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美国大选，2017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再到今年以反性侵为主题的性别平等运动，一种愤怒的情绪持续地从参与社会运动的大量女性中慢慢浮现，不断积累。最近出版的两本新书拥抱了这团主张性别平等的熊熊怒火，并转化成为一种女性主义叙事和主张。

《怒火造就了她》（Rage Becomes Her）， 索拉雅·切梅利（Soraya Chemaly）著，Atria Books 2018年9月版

《怒火造就了她：女性愤怒的力量》（Rage Becomes Her: The Power of Women's Anger）的作者索拉雅·切梅利（Soraya Chemaly）是一位作家兼社会活动家，关注多个领域的性别议题。

在《怒火造就了她》这本书中，切梅利从心理学和文化的角度，结合个人经历、媒体报道和学术成果，解释了愤怒为什么触犯了父权社会以性别作为区分的社会准则。

《善行与疯举：女性的愤怒的革命力量》（Good and Mad: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Women's Anger），丽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著，Simon & Schuster 2018年10月版

《善行与疯举：女性的愤怒的革命力量》（Good and Mad: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Women's Anger）的作者丽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是一位资深记者，长期观察分析女性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表现。

和切梅利一样，特雷斯特也把聚焦点锁定在了最近几十年的美国社会。用特雷斯特的话来说，《善行与疯举》着笔于“女性愤怒与美国政治的联系”，讨论“美国女性的不满与义愤如何燃起了社会变革与进步的运动”。

这两本书都在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男性可以直接地表达愤怒，而女性却不行？

女性为什么不敢表达愤怒？

如果仔细观察和回想，你会发现大众对于愤怒的男女的回应截然不同。男性的愤怒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力量和权威的象征，甚至被看作是英雄式的举动，最坏不过是可以谅解的一时冲动。相反，女性的愤怒常被视为情绪化的、危险的、无理取闹、歇斯底里。甚至“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个词最初也是用来形容女性由于子宫紊乱而产生的精神疾病。

女性不愿意直接地表达愤怒，也许是由于在传统历史上，女性在经济上依赖于男性。那个人可能是丈夫，也可能是老板，直白地表达愤怒会带来不可预期的风险。或者仅仅是因为男性的身躯往往比女性更强壮，在身体上就占据了优势。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历史与社会塑造的语境。女性从小就被社会规训，要成为知书达理的淑女：“男孩子淘气一点不要紧”、“女孩子大吵大闹像什么话”。“体贴”、“温柔”、“善解人意”都是外界赋予女性的社会期望。“愤怒”这样偏向阳刚之气的就像切梅利所说，女孩子很早就开始了特殊的情绪管理教育：学习转化愤怒的情绪，把“生气”叫做“沮丧、焦虑、不满、烦躁”；学习克制自己的脾气来取悦他人，缓解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文学作品《小妇人》生动地刻画了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想象。书中马奇太太对女儿乔的情绪管理教育值得回味：当乔认为自己脾气太大而寻求母亲的帮助时，马奇太太这样说到：

“你以为自己的脾气是天下最坏的了，但我的脾气以前就跟你的一模一样。我努力改了四十年，现在才刚刚控制住。我过去几乎每天都生气，乔，但我学会了不把他表露出来；我还希望学会不把它感觉出来，虽然可能又得花上四十年的功夫。”

马奇太太深知，面对不如人意、又无力改变的现实，克制与忍耐是最高的智慧，从内在寻求解救之道。150年后，一批批读着《小妇人》长大的女性走上了街头，那些梦想成为乔的女性主义作家没有顺从马奇太太的教诲，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大声控诉性别歧视下的不正义，尝试从外在改变命运。

1994年电影《小妇人》剧照

女性的屈从地位

当作者索拉雅·切梅利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就在思考女性是如何存活在这个被暴力撕裂的国度，安居于男权主导的家庭。错不在于愤怒，缺乏对女性愤怒的理解才是问题的根本。

家务琐事，抚养孩童、照顾老人都是女性恒常的义务，没人顾及女性是否还在工作挣钱。这种结构性负担压垮了女性，而这才仅仅是生活成本。性骚扰和暴力早已成为了社会常态，以至于很多时候没被看作是严重的人身侵犯。

切梅利在《怒火造就了她》中用数据冷酷无情地揭露着女性的屈从地位：18岁到44岁的美国女性日常感到疲惫的可能性是男性的2倍；30个最高收入的行业里有26个被男性支配，而女性接管了30个最低收入行业中的23个；每4位女性中有1位正在遭受家暴；每5位女性就有1位受到过性侵犯；三分之二的女性遇到过街头骚扰，这其中一半的经历发生在17岁以前。

不同于肤色、种族或宗教团体，女性并不是受压迫的少数人，而是被忽视的大多数。从小家庭到大家族，从私人关系到职业社交圈，女性作为群体身份出现在方方面面的每一个领域。生存之道告诉我们男人与女人必须休戚与共，但女人对男人的依赖也赋予了男人不相称的权力。特雷斯特写道，恐惧、风险、爱恋和忠诚经常让女性丧失了行动能力，不愿愤怒地反抗自身遭受的苛待，无视其他女性面临的不公。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女性表现出愤怒，她就招人讨厌，易怒且无能，因为她违反了潜在的性别标准。但是，假使她以平静的口吻诉说一场性别暴力，她仍会被视为愤怒的女性而被攻击。她的言说在公共领域的可信度将大打折扣，只因她所处的社会依然期望女性是温柔和顺从的。

“表达愤怒就是我们的道路”

心理学家Jessica Salerno和Liana Peter-Hagene在2015年做了一个实验，研究生气时的男女对外界的影响力。他们邀请了210位大学生参与一场电脑模拟的陪审团审议。参与者被要求阅读一份关于真实谋杀案的材料，观看一些真实和虚假的案发现场照片。参与者的裁决会决定某一个人的命运，如果判断出错，要么无辜的人锒铛入狱，要么罪犯逃之夭夭。

在做出初步裁决后，参与者被要求参与陪审团的审议。所有陪审员都赞同参与者的判断，只有一位全程用愤怒的情绪表达异议。实验结果显示，大多数参与者听完男性陪审员的愤怒抗议后产生了怀疑；相反，当生气的女性陪审员陈述后，大多数参与者却更坚定了最初的判断。

这项研究指出了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实：我们更愿意相信发怒的男性而不是女性。表达愤怒的情绪似乎让男性更有信服力，而生气的女性却被视作易受情感波动，不够可靠。如果她是一位男性，公众很可能会接受她激情澎湃的演说，而一位普通女性要想得到聆听只有克制住自我的情感，无论她的观点是多么地强烈。

愤怒属于阳刚的“男性气概“，天生不在女性情感的范畴之内。甚至来说，女性所处的社会没有赋予她们公开自由地表达愤怒的权利。一旦“越界”，就有可能面临“惩罚”。

深感于此，特雷斯特和切梅利鼓励女性打破社会观念的牢笼，大胆地表达愤怒。特雷斯特认为愤怒是一种社会沟通的特殊形式，可以让女性发现彼此，分担痛楚。切梅利则说，“愤怒没有挡住前路，表达愤怒恰恰就是我们的道路。”

另一位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布里特妮·库珀（Brittney Cooper）谈论了愤怒与自我的关系。与其把愤怒看作是需要压制的情感，不如当作忠实于自我的表达。不讳于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同样具有强烈的道德感染力。

她在今年2月出版的《雄辩之怒：黑人女权主义者的超级力量》（Eloquent Rage: A Black Feminist Discovers Her Superpower）讲述了书名的来由。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想极力摆脱愤怒黑人女性的刻板印象，有时仅仅坚定的语气就被当作是发火。直到多年的一位学生告诉库珀，她很喜欢听老师讲演，因为这是她听过的最感人肺腑的怒火严斥。这触及到了库珀内心最敏感的地方：“我一直试图隐藏的愤怒，却能传递给她很多的力量。我可以继续逃避，但也可以选择接受它，从愤怒中获得力量。

《雄辩之怒：黑人女权主义者的超级力量》（Eloquent Rage: A Black Feminist Discovers Her Superpower），布里特妮·库珀（Brittney Cooper）著，St. Martin's Press 2018年2月版

愤怒是一种建设性力量吗？

实现个体的诉求还远远不够。特雷斯特、切梅利和库珀都抱持更远大的理想。在她们看来，愤怒是促进社会团结与变革的有益力量，是对责任的诉求，对权利的主张，对价值的坚守，更是政治行动与社会动员的催化剂。

著名女性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却并不看好愤怒作为一种主导社会变革的武器。她肯定了愤怒可以用来唤起正义的正面功用，但也提醒人们警惕经常尾随于愤怒之后的报复心。古老智慧和现代心理学都认为愤怒情绪可以被分割成两个部分：感受创伤的痛苦，以及寻求报复的希望。追求偿还只满足了报复欲，以痛苦回敬痛苦不能找回所失去的，只会摧毁美好的价值。

在努斯鲍姆看来，大部分的愤怒希望让施害者受苦，“我要让你付出代价！”只有一种愤怒可以被允许：在抗议不正义的同时放弃偿还的幻想，“这种事再也不能发生了！”后者类似于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他们愤怒于孩子的错误，却不想报复，只期待未来可以避免错误的重犯。“女性愤怒”走向一种成熟的社会主张还有很长的道路。

《愤怒与宽恕》，玛莎·努斯鲍姆著，商周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还有，以前的女性想尽办法克制怒火来掩饰伤痛，现在的女性却被要求一次次地向大众曝光自己的苦痛，还常常得不到同情。一些女性主义者指出，抗议是必须的，但抗议本身也让人精疲力竭。失去了爱与希望，愤怒只会吞噬自我。

也许女性的愤怒表达不能成为一种要求，但它至少应当是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