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说“秋高气爽”“秋色宜人”。秋天，总是令人向往的。即便在这个外部世界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的秋天，在书籍那里，我们内部世界的好奇心，以及以此为起点的感受、思考或顿悟都依然在继续。本篇为书选“人文思想类”书目推荐语，共15本。

自印刷术革新并塑造近代人类史以来，书籍便普遍不断被寄托，被期待。人们渴望在文字和图画上理解人的内部世界、外部世界，找到观念的力量，靠近一切美好的、有爱的、有趣的事物。这一渴望不分地点也不分季节。

现在，并不平凡的2020年转眼已到深秋，我们一如既往做季度书选，从文学、艺术、社科、经济、历史、思想、儿童、教育、新知等领域进行筛选，最终打破类别之分，推出秋季书单，共34本。所选之书出版时间范围为今年7月至9月，少数为6月。之所以选择了它们，是因为它们在同期新书中比较具备发现议题的提问意识，或卓越不羁的文字想象力。

遴选、撰文｜书评周刊编辑部

人文思想类（15本）

推荐理由：中东是当今的战略要地，也是纷争之地。在这一百年间，战争、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大国干预、民族矛盾在这片土地上轮番上演。而所有的这些，都要追溯到一战期间和一战后英国、法国和俄国等大国对中东地区所做的一系列安排和决定。

波士顿大学教授戴维·弗罗姆金所著的《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就是揭开现代中东乱象之谜的历史著作。跟以往写现代中东形成的史书不同，以往的史书大多只关注英国或法国在现代中东形成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弗罗姆金将这一问题置于英俄十九世纪中东“大博弈”的广大框架下出发，还将俄国统治下的中亚作为“大中东”的一部分加以考察，颇有创新性地认为现代中东的形成过程其实是英俄“大博弈”的最高峰。

此外，与其他中东史著作多关注表面上的政治事件不同，这本书还通过大量的一手历史文献和档案，深入地揭露了一战期间各国秘密外交活动中精彩的博弈过程，以及各大国政府内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是如何创造出了现代中东的。这也是这本书的创新性所在。

推荐理由：概念通过语言赋予事物以意义，所谓概念史，简而言之，正是语言生成的意义在历史中的积淀和流变。方维规的这本《什么是概念史》，可以说是一本“概念史”的“概念史”，对概念史这一历史研究领域的起源、发展、演变进行了条析理剖的分析。概念起源于对日常词语的反叛，它以理性逻辑之名，从日常词语中抽离出来，以精准的方式对专业术语进行定义，生成概念文字。而概念之生成，同样不能脱离语境。唯有在语境下，才能判断这一概念所指向的意义。

如果说社会学为概念史研究提供客体，那么费弗尔、布罗代尔、勒高夫这些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又在概念史中加上了心态的维度，提供了主体。概念毕竟是基于人的意识而创生的词语，它既无法脱离开社会、时代环境来进行自我表达，亦不可能脱离人的意识本身而存在。

对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如同中国式的考据，只是考据的对象是所谓的“概念”，这也使得概念史的研究可以无分畛域，兼容并蓄。概念史通过勾稽往昔时代的社会环境，借助概念的意义来体会过去的历史，检视过往的经验。概念史就像古罗马的双面神雅努斯，同时观照内部与外在。即使对那些不从事概念史研究的历史学者来说，这种内外并观的历史视野，同样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维度——如果它不仅仅是玩弄术语和辞藻的话。

推荐理由：战争从表面上提供了一种正义与邪恶，英雄与魔鬼的世界观。纵然事实情况是正邪之间有着漫长的灰色地带，但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仍然以其清晰明了而被人们广为接受。一如基思·罗威所发现的那样，战后的世界虽说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多元，但这种二元论的思维却根深蒂固，人们也是按照这一观点纷纷站队。二战之后的世界迅速进入冷战，美苏两大阵营分门别派，各自给对方贴上邪恶帝国的标签。

那么，消除恐惧的方法，必定是自由吗？自由这个词语，在战时的世界是鼓舞人们反抗暴政的旗帜，而在战后，它却常常遭到别有用心的扭曲。本当“免于恐惧”的“自由”，时时被左右，成为带来新的恐惧的源头。那么人类真的走不出这一恐惧的循环吗？基思·罗威给出了一个清晰明了的解决方案：“除非我们自己能够与自那场大战以来就伴随着我们的创伤和失望和解，否则我们注定会重犯过去的错误。我们会继续对自己讲永远不会犯错的英雄，以及作为邪恶化身而无可救药的魔鬼的故事。我们会继续将自己想象成殉难者，所受的苦难让我们神圣无比，并证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自有道理，无论那些行为有多邪恶。我们无疑还会继续用二战的语言来表述那些神话。”时间的指针是在移动，但表盘还是那个表盘。除非我们能改弦更张，否则将永远无法摆脱这个轮回。

推荐理由：本书是作者过去十几年中的若干考证文字的汇集，副标题名为“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与许多市面上同样聚焦于这段历史的作品不同，《叶落知秋》更多关注了严复、梁启超、刘师培、陈寅恪、胡适、阎锡山、南桂馨等人物此前被忽略或被既有历史叙事遮蔽的面向。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在我们惯常的历史叙述中，往往会将其定位在《新青年》或是白话文运动，但经过作者细致的史料爬梳，我们会在书中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同基督教之间的关联。

作者张仲民曾著有《种瓜得豆：晚清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近年来致力于通过阅读史的视角研究中国思想史。在他看来，过去的历史研究常常关注的是思想、文化自身的情况，却不太考察其如何被大众接受、如何在实践中运作、如何同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相较之下，阅读史研究恰恰是着眼于后者。在《叶落知秋》中，作者也运用了这一视角，通过对杨翥的《吾妻镜》及其读者的分析，揭示了这部作品在清末新的性道德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推荐理由：陇关道，自陕西关中越陇山以达甘肃陇东的道路。这是一条常有人走的道路，也是一条被时间湮没的道路。一代又一代行者的足印盖过了上一代的足印，历史一如尘土积淀，唐盖过汉、宋盖过唐、明清又盖过宋，直到现代，又盖过了明清留下的遗痕。巍峨的城阙变成残垣断壁，残垣断壁变成记忆的旧影，存在的痕迹被时间湮没。直到真实存在过的一切再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

胡成的《陇关道》正是这样一部追寻湮没的访古行记。与常见的追忆汉唐雄风的写法不同，作者将目光投向了距今并不久远的明清及至近代。尽管此时的关陇大地早已辉煌不再，但历史的沉淀却仍在继续。西安的金胜寺、扶风的大佛寺、陇州的开元寺、秦州的文庙，等等，它们见证过辉煌，也在衰败中追忆过去的时光，最终迎来湮没的命运，或是只剩几幢与昔日煊赫身份不想般配的残存建筑，或是只剩下一个地名。碑碣镌刻的文字，笔札方志中的记载，对今人来说，可以说是追忆中的追忆。然而，那些现实中已经不再的人和物，却因志书笔记中的只言片语留存至今——易于朽坏的笔墨纸张，反倒比常被形容坚固不变的砖石更加久长——胡成的《陇关道》捕捉到的，正是这种湮没与遗存之间的无常。

推荐理由：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文化声名远扬，许多国家都会派遣唐使来唐学习。唐朝似乎是中国朝贡体系的高光时刻。不过，唐史专家王贞平在《多极亚洲中的唐朝》里，却颠覆了我们对唐朝的想象。

王贞平富有创新性的认为，唐朝的世界是一个多极世界，而远非一般学者所想象的单极世界。通过大量详实史料的考据，王贞平认为，唐与突厥、回鹘、朝鲜、南诏、吐蕃等周边政权是一种“互利”与“相互依存”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周边政权之所以朝贡，是因为合乎国家利益。许多政权在学习唐朝的过程中也产生了类似唐朝的自我中心意识。一旦形势有变，以唐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就被打破了。

除此之外，王贞平还对唐朝的外交思想进行了周到的考察。他发现，唐朝的外交思想并没有像许多著作认为的那样，讲究儒家的“德”和“义”，而应该被总结为一种“多元实用主义”。另外，王贞平还揭示出唐朝在对外关系上，在中央和地方存在着双重管理体系。这些独到的见解都为我们如何看待朝贡体系提供了启示。

推荐理由：在传统叙述话语下，中国女性在近现代逐步走向解放；在近现代革命叙事里，妇女解放是重要的历史环节；在民国八卦史中，天乳运动、娜拉出走等事件成为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这些扁平化的进步主义线性叙事下，中国女性的社会叙事仍处于传统社会意识和现代父权制框架之下，忽略了女性主体角色的心声与经验，以及社会转型和时代剧变带来的新思潮和新观念是如何影响中国女性的日常生活。

《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从婴儿哺育方式的社会变化入手，扫描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形塑过程和生活经验，探讨了二十世纪前期时代转型中的中国妇女在家庭内外是怎样的处境，以及在女性与社会发生互动时的性别意涵。从强国保种到科学育儿的社会变迁下，女性是否能够自主选择，还是依然身处于父权制社会建构的性别角色？从婴儿哺育的家庭生活到哺育方式的社会变化，近代母亲角色的形塑究竟缠绕着怎样的话语建构和历史语境？当我们着眼于公共领域的女性解放叙事时，家庭内部等私人领域的女性在近代经历了怎样的经验？本书从近代中国哺育史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反思。

推荐理由：近现代左翼诗歌，因其政治性倾向而被研究者所忽视。《有声的左翼》以声音、节奏等音响装置为视角，从节奏韵律如何完成身体技术的角度，重新理解左翼文艺在近现代史中的角色互动。

左翼抒情主义以诗歌与声音为媒介，在听觉系统和音响结构的语势节奏下，通过恢复抒情诗与音乐之间的历史关联，让诗学不再终结于作品的生产，反而延伸到了作品的流通和社会再生产：通过将抽象的政治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感官体验，形塑了动员大众的身体性参与历史与革命的可能性；在身体经验与集体情感的规律性反复传递中，召唤出了集体和阶级的政治身体。

作者康凌对历史中左翼听觉系统和音响结构的梳理和研究使读者了解到，在这其中，诗歌不仅仅是思想动员的文学性运动，更是借助声音技术塑造感官秩序的身体性动员，是近现代史进程中借助声音来塑造身体秩序，是一场以身体为媒介的思想改造与认同建构的路径方法。

推荐理由：环境危机是当代人类面临的重要危机之一。环保之所以那么难，是因为它还与全球化资本主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来反思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

人类学家罗安清在《末日松茸》里就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通过对松茸供应链的田野调查，罗安清尝试建构出一种新的认识论。松茸是包括人类在内多元物种共存互动所产生的意外馈赠。没有人类的干扰，就没有松茸的产生。这说明了人类与自然并非对立的。罗安清从松茸的生长环境和历史中，反思了当下许多环保理论中，环保等于人类要与自然分隔开的论点，并希望能寻找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方式。

此外，与其他只专注于环保主题的民族志不同，罗安清还尝试从松茸供应链中，抽象出供应链资本主义的原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罗安清发展出“攫取资本主义”的观点，批判了外包经济对自然的破坏和对第三世界的掠夺。这也给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化的未来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推荐理由：二战之后，日本帝国回归到日本国状态，战争体验多样性带来的不同战后思想，不同年代出生的国民会生发怎样的时代体验？在整体战的国民动员和绑架之后，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当年的作为，给战后日本的思想带来怎样的影响与分歧？《“民主”与“爱国”》以不同世代的战争体验及其历史影像为社会基础，以群众级知识分子的言论主张为思想基础，探讨了从战败到1970年代初不同流派思想形成的历史动因和社会背景。

在“战后思想”主轴之外，作者小熊英二特别梳理了爱国、民主、民族等关键概念的社会演变，探讨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竹内好等人如何从战争经验中生发出自己的思想和话语，从战后史学运动、战后教育运动等公共领域的话语战争，俯瞰了战后日本的政治流变、舆论思潮和群体运动等方面给日本社会所带来的变革转型之影响。

推荐理由：看过美剧《绝命毒师》的观众，一定会对剧中庞大又神秘的地下毒品交易网络印象深刻。无论是在影视作品，还是在时事新闻中，我们常常会以为，毒贩们的生存之道不是枪战血拼，就是每天与警察斗智斗勇，躲避执法者的追捕。《黑金世界》的出版打破了这种惯常认知，作者的深入调查告诉我们，冷酷无情的大毒枭跟普通公司里的CEO并没有太多区别。

作为《经济学人》杂志的商业记者，汤姆·温莱特之前并没有很多卧底调查的经验，却机缘巧合被派往墨西哥边境小城，冒着随时丧命的危险潜入这个黑金世界。三年的暗中调查让他发现，毒品行业可能是最易被经济学家忽略的暴利产业。同时，贩毒集团的行事逻辑很接近跨国企业，为了快速扩张，他们会向麦当劳借鉴“特许经营”的商业手段；为了打造良好形象，毒枭们也会为穷人提供住房，甚至建造自己冠名的教堂。这种独辟蹊径的经济学视角，也向读者揭示了为什么很多时候政府缉毒总是事倍功半。

推荐理由：计算机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重新定义了“媒体”。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于各类“新媒体”作品与文化形式的变革趋势时，俄罗斯媒体理论学者马诺维奇的《新媒体的语言》独辟蹊径，抓住了“新媒体”这一概念本身，将新媒体置于更大的现代视觉与媒体文化的框架中，揭示了新媒体在技术与文化方面的来龙去脉，也让读者得以重新认识新媒体语言的历史与理论知识。

马诺维奇综合借鉴电影学、艺术史、文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理论，系统化地比较与分析了新媒体在媒体历史谱系上的“新”与“旧”。同时，他并未拘泥于建设理论语言本身，而是考察了包括网站、多媒体、电子游戏、电影艺术等新兴媒体领域，为我们勾勒与归纳出独属于新媒体的维度以及创作范式，包括空间蒙太奇、影图、文化交互界面等“开创性”概念也在今天被学术界广泛使用。

《新媒体的语言》是马诺维奇最为重要的作品，自英译本面世以来，一直被视为数字媒体领域的圣经，不仅是电影学系的必备读本，也是了解新媒体艺术理论的关键入口。

推荐理由：有些国家或地区富裕、繁荣，而有些贫困；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有时增长，而有时停滞。这不只是由经济学家定义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日常的“谈资”素材，既可能是宏大的追赶叙事，也可能是菜市场或职场的个人经验。繁荣与贫困、增长与停滞之所以吸引人，也是因为人人即可谈论一二，做一番解释、分析，列出诸如文化、资源、制度或历史等因素，而每一项都难以被证伪。

作为读者，我们相信谁呢？我们受制于个人经验，谁的归因与我们的经历见闻相同便倾向于谁。除此外其实也有其他方法。李楠的《繁荣与贫困》提供的方法是扩大比较时间长度、增加比较的国家或地区数量。如果市场规模扩张能解释英国启蒙经济的崛起，却为什么无法解释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当时更强大的荷兰。如果宗教能解释欧洲经济增长，却为什么无法解释中国或日本的经济增长。通过较长历史、较多经济体的比较，他让人看到不同阶段不同流派解释体系的成功与局限。在众多因素中，他最关注的是历史经历、历史遗产如何造成不同经济体的经济社会绩效差异。这虽然是一本量化经济史之作，但其简洁明了的写作风格没有因此增加阅读难度。

推荐理由：什么样的翻译是最好的翻译，这个问题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最终答案，但翻译中值得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则是一个值得我们不断探讨的问题。对美国学者乔治·斯坦纳来说，翻译并不仅仅是简单地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他将“翻译”一词的内涵延伸到了现象学、人类学及更广泛的哲学层面，认为不同文明的本质和人类行为的丰富性正隐藏在语言的编码中，当两种陌生的语言接触时，它们之间所产生的障碍问题并非仅凭语言学家所能回答。斯坦纳认为，每种语言都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复杂世界，其中不存在“适者生存”式的逻辑，这种达尔文思想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适用，那就是语言灭亡时，这个语言所对应的世界也随之灭亡。因此，从文明多样性的角度而言，维护巴别塔的存在是必要的。

斯坦纳在书中援引了汉语翻译的例子，对西方世界来说，想把汉语翻译成英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是，某些并不懂汉语的非语言学专家却创造了另一种结果，例如庞德对汉语和中国的所知甚少反而使他在诗歌中发掘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英语表达方式。如何在巴别塔上行走，也许要比破除它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