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溘然离世，享年94岁。一代大侠，悄然离去。新派武侠，历史记忆，个人恩怨，民族大义，俱往矣。曾有人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老先生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金庸及其15部武侠小说，在一个世纪的华人世界里，确实大闹了一场，现在老先生安然离去，只留给众多金迷无限的哀思和不尽的留恋，也必然引发对武侠文学新一轮的热议。

金庸与法律的交集和法学情怀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1948年移居香港。成年以前的查良镛，因为家境较好、藏书丰富，得以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少年时阅读的《水浒传》《三侠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为其后来好打抱不平的正义个性形成了初期的铺垫。1936年，时年12岁的查良镛小学毕业，入嘉兴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师生迁徙至浙江联合中学。

早期的查良镛，已经有了匡扶正义、勇斗邪恶的萌芽。1940年，查良镛模仿英国作家卡罗尔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在学校壁报上作了《阿丽丝漫游记》一文，影射当时权势漫天的训育主任，因此被开除。后在友人的帮助下，转入衢州中学。1941年底，在衢州中学的学潮中，查良镛因积极反对训育主任，差点再次被开除。

1942年5月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查良镛考上了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国际法专业，然由于其对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不满，向学校投诉并对校方加以指责，又一次被勒令退学。被退学后的查良镛，依托表兄的关系到中央图书馆阅览组挂了个职衔，在拿点薪俸的同时，还能够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其中就包括司各特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大仲马的《隐侠记》，这对未成年的查良庸性格、个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成年后的查良镛，经历了短暂的法科插班及研修。1945年抗战胜利后，查良镛与家人一起回到浙江家中。很快，查良镛又去杭州《东南日报》做外勤记者，做了不到一年时间，辞职去上海，找到时任上海市法院院长、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的堂兄查良。根据自己在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经历和堂兄的介绍，查良镛于1947年进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插班学习国际法。

东吴大学今天已不存在，但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高校之翘首，“北朝阳、南东吴”之地位不亚于今天的北大、清华。1900年，东吴大学由基督教监理会在苏州创办，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1915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在上海昆山路中西书院原址成立，初称东吴大学法科，1927年改为东吴大学法律学院，1935年又改为东吴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是中国惟一系统讲授英美法的学院，亚洲第一所比较法学院，世界上最优秀的比较法学院之一。

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六位中国籍法官，都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但学籍档案归属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的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2000年苏州大学百年校庆前夕，金庸曾为母校题贺词：“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季札伍员陆逊范仲淹皆吴人中之可法者也。”

法科插班的查良镛，撰写的法科论文获得国际法权威重视。从时间上来看，虽然查良镛仅以插班生的身份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研习，但在那个战争动乱的年代，能够进入大学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何况他选修的还是难度较大的国际法。从学习的经历和结果来看，查良镛的第一学历当然属于法学。插班学习期间，查良镛对当时国际法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时年日本已经在侵华战争中投降一年有余，可是关于日本对华赔偿的问题久拖未决。查良镛就此发表了一篇《日本赔偿问题》的论文，分别从为什么日本要赔偿、应该赔偿多少、中国实际上能得多少、目前问题的症结等四个部分，论证了二战后日本对中国的赔偿问题，最后还代表中国对战争赔偿问题提出了三点主张。

《日本赔偿问题》一文，虽然篇幅不长，但逻辑严密、结构清晰、论证有力、针对性强，对一个法学院插班生而言无疑是非常难得的。该文原刊于《半月新闻（杭州）》创刊号（1947年），后收录于苏州大学法学院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文集《东吴法学先贤文录·国际法学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至214页）。1949年11月，已经走上新闻编辑岗位的查良镛，在《大公报》上发表长文《从国家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国际法论文，为新中国政府继承前政府在海外产权找到了充分的国际法依据。后来查良镛又不断有此类文章发表，并引起当时在东京的中国国际法权威人士梅汝璈的赏识。

金庸武侠小说故事的法律解读

童年一直渴望仗剑走天涯、行侠仗义，后来一直想成为外交官的查良镛，最后却成为了著名的新闻媒体人。在新闻战线奋力拼搏的同时，查良镛应友人之邀开始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结果却“无心插聊”，成就了武侠世界的特别江湖。查良镛成为金庸，源于一个随意的“帮忙”，却实现了华人世界大批成年人对童话的梦想和渴望。法学为第一学历背景，并未从事法学专业工作，鲜衣怒马中的刀剑江湖，却又时时显示出深厚的法学功底。以法律人的视角悼念金庸，从法学的角度回顾金庸武侠，别有一番情调。

金庸武侠小说富含依法办事、诚信守法的精神。金庸武侠描写的是一个个虚拟的人物在一个个虚拟的江湖中，进行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厮杀生活。但这个江湖并不是没有任何规矩，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江湖规则。江湖规则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威望，比如誓言，比如约定，都成为江湖中人共同遵守的规则。

看似木讷愚笨的郭靖，却是金庸武侠中的“侠之大者”。

《天龙八部》中的带头大哥、少林寺玄慈方丈听信慕容博的挑拨，误认为萧远山是来中原抢夺武学秘籍的时候，纠集了一帮中原高手去雁门关拦截，靠的就是威望。可惜的是，这里的威望被奸人利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射雕英雄传》中，木讷愚笨的郭靖和武学宗师西毒欧阳锋订立了一个“三掌立誓”之约，约定的内容是武功低微的郭靖要饶欧阳锋三次不死。尽管背后的黄蓉和鲁有脚多次唆使郭靖不必遵守约定，直接将欧阳锋杀掉算了，但守约的郭靖坚持依法办事，成为尊法守法的表率。《倚天屠龙记》中，赵敏和张无忌之间、张无忌与周芷若之间，都出现了“张氏约定三原则”：不违背侠义道德、于明教和张无忌的名誉无损、不碍于光复大业。至于《射雕英雄传》中全真教丘处机和江南七怪之间持续十八年的比武合同，虽然让江南七怪付出了六人生命和十八年时间的代价，但从法学角度必须承认他们这种诚信守法的模范效果。

金庸武侠小说孕育正当程序、公正司法的原则。法律的正当程序是一条重要的现代法治观念及宪法原则，起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在美国则通过系列判例得到发扬，并最终传播到世界各国，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取向。在英国，正当程序最早是贵族利用法律程序来限制国王的重要手段，是程序意义上的控权方法。在香港报界混迹多年的金庸，在有了亚洲第一所比较法学院的专业基础和香港英国法律体系精华的融合前提，开始将这种正当程序理念融入到武侠小说中。

《天龙八部》就记载了北宋中期的某日，一片杏子林中（估计应该在今天无锡附近），丐帮主持了一次隆重的开庭活动。丐帮的宋奚陈吴四大长老组成了合议庭，审理乔峰违约一案。丐帮大智分舵舵主全冠清担任检察院主控官，昭示此案已经由民事上升到刑事层面（起码是公益诉讼）。丐帮众弟子是陪审团，代表正义公理选择支持哪一方。段誉和慕容家的员工及亲戚算是旁听的群众。马夫人是重要证人，而后谭公谭婆等证人也相继赶到。虽然这个庭审从结果来看，大英雄乔峰变成了契丹人萧峰，并最终成为该书的悲剧性结局，但该案体现出来的通过程序制约统治者（丐帮帮主）权力的做法，无疑具备了早期的权力制衡、程序正义的效果。《神雕侠侣》中，金庸亦详细地描述了杨过与小龙女两人，在全真观后殿重阳祖师画像前跪拜成亲，重阳宫孙不二以及上下数百名道士，被迫成为观礼者的经典过程，两人的婚礼进程发展得神采飞扬，正如金庸所述“当真有俯仰百世、前无古人之慨。”

1997版《天龙八部》中的乔峰。

金庸武侠小说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念。因果报应是指事物的起因和结果是互相联系的，种什么因必然会结什么果。因果报应观念是宗教界特别是佛家特别提倡的。《涅盘经》上讲：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之报，现受苦乐之报；二生报，或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生报；三速报，眼前作业，目下受报。《太上感应篇》也讲：祸福无门，唯人所召。演变到世俗世界，则表现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观念是早期各国法律特别是刑事法律的基础，是刑罚的存在主要原因。刑罚是对犯罪之报应，着眼于已然之罪，犯罪事实不仅为刑罚之条件，而且为刑罚之唯一原因。根据历史的发展变迁，各国的刑罚报应主义经历了神意报应、道德报应和法律报应三个阶段。武侠世界中，侠客剑士显然是不考虑或者说不在世俗国家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但神意报应和道德报应却常常通过各种渠道得以实现。

《侠客行》和《连城诀》里的江湖，都是魍魉横行、坏人当道，这些坏人最后都不得好死。《神雕侠侣》中绝情谷谷主公孙止与铁掌莲花裘千尺，一对生死冤家，同时摔入悬崖双双身亡，生前多年的深度仇恨，死后却尸骨不分你我。《射雕英雄传》中老实本分的郭靖、《天龙八部》中善良木讷的虚竹，虽然历经磨难但都收获了好的结局。

　　1995版《神雕侠侣》中的公孙止与李莫愁。

金庸武侠小说背后的道义飞跃

自1955年《书剑恩仇录》开始，到1970年《越女剑》，金庸共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短篇《越女剑》）。

15部小说中，相当比例的内容涉及到各类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如《天龙八部》中的合同履行、婚姻出轨、刑讯逼供、卧底侦查等；《鹿鼎记》和《射雕英雄传》中的共同犯罪、重婚、玩忽职守、技术合同、婚约效力、证人证言等；《倚天屠龙记》中的押运合同、刑事纵火、强制医疗等内容。这些涉法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别样的金庸、别样的武侠视野。然而，如果仅仅对这些故事情节进行解读，显然还停留在法律诠释的初级阶段。金庸武侠的背后，还隐含了相当内容的爱国情怀、中庸心态和淡泊风骨，这是在道义上的高层次、深角度的飞跃。

金庸“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爱国情怀。从金庸早期的人生历程可以看出，金庸富有浓厚的民族忧患意识和为国为民的担当责任。中学、大学期间，两次被学校开除，而开除的原因都是侠肝义胆、打抱不平，这种忧患意识在很多作品中均有体现，比如《天龙八部》的段誉、《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飞狐外传》中的胡斐，莫不如此。早期这种“路见不平一声吼”，在金庸看来都是小义（“侠之小者”），而体现“为国为民”爱国情怀极致者，莫过于“侠之大者”。

何谓侠之大者，《辞源》云：侠，旧时指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人。《说文解字》云：侠，从人从夹，夹从大从二人。颜师古说，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墨家认为，光明磊落、善恶分明、为国为民就是侠之大者。金庸武侠小说中，能够被称“侠之大者”，也就是郭靖。《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宅心仁厚、义胆忠肝，六岁时敢掩护蒙古勇士哲别，从豹口下救出华筝公主。《神雕侠侣》中，郭靖在守卫襄阳的同时教导杨过：“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

基于这种“侠之大者”的尊崇和敬仰，金庸在其后半生也努力实现自己从“侠之小者”向“侠之大者”的转变和提升。自1985年至今，金庸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之一，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并于2000年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授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积极参与香港的法治建设进程，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其“侠之大者”的爱国情怀。

金庸“情不可极、刚则易折”的中庸心态。《书剑恩仇录》里，乾隆送给陈家洛一块稀世少有的暖玉，玉上以金丝嵌着四行细篆铭文：“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借这四句十六字的佩玉铭文，金庸道出自己人生特别推崇的境界。“不寿”是指短命、命薄之意，《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形容纳兰性德“才高命薄，少年不寿”。风华绝代、词采风流的纳兰性德22岁那年，妻子不幸去世，自此纳兰性德写了无数凄婉断肠的悼亡词，因为爱太深，想得太投入，终于自己在31岁时“情深不寿”。

赵文卓在《书剑恩仇录》中扮演的书生侠士陈家洛。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告诉我们，真正的君子，象玉一样温润、谦和，这也是最为中庸、最适中的为人处世方式。很有意思的是，如此佳句竟然不知出处，有人认为出自《尚书》，但其实查遍孔孟老庄以及四书五经，均无所获。最接近的答案是《国风·秦风·小戎》里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易经》第十五卦中有“谦谦君子”，仅此而已。乾隆对陈家洛说道：“少年爱侣，情深爱极，每遭鬼神之忌，是以才子佳人多无美满下场，反不如凡夫俗子常能白头偕老。情不可极，刚则易折，先贤这话，确是合乎万物之情。”

金庸在30岁之时，曾经爱上一个早已嫁作商人妇的女子，后来他怀着失恋的痛苦完成了《神雕侠侣》，其中的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何尝不是一个“情不可极”的典范！《天龙八部》中的段誉和王语嫣、《倚天屠龙记》中的杨逍与纪晓芙、《碧血剑》中的金蛇郎君夏雪宜与温仪，最终都没有在一起。反而是《鸳鸯刀》中的林玉龙和任飞燕、《倚天屠龙记》中的胡青牛和王难姑、《笑傲江湖》中的不戒和尚和哑婆婆，在争吵打斗、互相斗气中，竟然一起生活那么多年。

金庸“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的淡泊风骨。早期的金庸，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有打抱不平的“侠之小者”的社会正义感，中年以后开始展现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爱国情怀。不过，这种情怀并不是金庸一直的追求和选择，在小说的很多地方，也体现出了“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的淡泊风骨，特别是小说主角面对社会的无序、朋友的背叛、爱人的离去时。“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出自于《庄子·至乐》，说明人类历史长河中，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死也没有什么值得痛苦？生并不一定就是快乐的，死也不一定就是痛苦的。

生生死死，就如同春夏秋冬四时的更替。生并不意味着获得，死也不意味着丧失。生死如来往，死是回归于万物，是为道之大用。《倚天屠龙记》中，当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面临灭顶之灾的明教诸人，坦然平和地吟诵：“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种体现朴素的唯物辩证观和淡泊的生死人生观的吟唱，连要消灭明教的武当大侠，听了之后都不禁感叹：“不念自己身死，却在怜悯众人，那实在是大仁大勇的胸襟啊！”

《倚天屠龙记》中，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居中者为张铁林饰演的杨逍。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在聚贤庄独挡天下英雄时，所想的“生亦何欢，死亦何惧”，亦是如此。一生追求武功秘籍和争强好胜的鸠摩智，在失去全身武功后终于醒悟：“世外闲人，岂再为这等俗事萦怀？老衲今后行止无定，随遇而安，心安乐处，便是身安乐处。”《碧血剑》中远赴海外的袁承志、《倚天屠龙记》中退隐江湖的张无忌，莫不是这种淡泊风骨的体现。

1972年，当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连载结束时，金庸宣布正式封笔，此时武侠文学正是发展的顶峰，多少金迷为之扼腕痛惜。1989年，《明报》创刊三十周年，金庸卸任社长职务；90年代，金庸彻底退出商界；2007年，金庸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2018年10月，金庸辞世。

黄豹（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