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的角色。他成为两个民族交流经验与思考的关键人物。

　　杜威的哲学理念与友好立场，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巨大声望，一些学者称呼他为“洋孔子”，他的中国弟子更是将其教育思想广泛应用于平民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践。他指出，中国“重新开始的机会在于实行真正民主化的教育”。在时代激流中，他像一位不知疲倦的布道者，传播自己的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

　　今年是杜威诞辰160周年，也是杜威访华100周年，书评周刊策划此专题，旨在重新检视杜威与中国的文化渊源，并重温其关于教育哲学、实用主义和民主问题的思考，这种回顾与反思对今天的文化和时局仍然大有裨益。

　　新京报制图/陈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