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佚名《早朝图》轴。
伊丽莎白·基思绘制的故宫插画。
当中轴线北缘的鼓楼敲过两通亮更鼓，钟楼里的永乐大钟被撞出浑厚悠远的轰鸣，明清两代繁华的帝都北京，开始在晨曦与薄雾中苏醒。
这是一座被历代帝王谨慎选择的都城，已有三千多年的信史，从武王伐纣之后的蓟城，到晚唐的幽州，再到辽代南京、金朝中都和元代大都，它的城市地位随着名字的变化而不断擢升。“北京”的命名始于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这位昔日为明朝镇守北关的燕王，在对侄子朱允炆发起“靖难之役”后，艰难地夺得帝位，但他留恋自己的肇迹龙兴之地，在1403年登基后，决定立北平为陪都，并改名为北京。
都城是国之根本，是统御四海、号令八荒的中枢，也是统治者的日常起居之所。古人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意即国都的地理位置应背山靠水。北京背靠连绵的燕山，处在广袤的华北平原最北端，有天然的河流湖沼，地势平坦，气候宜人，确实适于建都。
女真人在把都城从松花江边迁至中都后，开展了工程浩大的扩建。但在建成后不到一百年，便被蒙古骑兵大肆劫掠，蒙古人原本没有在这里建都的打算，于是纵火焚毁了中都，大火蔓延一个多月，宫阙荡然无存。1272年，建立起大元王朝的忽必烈下令改中都为大都，但并未沿用金朝的旧基，而是在原中都城的东北郊外建立起规模更宏大的大都城。
明朝的征服者为了消灭前朝的“王气”，也不能免俗地对元朝大内有计划地拆除，这一方面是对建筑的破坏，但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改建开辟了道路空间。明朝对北京城的营建，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开始，调动了全国上下数十万能工巧匠和民夫兵丁，耗费了整整十四年，才打造出这座气势恢弘的东方帝都。
1420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在此后明清两朝的近五百年间，它虽经不断毁弃和修缮，但始终保持着最初的基本格局，那些壮丽的宫廷、园林、城池、寺院，见证了明清帝国的辉煌和最后的落幕。
正阳门
城墙与城门
一部砖石构筑的史书
乾隆皇帝的仪仗和护卫队，齐整整地骑着高头大马，举着长矛、旌旗和华盖，如潮水般从正阳门的御道上汩汩涌出，皇帝的龙辇掩映其后。城墙外一排排的商肆热闹繁华，摩肩接踵，似乎并未被皇帝的出巡所惊扰。
这是宫廷画师徐扬在那幅百米长卷《乾隆南巡图》中所描绘的乾隆离京时的情景，1751年，这位处于不惑之岁的“十全皇帝”启跸京师，穿过正阳门，首次踏上了近六千里的南巡之旅。
正阳门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也是内城九门中最雄伟壮观的一道，城门下的御道唯有皇帝的龙辇才能通过。内城九门各有分工：皇帝的龙辇走正阳门，崇文门走货车，宣武门走囚车，朝阳门走粮车，东直门走木材车，阜成门走煤车，西直门走水车，安定门走粪车，德胜门走兵车。
严格的身份等级和建筑秩序，是这座帝都良好运行数百年的重要条件。成书于公元前约五世纪的《周礼·考工记》，早就有过对理想都城的描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说的是建造国都应九里见方，城内的纵横干道各九条，类似于后来的象棋棋盘，城墙四面各有三条城门，左有祖庙（太庙），右有社稷坛，宫廷在前，市场在后。
依此格局，中国的历代都城中，恐怕唯有北京城最接近此描述——它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两边的宫廷、街道对称分布，布局规整，纵横有序，四面城墙环绕围成方形，太庙、社稷坛、天坛、地坛应有尽有。如此精心规划建造出来的北京城，其规模与气势超过了此前的长安、洛阳、汴梁、南京等历朝古都。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如此评价，“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中国古代，有城必有城墙。“城”的本意就是城邑四周的墙垣，墙内为“城”，墙外为“郭”，城墙在欧洲的古堡中也很常见，但北京的城墙还是与众不同，这不仅在于其雄伟壮观难有匹敌者，更在于其建造技艺上的革新。
在冷兵器时代，高耸的城墙是防御外敌的重要手段。历史上的北京，长期受北方游牧民族侵扰，因而加高加固城墙是统治者所能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防御手段。
明代以前，人们会用城土、石灰和沙砾等材料建筑城墙，或者把土置于篱笆或苇栅之间，通过夯打结实而形成墙壁，即所谓“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以苇排编，自下砌上，恐致摧塌”。但明朝开始使用以砖包墙的方式建墙，城墙更坚固耐用，更能抵抗刀枪剑戟和风雨侵蚀，它还沿袭了元大都重视军事防御的特点，设有箭楼、马道、护城河，企图用铜墙铁壁保万代江山。
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美丽幻想，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因为高超的建墙技术而金瓯永固。城墙只能暂时阻隔来犯之敌，却不能从根本上保住江山社稷，屹立了近三百年的承天门最后被李自成付之一炬，随后清军兵马攻破帝都；待到清朝咸丰当政，适才风闻英法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陆，便弃城逃至热河避暑山庄，他深知凭那十几米厚的城墙和高高耸立的城门，根本阻挡不了敌人的炮弹，最后只得在内外交困中英年早逝。
然而，从民国时期北京城墙上留下的碑记和砖文来看，明清两代的二十几位皇帝，大多都在当政期间对城墙和城门进行过修缮。而且，从墙砖的大小、质量和修复面积，可以大致推断出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国家实力。
瑞典汉学家喜龙仁，曾在20世纪初对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进行过实地勘测，详细记录了每段城墙的建造和修复情况。他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指出，“如果该段城墙建筑质量好，那么该碑记就成为表彰监修官员勤勉精神的光荣榜；反之，如果工程寿命短、质量差，监修官员就会受到指责和蔑视。”
根据他的考察，乾隆年间是城墙建筑史上最后一个黄金时期，无论是工程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其他时代。到道光年间，在建材特征和砌筑方法上都发生了变化；及至清末，城墙外表的城砖变得又轻又小，城墙也缺乏18世纪的那种雄伟壮观。他曾呼吁民国政府对城墙进行修缮，因受到雨水侵蚀、树根挤压，好几处城墙都面临坍塌危险，但草创之初的民国政府根本无暇顾及。
站在北京城墙上极目远眺，它宛如一条延绵不绝的长城，雉堞高耸，垛口齐整，睥睨八荒，仿佛能无尽地延伸到天边。而那大小不一的望墩台和城门楼，则像是这段没有终点的旋律的休止符，留下呼吸的节奏和空间。
相较于明代，清代的统治者对北京城进行更严格的管控。首先是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将汉人（无论官民）尽数赶出内城，规定他们只能在外城居住，后乾隆又下令要求所有的会馆、戏楼、商号等三教九流人士全部搬到外城。外城遂成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因缺少建设规划而杂乱无章，与内城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还将内城划分为八旗，进行军事化管理，各旗之间既联动又相互掣肘，承担着拱卫皇城的重任。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是一部用砖石和木料构筑的史书，经过五百年的风雨洗礼和战火摧残，它裸露的墙体和坍塌的屋顶都给人以沧桑之感。而今，这些城墙和城门已被拆除殆尽，人们只能在仅剩的断壁残垣和几座巍峨的城楼里，窥见它们往日的荣光。
紫禁城
宫廷园林 权力打造的逍遥世界
如果说城墙与城门主要起到军事防御和城市治理的功能，那么，皇家的宫殿、园林、苑囿则是帝国的政令中心和王公贵族的享乐之所，它们的辉煌与豪奢是以举国之力促成的，但庶民百姓永远不能得其门而入。故而，自古以来帝王将相的“红墙往事”和后宫佳丽的“宫闱秘史”，总是带着神秘而魅惑的色彩，被坊间津津乐道。
宫殿和皇家园林，是帝王用至高权力打造的逍遥世界，同时也是古代匠人聪明才智和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其中，无论从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还是从皇家建筑的代表性而言，紫禁城无疑都居于首位。它是全城的几何中心，也是五百年间帝国的心脏，其建筑等级和规格远远超出一般宫廷园林。
这座在辽阔的北方大地巍然屹立的宫殿，在落成之时，即得到明成祖朱棣的高度赞赏，主持营造的工匠蒯祥也一举成名，被擢升为工部“营缮所丞”，后官拜工部侍郎，享受一品官俸禄。据记载，这位“蒯鲁班”的技艺无与伦比，“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无不称上意者”，此后的长陵、献陵、隆福寺、戒台寺等，皆由其主持营造或修缮。
在等级森严、规矩繁多的宫殿里，所有人都必须谨言慎行，以免祸从天降，就连皇帝本人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祖制、恪尽孝道、罔失法度。以敬业著称的雍正皇帝，就曾在其处理政务、批阅奏折的养心殿内手书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皇宫中，皇帝登基、大婚、大寿、丧礼、祭天、祭祖、阅兵等重大仪式，都有相对固定的场所和程序，不得轻易更改。比如，午门是皇宫的南大门，有三个拱形通道，中间的通道专供皇帝进出。除皇帝外，此门只有一个人能进入，三个人能出去。即皇后大婚当天从此门进入，科举考试的前三名，在被任命当天从此门出去。举行大型仪式时，所有官员在听到第一声鼓响后，按照官衔排列在午门前；第二声鼓响时，礼仪司打开边门，让官员们进入紫禁城；第三声鼓响时，皇帝出现在观礼台上观礼。对冒犯龙颜的高级官员施以笞刑，以及检阅御林军，都在午门之下。
严格遵循陈礼旧法，对维护帝国的统治秩序或有一定效用，却也严重束缚了国家的活力，这在清朝后期应对西方冲击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委任马嘎尔尼勋爵赴北京谒见乾隆皇帝，他们的目的一是享有在北京常驻外交使节的权利，二是获得优惠的贸易条件。次年，马嘎尔尼一行见到权臣和珅，但双方就面见乾隆时是叩头还是行屈膝礼等细节，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82岁的乾隆皇帝对一个区区岛国的“朝贡”，只有一个小时的兴趣，而对英使提出的通商优惠等请求，则以政府现行政策不得修改为由拒绝。紧锁的国门，直到半个世纪后才被英国人用枪炮强行轰开。
除紫禁城外，明清两代的帝王还修建了“三海”宫殿、畅春园、圆明园、颐和园、热河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从风光来看，这些依山傍水精心营造的园林，都胜过布局规整却略显单调的紫禁城，它们具有更私密的性质，在艺术造诣上也吸收了更多的西式风格。起初，这些园林只是作为皇室成员夏季消暑的“夏宫”，后来，却成为帝王们的主要起居所。
比如，位于北京城西北郊的畅春园，是清朝建立的第一个大型御园，康熙皇帝自首次驻跸至病逝于园内寝宫，凡三十六年，每年都要去畅春园居住和处理朝政。他在这里举办过著名的“千叟宴”，与民同乐。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就曾做过畅春园的总管。
而康熙的继承者雍正和乾隆则习惯居住在圆明园，乾隆皇帝还曾下谕，规定日后圆明园为理政办事之所，圆明园内长春园并同紫禁城内的宁寿宫，为其本人归政后颐养之处。圆明园内的西洋楼，也是乾隆钦命西方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等规划设计，那片西洋楼遗迹成为往后圆明园被劫掠焚毁仅存的物证。
皇家园林的营造、修缮与护卫，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西苑的“三山五园”在1860年遭到英法联军和附近居民不同程度的焚毁洗劫，不仅奇珍异宝被抢夺一空，就连园内的树木、山石也被私分殆尽。此后国力日渐衰微，这些园林只得到部分修复。如今留下来的仅剩淑春园（今北大燕园）、颐和园（在慈禧手中被修复）、香山静宜园等少数园林，它们成为今日进京旅游者的必访之地。
雍和宫
皇家寺院
王公贵族的灵魂安顿之所
北京的皇家建筑，除了城墙、宫廷和园林，不得不提的还有寺院。寺院解决人的精神信仰和灵魂安顿问题，统治者为结好蒙藏上层，出于政治需要，也在京城内大修喇嘛庙，供蒙藏僧侣居住。
明清两代，佛教和道教在皇家和民间皆颇为盛行。据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韩书瑞的统计，明代北京寺院的数量以逐渐加快的速度递增，位于城北的寺院数量从1401年的41座增加到1590年的480座。随着清代城市人口增长，寺院的数量每隔10年都会增加10到20座，城墙里面的寺院从1644年的440座增加到1800年的636座，直到19世纪增速才逐渐放缓。
从1400年到1900年，北京包括郊区在内有档案记载的寺院超过2500座。这里所说的“寺院”，包括庙、寺、庵、祠、观、宫、禅林、院、殿、堂、阁和坛，涵盖各大主要宗教门类。
在历史上，人们对僧尼有着相当矛盾的看法：一方面，视他们为虔诚的有信仰的人，因为他们苦行戒律，过着远离社会的隐居生活，积累功德服务于大众；另一方面，他们又被视为无法适应社会或自然的人，是依靠他人施舍的社会寄生虫，不受家庭责任和传统道德约束，因而，寺院某种程度上成为藏污纳垢的庇护所。
但无论如何，寺院为城市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公共空间，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寺院依赖捐助人和城市居民的经济支持，不仅是节日、慈善、客栈和政治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可以用作图书馆、博物馆和公园，他们参与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态。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天地、祖先、社稷、先农、太岁等的祭祀，是历代帝王的职责所在，也是维系国家政权、彰显帝王体恤民情的重要手段。《大明会典》规定：“各处山川土神、古今圣贤、忠臣烈士,能御大灾、能捍大患、以劳定国、以死勤事,或奉敕建庙赐额,或沿前代降敕护持者,皆著祀典,秩在有司,不可胜列。”
繁多的祭祀活动，成为维系政权合法性，以及统治者寻求神灵庇护的重要手段。在一位来自杭州道士的影响下，永乐皇帝开始祭祀王灵官，并在北京西北郊建造了一座显灵宫，其中一座大殿容纳了据说这位创始人的26尊天将塑像。永乐皇帝的继任者们扩建了寺院，并且由皇家——而不是由礼部——定期提供费用。不过，这种信仰没有被世人接受。
明朝的统治者，还沿袭了元朝与高级的蒙藏喇嘛之间建立的捐助关系，永乐皇帝邀请他们来到京城，赐予他们等级和头衔，并提供正式的俸禄和定期的供品。清朝的统治者，也通过举行汉人的宗教仪式来赢得民心，巩固其最高统治权。皇帝对寺院的广泛捐助，形成了北京丰富多样的宗教建筑和文化。在紫禁城内，有相当多的殿堂举行过宗教仪式，清代的官僚们对在宫内举行道教、佛教、藏传佛教或满洲萨满教的仪式，没有提出过异议。慈禧太后因信佛，最后还以老佛爷自居。
在今天所能看到的皇家寺院中，规格等级最高的无疑是雍和宫。这里最初是康熙皇帝为四子胤禛修造的贝勒府，后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贝勒府也跟着升为雍亲王府。1723年，雍正继承皇位，这里成了龙潜之地，无人敢用。雍正三年，它被改造成皇帝行宫，正式命名为雍和宫，而它的真实用途是作为皇帝的特务机关粘杆处的驻地。
雍正十二年，雍正皇帝下令将雍和宫改为黄教上院，供蒙藏僧侣居住。一年后雍正驾崩，停柩于此，因此整个建筑群重加修缮，将亲王的绿琉璃瓦换成皇家的黄琉璃瓦，单檐歇山顶改为御用的重檐顶。此后，雍和宫正式被当成喇嘛庙，成为清朝中后期全国规格最高的佛教寺院。如今，这里香火依然旺盛，每逢藏历文殊菩萨诞辰和佛诞日，都有法会举行。
明清两朝的城墙、城门、宫殿、园林、寺院，都曾创造过辉煌的建筑和艺术成就，也许建造的初衷是为帝王维系政权、治理社会、安图享乐而服务，但却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帝都北京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格局。
撰文/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