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刘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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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魅

“祛魅”一词是韦伯思想中最常被提及的概念之一。韦伯认为，“世界祛除巫魅”是一个社会理性化的重要标志，这意味着曾经崇高的价值逐步隐退。比如，在原始的“图腾时代”，自然往往被赋予了神话的象征，现代人却可以运用高度发达的理性以及先进的技术手段揭开自然神秘的面纱，将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祛魅”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过程。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使得人们异化了原本追求的目的，而逐渐将工具/手段视作了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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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伦理

我们如何评价一个行为是否正当？韦伯把对一个行动的伦理评价准则分为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责任伦理的准则认为，一个行为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完全由于行为带来的后果；信念伦理的准则主张，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内在于”这个行为本身所依照的一些终极的原则，与行为后果无关。以责任伦理为准则行动，要求人们充分考虑行为可能导致的种种后果，对各种后果的应对方案进行提前的精密安排。韦伯认为，尽管信念伦理的追求十分纯粹，但人毕竟生活在尘世之中，根据责任伦理行事往往更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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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

韦伯对“官僚制”（bureaucracy）的研究直接启发了现代组织理论和组织社会学的发展。官僚制一词从18世纪开始就已经被使用，而韦伯主要以此特指在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官僚制的组织拥有详尽的法规条文作为组织成员的行动指引，同时职务人员高度专业化，权责极为分明。

官僚制排除了个体意志对公务执行的干扰。这使得官僚制在高效地组织与管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一定的优越性，但它本身也可能孕育出一种非理性的“官僚主义”。官僚制的发展是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重要体现，同时也助推了这一症候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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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宗教

韦伯认为，儒学在中国历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深刻而持久的作用，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儒教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出一种“入世理性主义”。然而，儒教也与基督新教等宗教的理性化程度有比较大的差距，儒教本身缺乏一种对彼岸价值的真正兴趣，无法进行彻底理性化。在儒教影响下，中国培育出一种深厚的传统主义，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偏向于非理性的人治而非法治，也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

韦伯认为道教和儒教都言“道”，但道教的“道”是世界唯一的本体，与“人事”并无关系，理解“道”的关键是通过神秘主义的修炼弃绝现实生活。人们通过炼丹术等方式寻求长生不老、与自然同化，客观上也促进了化学等经验知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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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斯玛

韦伯将“卡里斯玛”（charisma）这个概念引入了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最终使之成为学者和大众媒体的常用词。韦伯认为，人类历史上统治者执行统治的正当性来自于三种合法性统治形式：传统型统治、法理型统治和卡里斯玛型统治。卡里斯玛型的统治依赖于人们对某些具有超自然、超人力量或品质的个人的追随。卡里斯玛型统治是动态和不稳固的，它也因此往往成为另外两类统治类型之间转换的中介。卡里斯玛式的领袖在理性化时代依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乔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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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是韦伯用于分析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概念，指的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化和概念化，它从一定的价值立场出发，将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社会现实加以筛选，并在这些筛选出来的现实间构建起一定的联系。韦伯曾以“手工业”这个理想类型举例，这个理想类型的形成来自于我们对历史上出现的多种多样的具体手工业者的特征的挑选。

理想类型之所以“理想”，恰是由于它构建的事物间的联系与现实有着距离。韦伯在此为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它不是社会历史本身，而应当服务于我们认识社会历史。

作者｜李永博，刘亚光

编辑｜李永博，肖舒妍，张婷

校对｜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