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23 02:31:14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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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南柱 “金智英”戳破了社会性别的面具

2019-11-23 02:31:14新京报


赵南柱 1978年出生于首尔,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毕业。2011年以长篇小说《倾听》获得“文学村小说奖”;2016年以长篇小说《为了高马那智》获得“黄山伐青年文学奖”;2017年以《82年生的金智英》获“年度作家奖”。图片来源/Minumsa


《82年生的金智英》
作者:[韩]赵南柱 译者:尹嘉玄
版本:大鱼读品|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当《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出版时,没人想到它会在东亚三国引起轰动,起初人们预估它的销量仅为8000册,今天这本书不仅成为了罕见的现象级畅销书,还因为女性艺人的推荐和同名电影的上映引发了丰富的议题讨论。时至今日,“金智英”这三个字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学文本本身,它融合进韩国乃至东亚的性别平权运动之中,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我们都是“金智英”

  赵南柱在回答问题时,措辞很谨慎。问及韩国女性的处境,她说性别平权运动一直在推进之中,问及韩国#Me too运动的进展,她说韩国算是开展比较积极的国家,有一定的成效。

  在接受韩国网络书店“Yes24”的采访时,赵南柱说自己在当小说家之前表达就非常小心谨慎。但当有人说“这种事情爸爸来做最好”,“这种事情还是应该男人来做”,赵南柱会说:“我们家这件事是我来做。”“也有很多做得好的女性。”赵南柱不喜欢让别人感到不舒服,但为了让孩子以后能过上平等的生活,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故事也为此而作。

  一个女孩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会经历多少坎坷?赵南柱用一本近似“流水账”的小说做出了回答。金智英,1982年出生,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80年代是韩国历史上重男轻女较为严重的时代,虽然韩国推行了很多保障男女平等的制度,但无形的观念仍然压迫着“金智英们”,困于迷宫的中央,永远找不到出口。

  文学作品的主角往往具有值得关注的特殊性,而金智英普通到你在阅读小说时无法勾勒精准的形象。构成金智英人生的无数细节,来自于赵南柱广泛搜集来的具有普遍性的现实素材,这些故事普遍到,即便全部集中于一位女性身上,也让读者感到无比真实。

  “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着要保守、行为要检点,危险的时间、危险的人要转角懂得避免,否则问题是出在不懂得避免的人身上。”《82年生的金智英》中如是说。

  写作,一场针对“言语暴力”的反抗

  韩国女性的就业曲线,随着年龄的上涨呈现字母M形状。30-35岁的女性会自动放弃职场。直到孩子不需要24小时看护,或者家庭出现经济危机,女性不得不再次就业。相比较男性为家庭挣得的收入,女性在家务和育儿方面的付出被严重低估。这为“妈虫”之类的侮辱性名词提供了土壤。

  “妈虫”原意指没有带好小孩的年轻妈妈,后用来贬低没有收入、依赖丈夫的全职母亲。攻击者认为,全职母亲只会把自己打扮得时尚亮眼,在丈夫不在家时带孩子出门拍网红照片。被“妈虫”提法刺激到的赵南柱,开始动笔写金智英的故事。起初她完全没想到这本书能登上畅销书榜。她像每一个默默无名的作者一样,写完书稿,向出版社投稿,等待结果。随后,美誉与攻击同步而至,赵南柱亲眼见证了自己的作品,如何在那张无形的性别网络的束缚下,成为了恶评的众矢之的。

  赵南柱的写作,是一场针对言语暴力的反击。平淡无奇的文字,拥有让人陷入沉默的魔力——“金智英”式好女孩的一生,在不公平前的隐忍,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在经历的日常?“金智英”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把戳穿当时韩国社会伪善面具的利剑——为什么男性推荐《82年生的金智英》就能获得赞誉,而女性推荐就会被群嘲?小说中集中体现的对日常女性行为的规训话语,歌颂母亲牺牲与伟大的话语,一次又一次为男权赋形。

  然而不同于流行影视作品中决绝的反抗姿态,赵南柱的反抗是温和的。她写作时想到的是女性之间的互助,想到的是给予正处于迷茫中的女性以慰藉。“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到各种限制和差别待遇,导致没有办法获得相匹配的成就,甚至认为那是因为自己无能而深感自责的女性,希望她们在阅读本书之后,可以获得一丝安慰。”

  【对话赵南柱】

  新京报:小说在韩国成为现象级作品后,得到了很多男性成功人士的推荐。但女性偶像推荐它,却遭到了粉丝的谩骂,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赵南柱:对男性、女性发声的不同表现,体现了大众对两性发声的不同态度,这也反向体现了我要写这部小说的原因。

  新京报:你的生活是否会因为小说的恶评而受到影响?

  赵南柱:在网上确实有很多人攻击我,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影响。看到网上的评价,不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有很多人的留言完全没有根据。看到以后无法当完全没有事情发生,但是还好。

  新京报:你看到了哪些恶评,能举些例子吗?

  赵南柱:有的人说,你写的这些内容太夸张了,怎么可能一个女生一生中会遇到那么多的事情。

  新京报:你会反击那些毫无根据的评价吗?

  赵南柱:没有,无视了。(笑)

  新京报:小说的创作源头,是2014年韩国“妈虫”事件。它是如何在韩国流行起来的?

  赵南柱:韩国网络中,人们会在不喜欢的事物后面加一个“虫”字表达厌恶之情,这带有玩笑的性质。比如有些学生吃饭吃得很快,就会称呼他们为“即食虫”。虽然网络中有很多厌女词汇,但是“妈妈”一直以来是比较神圣的。“妈虫”这个词的出现,代表对女性的厌恶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后来事件逐渐发酵成社会问题,不再是一个玩笑。

  新京报:对于这些侮辱性词语,韩国女性是如何反抗的?

  赵南柱:女性采取了类似的行为进行反击,希望男性也体验一下我们女性被这样评判的感受。但是女性创造的词汇不是侮辱性的语言,比如把“韩国男人”叫成“韩男”,让他们体会一下被贴标签的感受。

  新京报:小说的写法很像一部纪录片。为什么选择用这样的写法来创作?你如何看待它相关的文学性与虚构性争议?

  赵南柱: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本感性的小说,而是能客观、理性地看待它,所以我使用了枯燥、普通、简单的语言去叙述它。我写作注重的是想要表达的内容,至于它属于哪种类型、哪种题材,我觉得并不重要。写作风格是根据我想表达的内容来进行选择的。《82年生的金智英》的叙述风格,只应用于这本书中。

  新京报:作为创作者,你对“金智英”是什么感情呢?

  赵南柱:“金智英”这个人物可以理解成一个社会的大框架,很多人都生活在这个框架内,所以会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写作中,我和“金智英”也产生了很多共鸣,也看到了我过去很多经历。所以在写结局的时候我很痛苦,因为“金智英”到最后没有找到答案。

  新京报:如果现在有机会重写结局,你会改掉这个结局吗?

  赵南柱:小说是在2015年写的,当时的社会想不到有什么改变的方式。但是这几年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女权也得到了重视。2019年电影版的结局和小说结局不同,金智英身边的人都去理解她,帮助她。她也积极地去寻找解决的方式。

  在创作过程当中,我有时候也会反省我是不是把女性过于单一化了。以往很多作品所呈现的女性,通常以进取、积极的形象示人。但女性首先是一个“人”,她可能是坏人,也可能会犯错误,不会那么完美。

  新京报:小说中金智英的丈夫算不算一个“好丈夫”?

  赵南柱:我想把他写成一个好角色。他出生于一个保守的城市,做着保守的工作,但他相对于其他丈夫来说已经比较理解妻子,愿意帮助妻子。但是韩国读者中有很多人不认为他是一个“好丈夫”。比如在家务劳动中,他不会主动分担,认为男性做家务是帮助妻子做事。另外当金智英生病或者遇到其他困难的时候,他不会采取具体的帮助妻子的行动。虽然他没有家暴等不良行为,但是他也没有起到一个“好丈夫”应该尽到的责任。

  新京报:你的家庭生活也是如此吗?

  赵南柱:我的丈夫和小说中的丈夫一样,对家务也会说“我来帮你做”。但在书出版以后,他也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吕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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