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吴剑文
通常意义上，远藤周作被视为宗教作家，表象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孜孜不倦地探讨基督的信仰问题。远藤周作十岁时，因母亲的影响而受洗，这并不符合大多数人对日本作家的整体印象，因此也就成了他难以抹去的标签。然而，他虽然没有放弃这一宗教信仰，但某种具象的宗教形式显然不是他所依怙的对象，而是审视和叩问的心灵对境。
远藤周作的东方信仰
对宗教信仰者来说，他们为了从人生的虚无状态中超拔，期望获得好的生命品质，须从已有的信念出发，让信念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个信念与经验世界的认识无关，所以人不需要从怀疑一切开始对信念进行检验，只需凭意志实践即可。显然，远藤周作不属于这样的信仰人群，他的创作不是在推广某种救赎或恩典仪式，而就是从怀疑出发。他感兴趣的是，在我们所遇因缘不断迁流的环境下，超越的信念还有怎样呈现的可能。
他是一个头脑灵活的快乐主义者，自承“并非可以实践禁欲主义的人”，他不会为了实现某种宏大的目标而放弃一部想看的电影，而是选择尝试一切、享受一切眼前的愉悦。这并非说他拒绝追求目标，他只是拒绝接受任何他人规训、固化的方式，诸如受难或忍耐。对他而言，随着境遇变换，每个具体的不同的人，总有对他而言更好、更合适的办法达到同样的目的：“模仿强者的办法未必总是好的，你的脑海中必定有自己的智慧与方法，就像我一样，它会让你与强者一同生存下去。”
日本人一贯崇拜强者，武士道经典《叶隐闻书》，开篇写道：“武士道即迈向死亡之道。”在他们的观念中，勇敢高于一切。一个人为了所践行的道而毫不犹豫地迈向死亡，当然是值得感佩的。这在西方，仰药的苏格拉底、钉十字架的耶稣，都是例证。然而，这“道”是什么，东方武士道与上帝之道有着本质的区别。苏格拉底、耶稣的道，都带有超越世间的性质，他们殉道的指向，是终极性的不变的所依。日本的武士道，信仰的却是儒家的价值观，新渡户稻造总结为“义、仁、礼、信、忠、勇、名”，由于“敬鬼神而远之”，其信仰并没有超越世间的性质，而是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指向具体的因而不断更替的统治者。
《叶隐闻书》，[日]山本常朝 口述；[日]田代阵基 笔录，李东君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信仰的指向不同，其间的误解、矛盾，也就在所难免。远藤周作选择日本德川幕府初期为时代背景创作的小说《沉默》《武士》，便集中探讨了东方语境模式下，超验的个人信仰如何安置的问题。
《沉默》：17世纪的德川幕府
基督教于16世纪中期在日本传播，战国乱世，是新思想赖以存活的环境，这一切终结于德川幕府建立。由于千年的消化融合，神道、佛教，能在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找到合理的位置，然而基督教还没上过这一课。信仰基督教，就意味着治下百姓的心灵不能完全纳入权力的主宰范围，而一切颠覆稳定的行为，其青萍之末必然先诞生于异于权力的观念，禁教也就为幕府势在必行。
《沉默》的故事，就发生于德川幕府全面禁教的17世纪初。在日本传教的神父，遭到残酷迫害。此时，葡萄牙神父费雷拉弃教的消息传到欧洲，费雷拉的学生洛特里哥神父偷渡日本，希望査明真相，旋即被捕。幕府一面对信徒用刑胁迫，一面安排弃教的费雷拉劝说。最终，洛特里哥无法忍受信徒们因自己的坚持而受“穴吊”酷刑，于是踩踏基督像弃教。
《沉默》，[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新经典 | 南海出版社，2013年5月。
《沉默》是西方“约伯记”传统的东方续篇。在西方，上帝对人的考验，假手于撒旦，《浮士德》《大师和玛格丽特》都继承此传统。然而，无论德国还是俄国，都是基督教影响覆盖之地，上帝、耶稣、撒旦在其中出现，理有当然。然而当时的日本，民众另有神祇，武士信仰权力，上帝在这片土地如何“化现”，本就是问题。
古代日本，权力的力量大过宗教的力量，上帝在这块土地被剥夺了话语权，从而“沉默”。书中第八章，洛特里哥踏像弃教，耶稣的面孔本是他心中最美、最高贵的东西，现在，他却要用脚践踏这张面容，于是喊出“好疼啊”。幕府翻译回应说：“只是形式罢了。形式不都无所谓吗？形式上践踏一下就行了。”也即是说，神父的内心到底怎么想，他的“敌人”根本无所谓，不需要在灵魂深处革命，只需形式上做出幕府认定的“弃教”之举，就可过关。神父似乎完全可以内心拒绝，而表面作为一个形式上的弃教者存在。这在东方文化中，叫作“外不殊俗，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
权力社会可以容忍虚伪，因为权力是人对人影响力、控制力的体现。能够让对方不得不虚与委蛇，这本身就是权力强大的象征。而只要其他人相信了这种虚与委蛇，三人成虎，那么权力控制便得以成形。可这种内外分裂的“信仰模式”，不是西方神父能接受的。因为，在宗教向度上，如果一个人内外不一，其他人又如何相信他们的言行呢。一旦无法辨别言行真假，终极信仰又如何具有对普通人的引导力呢。而一旦信仰在人心中不具有终极确证的意义，那么信仰任何事物都行，又何必选择某一种宗教呢。
据说，日本信仰宗教的人数，是总人口的两倍。这样一个看似荒诞的数据，说明就信仰而言，日本人有着过于独特的理解。即便再宽容的宗教，只会做到尊重选择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但绝不会认可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多种宗教。每个宗教的独特之处，就是他们不同的见地。正如东南西北不能被合并为一个方向，同时选择两个乃至多个方向，那就哪儿也去不了。同时“信仰”两种乃至多种宗教，本质上等同于一种宗教也不信，“宗教”对于他，只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填充物，好比墙上的饰品，尽可以随大流更换。
西方人“误认为日本人变成了天主教徒”，其实日本人只是“把我们的神依他们的方式扭曲、变化，制造出另一种东西”。而“把经过美化、渲染的人称为神，把跟人同样存在的东西叫做神”，这样的神也就没有超越意义，与上帝已没有关系。当你呼唤上帝时，只是对着一个被自己贴了上帝标签的对象，上帝又如何回应你？“呼唤者与被呼唤者很少相互应答”。这是悲剧，但在《沉默》里，它又是荒诞剧：或者是你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或者，干脆是你拨错了电话号码。《沉默》中的费雷拉神父，正是发现了这一点，从而走向弃教之路。
如果没有了外在形式，信仰如何安置？费雷拉说，“毫无疑问，即使基督本人也会为了他们弃教。”在这里，如果基督本人象征纯粹的信仰，那么信仰的核心，就是“为了他们”，而非“教”。只要“为了他们”这一核心精神在，教的内容即在，而弃“教”或取“教”，都是这一教的内容的不同显现而已。立足于此，他们就可以另一种形式，在东方重建信仰大厦。
《武士》：叩问内心的坎坷道路
那么，天然误解着上帝的日本人，又怎么办呢？他们在这片新服务区，拿着传抄错误的电话号码，能否与上帝相遇？这也是“非自觉”受洗的远藤周作本人，必然要叩问的问题。
《武士》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路彷徨在稀里糊涂中已经信奉的现世信仰（武士道）与被迫接受却慢慢融合的宗教信仰之间。刚毅木讷的武士，本欲在德川幕府的和平年代平凡终老此生，但某天接到主上之命，前往西方。为顺利完成主上任务，武士在西方接受了形式上的洗礼，却在回到日本后因入教受到审问。虽然武士辩称自己是为忠于主上受洗，并无信仰宗教之心，但在一系列的冤屈中，他慢慢发现“那个男人正在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武士在心中默默接受了信仰，并被处决。
《武士》，[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可以文化 | 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
武士在非自愿的情况下接受洗礼，许多日本人在误解的情况下皈依基督，这一起步便错的开始，能否最终导向真实的信仰？远藤周作认为，武士从海外归来被现世信仰抛弃形单影只之后，武士首先与之对话的，便是悲惨的耶稣。因为，在人内心的某个角落有一种期盼，希望寻求一种一生都与我们在一起、不会背叛我们、与我们不离不弃的存在。武士“现在不知为何不像从前那么轻视他（耶稣），也不觉得有隔阂。甚至觉得这个可怜的男子和在转炉旁盘腿而坐的自己非常相似。”跟可以抛弃自己的外在主上相比，内在于自己的永不离弃自己的存在，是信仰最坚实的秘密和诞生地。
一个西方教士选择弃教，一个东方武士选择信教。教士抛弃了他熟稔的所有从西方学来的宗教表象，以弃教信道，武士从被迫安置的宗教名分开始，以真诚凝聚对基督的思考，在孑然一身时与信仰相遇。他们处境不同，但都学会了“沉默”，而沉默本身，或许就是上帝用沉默在东方实现的教导，它先被教士体验到，并最终被武士听到。在集体主义的语境下，或许只有先彻底地走向孤独，走向沉默，才能体会到真实，而真实，就是在一无所有中筑起信念的第一块石头。
作者 | 吴剑文
编辑 | 宫照华；王青
校对 |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