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特加·凯雷特（Etgar Keret），1967年生于以色列拉马特甘。其作品已被译成42种语言，并获颁以色列地位崇高的总理奖、法国艺术暨文学骑士勋章、全美犹太人图书奖等。著有短篇小说集《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美好的七年》《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等，绘本《长头发的猫咪男孩》《小小的王国》等。
埃特加·凯雷特成为了以色列书店失窃率最高的作家，以至于有读者写信希望他能多在冬天出书——这样冬日的羽绒服外套能为窃书提供一层厚重的遮蔽。与经典的以色列小说不同，凯雷特的作品并没有拘泥于以色列的民族性及历史信仰，他用有趣的幻想来串联故事中的以色列小人物，在现实之外捕捉人类心理意识中深层的悲欢情绪。欧洲媒体把他称为“以色列的卡夫卡”——这个描述其实相当不准确，因为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不会如此轻盈，充满欢笑与希望。
“我的故事更倾向于以个人为中心”
新京报：在波兰有一个你住过的特别窄的房子。能简单说说当时的状况吗？现在会不会偶尔怀念那个住所？
凯雷特：华沙的那个“凯雷特之家”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被称为世界上最狭窄的房子。他的设计者是波兰建筑师雅库布·什琴斯内（Jakub Szczesny）。作为小说读者，什琴斯内对短篇小说的形式非常惊讶——它简约短小，却在其中具备了一个故事所必需的一切。他尝试建造了很多与我的小说风格相似的建筑。
新京报：我以为你是出于困窘才住在那个窄屋子里呢。
凯雷特：在一段时间内，我是“凯雷特之家”的居民，但这个地方其实也对其他艺术家开放。每次参观那个地方都让我心潮澎湃，对我来说，它的隐喻意义要远远大于它作为一个建筑实体的物理意义。它是我诗意与美学的隐喻之家。
（注：位于波兰华沙的“凯雷特之家”。最窄处仅有0.92米，最宽处也只有1.52米。该建筑并不符合《波兰建筑规范》，但作为一件艺术装置而存在于两座大厦的空隙之间。2012年建造完成后，凯雷特成为该房屋的第一个使用者。）
新京报：那作为一个以色列作家，你对A.B.耶霍舒亚的小说有什么看法——恕我直言，我有点无法忍受他在文学中过于强烈的民族观点。他把耶路撒冷视为所有人必然的精神归宿，并且有不容外来事物玷污的感觉。
凯雷特：耶霍舒亚是和我截然相反的那种作家。他写的都是那种厚重的历史小说，而我更偏爱简约的短篇。而且，像大多数以色列作家一样，耶霍舒亚一直在试图讲述整个国家的宏观故事，并创造一些民族叙事。而我的故事更倾向于以个人为中心，关注个人与个人间的互动，为那些在社会和国家的主流音调中迷失了自我位置的人提供主观叙事的视角。
新京报：这是因为经历不同的原因，还是因为你想要用另一种目光看待历史。
凯雷特：我是在社会主义环境中长大的，通常，这种环境下的人对关于不同事物和陌生奇特的人的故事都没有什么耐心。在我的故事里，我努力为那些不懂得生活游戏、被牵制、被遗忘的人发声。在媒体上我们听不到这些声音，他们被视为失败的人或者“输家”。但对我而言，尽管有时候我也会对这些角色提出批评，但他们依旧在最后的底线上挣扎，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个性。这有些可悲。在我的故事中，这些坚持个人世界观的尝试永远是值得同情和赞美的。
“世界做得很糟糕，但世界可以做得更好”
新京报：这种乐观的生活心态是来自您父亲的影响吗？
凯雷特：我们受到父母的意识形态和教养的影响。我父亲十几岁时就经历了大屠杀，对他来说，要生存就必须拥有乐观的世界观。当时，他的家人在地下挖了一个洞，躲藏了600天以上，他唯一能继续前行的方法就是说服自己——情况会越来越好，并且不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看到的可怕暴行如何，他还是相信，人类至少在本质上是善良的。很多时候，我并未能继承他对生活的乐观，但是当我写作时，我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我的故事都非常需要我自己提醒自己人类存在的潜在好处。
新京报：那你在政治上是否是悲观的。
凯雷特：我对世界的普遍看法是，世界做得很糟糕，但是世界可以做得更好。
新京报：如何调节这种生活乐观与政治悲观的矛盾呢？
凯雷特：在以色列，总理和政府可能是非常种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人民秉承同样的信条。我坚信不疑，许多被灌输憎恨我们邻国的同胞们可以超越恐惧，忘记我们过去的战争，我们可以并共同建立一个崭新的，更富人道主义的中东。
新京报：你在孩子身上又得到了什么？在你的很多作品中，儿童视角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凯雷特：当一个人想要感知世界时，孩子们具有的最大优势是他们没有受过规训，所以可以按照真实的样子看待世界，而不是像我们教的那样用理所应当的方式看世界。比如说，当我和我的孩子同时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时，我们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我已经将那个人标记为“举目无亲”，然后如果我的口袋里有一枚硬币的话，我会把它翻出来放到他的铁杯里。而我的孩子看到的则不过是一个肮脏的赤脚男人站在一块纸板上。我认为通过写作与孩子的灵魂建立联系这一点，给我自己的内心带来了许多益处。
“不存在‘误读我’的情况”
新京报：在创作小说时，情节是如何在你脑中运作的？比如说，父亲可能变成了兔子，但你仿佛并不在意故事结尾时，兔子到底意指着什么。
凯雷特：如果我提前知晓故事的结局，那么我就会丧失写作的热情。我写故事的主要动力是好奇这些故事会将我引向何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我也是我自己故事的读者，因为要是我不把那些句子写出来，我就永远不知道故事的下一步会怎么发展。
新京报：创作这个故事时，你真正养的那只兔子在旁边干什么呢，在盯着你写作吗？
凯雷特：恐怕它早就睡着了。我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声音似乎正好能抚慰它入眠。
新京报：要是有人非觉得小说里的动物代表了某种固定的隐喻，或者潜意识的暗示，你会觉得这是误读吗？
凯雷特：对我来说不存在“误读我”的情况。读者是平等的伙伴，他们都有不同的阅读故事的技巧与方式。即使这个阅读方式和我完全相悖，我也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事情。
新京报：或许正是因此让你的书具有强大的亲和力——你成为了以色列书店失窃率最高的作家。
凯雷特：唔……当然，我反对盗窃这种行为，不过我也挺受宠若惊的。你看，那个人的口袋里都没有钱了，还要冒着风险来偷窃我的小说，这证明我的故事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
采写/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