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8 19:46:42新京报 记者: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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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书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2018-11-08 19:46:42新京报 记者:张进

“漫说文化丛书”时隔30年再版,学者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回忆了编选丛书的经历。再版丛书在每篇文章中放入二维码,识别后可听朗读版。科技改变了人们阅读的方式,但阅读方式的选择或许并不重要。在钱理群看来,不读书可能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三十年前的1988年夏天,中国还处于文化热时期,学者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从二十世纪中国散文中编选出“漫说文化丛书”,出版后畅销一时。


三十年后丛书再版,三位忆起当年的编选经历,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文化氛围;而世事变迁,丛书承载的文化意义毫无减损,反在当下更显其价值。阅读丛书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关于散文、文化和阅读,我们需要思考的还很多。


从左至右分别是: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

 

在自媒体时代,散文能够摆脱尴尬的地位吗?

 

阅读蒙田随笔的过程中,《思想录》作者布莱士·帕斯卡得到如下感悟:我在蒙田作品中看到的一切不是蒙田,而是我自己。这一句话,指出了随笔的某些核心特质。


出色的随笔作者记录下日常生活的体悟与认知,这些文字在面对读者时起到的作用就像镜子,借助这镜子,你更能看清自己。文章的价值,如蒙田的《论友谊》《论经验》等百多篇文字,并不因时间流逝而有所损。再者,散文、随笔之所以能给人上述感触,主要是因其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比起小说、诗歌、戏剧来,散文更讲浑然天成,更难造假与敷衍,更依赖于作者的才情、悟性与意趣。”一语中的。


然而,散文这一文体在当下的处境可谓尴尬。明显的事实是,二十世纪是小说的世纪,如今知名作家也大都以小说著称,作家对散文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前。中国自古既有“文以载道”之言,“文”的核心位置自不必言,而陈平原指出,到晚清以后,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接受西方的文学及文类概念,“文”从中心退到边缘。


1922年胡适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一章即是文,下面才依序为小说、诗歌、戏剧。到1929年以后朱自清写《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排在最后。今天讲近现代或当代文学,文也都不太重要。


因此,1988年夏,当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三位闷在钱老10平米的小屋中,编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散文丛书时,有一个想法:让“文”重新得到认可,重新回到文坛的关键位置。此为目的之一。


现今互联网极速发展,自媒体与碎片化阅读已然盛行,这对散文的发展或许有益。陈平原预计,散文和诗因其业余性会重新崛起。“写长篇小说需要一定的能量、时间,还有技术,但写诗和文,尤其散文,不见得。你会发现一些人才华横溢,出口就是好文章,他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但因为经历、因为才情、也因为他自由的写作心态。”他认为,公号中的一些随笔篇章“挺好看”,其中未必不能出散文大家。

 

“漫话”的背后:精神、心态和人之间的关系

 

1988年,中国还处在文化热中。作为好友,陈平原、黄子平经常去找钱老谈天,一大堆学生也不时造访,有时甚至聊至深夜。钱理群说:


“那时候我们有一种自由感、松弛感,和洒脱从容的心态。整个放松自由了,就觉得可以搞一点闲话中的散文,和政治有点距离、更强调个人趣味的、更有文化意味的,供人欣赏的文学和学术。我们当时给这套《漫说文化》丛书的定位,就是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只有在那样从容、放松的时代气氛和心情下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闲适的时代与个人生活氛围,给丛书定了基调,丛书的名字也定为“漫说文化丛书”。如今,三十年过去,丛书再版,用今日眼光回看,那时的“漫说”在钱理群眼中已具有象征意义:


“我现在最渴望、最珍惜的,就是可以随便说说的朋友。所谓‘随便说说’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漫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谈‘漫说文化’其实是有象征性的,它反映了一种精神、一种心态、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这个时代所匮缺的。”


忆起当时的出版经历时,钱理群谈及序言中的一段曾无奈被删;此外,他和陈平原还提及丛书遭遇的一次“商业厄运”。当年,丛书中的一本签给香港一家出版社,不料书籍面目全非,编者煞费苦心的编排也被打乱。两次经历,加上如今丛书原貌再版,让钱理群感慨颇深:


“它证明了外在时代的干预和毁誉都只是一时的,真正存留下来的还是书,还是文化、学术及其背后的精神。一切都如过眼烟云,唯有文化永存、学术永存、精神永存,这是我直到今天还坚定不移的信念。”

 

漫说文化丛书


从日常生活中感受人的意义

 

在文章选择上,三位编者以个人趣味为主,这种趣味的主要特征是突出文化意味。文化几乎无处不在,一幅画、一个杯子、一出戏剧都可承载,一则文章更是如此。用所选文章向读者传递中国文化,让这文化渗透进读者的感情、心态、意趣乃至生活方式里,如陈平原所说,“让文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设想”,此为编者编选丛书的目的之二。


在突出所选文章的文化意味背后,是编者对“散文”的独特理解。中国的“文”历史悠久,魏晋的清谈、唐末的杂文、宋人的语录、明末的小品,均对后世散文写作产生深远影响,正因其驳杂,学者们对散文的定义和范域并不十分明确。


“‘散文’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相对应的是韵文或者骈文,至于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这个意义上的散文,是二十世纪才有的概念。而这个散文说到底,按照西洋的说法,除了韵文都叫散文的话,那小说也是散文。散文怎么界定,有好多专业论述,我只想说一点,不要轻易否定人家是散文。”陈平原说。那么到底何谓散文,何谓好散文,三位编者虽未给出文字解释,却通过所选九十七位名家、四百余篇文章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编选丛书时,三人“先拟定体例,划分专题,再分头选文”。专题分十类,题为《男男女女》《父父子子》《读书读书》《闲情乐事》《世故人情》《乡风市声》《说东道西》《生生死死》《佛佛道道》《神神鬼鬼》。据黄子平说,三人花费时间最多的便是讨论书名。他们试图用十个书名涵盖一些中国根本性的文化主题。


“什么是文化主题呢?说是‘集体潜意识’,说是‘原型’,反复出现的‘意象’,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我喜欢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这种东西有点像某一种旋律,在一个民族的潜意识里面潜伏着,其实我们天天碰到它,但未必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突然听到一个旋律,非常熟悉,非常感动,这时候马上能认出来这是一个主题,这就是文化主题。”——黄子平


浏览题目我们既知所选文章的日常及普遍性。这些问题,几十年前的作者们会遇到,会困惑,会思考,我们依然会。但鲁迅、周作人、老舍等经典作家往往比一般人思考得更广阔也更深邃。


黄子平说:“为什么要读经典?就是在同时代人里你要碰到这些伟大的灵魂机遇很低,而且到某一个深度,学问的深度也好、思想的深度也好,你就会发现找不到可以交谈的人。中文系有一个说法叫做‘尚友古人’,你在大学里头,非常幸运,有很好的同学、卓越的老师,但还是有局限。到了某一刻,只能‘尚友古人’,跟过往时代伟大的灵魂交谈。”


此外,十个题目还有一共性,便是都透出一股“闲适”气息。不是正襟危坐、眉头紧蹙,而更像是从日常休闲中获得感悟。陈平原对为何拟定以上十种题目补充说:“八十年代后期,我们逐渐意识到日常生活以及从容的、优裕的、休闲的生活对于人的意义,人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奋斗达到这种从容的生活目标,而不是抛弃这个目标。”

 

不读书可能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科技正改变着我们的阅读,听书的流行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再版丛书在每篇文章中放入二维码,识别后可听朗读版,此举自是顺应时代潮流,在陈平原看来,这也正和白话文的产生和特质相契。叶圣陶曾说:“作文,也叫写话。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这表明,白话文的最高境界,便是作文如说话。这强调的,便是文字和声音之间的联系。


谈及文字与声音,钱理群说自己在北大最得意的一堂课就是朗读。“一次是北大开大一国文,有一堂课讲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一上课就宣布今天不讲,我只朗读,我读完这个课就结束。而且我读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完全凭我的感觉去读,读完之后学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最有意思的是两个吉林大学的同学,专门跑来听钱理群的课,听完跟我说,老师你怎么这么上课!我这个人有气场,一下子把学生吸收到课里面,我一读,他们很容易进入。”不过,朗读要比默读花费的时间长,随着文章逐渐变长,默读逐渐成为主流阅读方式,且默读比朗读更易对文章进行深入理解。因此,在面对科技带来的改变时,选取哪种阅读方式还要根据个人需求而定。


不过,阅读方式的选择,也许不是多么重大问题,问题是“阅读”。一个现实是,中国每年人均的阅读量不及邻国日本、韩国。在被问及如何引导大众去阅读时,钱理群的看法比较悲观。


“现在不读书可能不是孩子的问题,老师自己就不读书。中小学老师除了参考书之外不读别的,大学老师可能也不读书。不读书可能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你问我怎么解决我不知道,但是我跟很多老师提过一个看法,我说你可以在你可能的范围内做一点引导学生读书的事情,你引导一个算一个,你别想经过你的引导大家都读书,别做这个梦。但是你去引导,引导了,就会有人读书。”


陈平原认为,在倡导教师引导的同时,必须意识到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异,不同学校、不同老师之间巨大的差异。


“给现有的中小学老师提供比较好的条件,让他们因地制宜,影响他们的学生,这样才能培养出千差万别、而不是千人一面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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