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文化丛书”时隔30年再版，学者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回忆了编选丛书的经历。再版丛书在每篇文章中放入二维码，识别后可听朗读版。科技改变了人们阅读的方式，但阅读方式的选择或许并不重要。在钱理群看来，不读书可能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三十年前的1988年夏天，中国还处于文化热时期，学者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从二十世纪中国散文中编选出“漫说文化丛书”，出版后畅销一时。

三十年后丛书再版，三位忆起当年的编选经历，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文化氛围；而世事变迁，丛书承载的文化意义毫无减损，反在当下更显其价值。阅读丛书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关于散文、文化和阅读，我们需要思考的还很多。

从左至右分别是：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

在自媒体时代，散文能够摆脱尴尬的地位吗？

阅读蒙田随笔的过程中，《思想录》作者布莱士·帕斯卡得到如下感悟：我在蒙田作品中看到的一切不是蒙田，而是我自己。这一句话，指出了随笔的某些核心特质。

出色的随笔作者记录下日常生活的体悟与认知，这些文字在面对读者时起到的作用就像镜子，借助这镜子，你更能看清自己。文章的价值，如蒙田的《论友谊》《论经验》等百多篇文字，并不因时间流逝而有所损。再者，散文、随笔之所以能给人上述感触，主要是因其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比起小说、诗歌、戏剧来，散文更讲浑然天成，更难造假与敷衍，更依赖于作者的才情、悟性与意趣。”一语中的。

然而，散文这一文体在当下的处境可谓尴尬。明显的事实是，二十世纪是小说的世纪，如今知名作家也大都以小说著称，作家对散文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前。中国自古既有“文以载道”之言，“文”的核心位置自不必言，而陈平原指出，到晚清以后，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接受西方的文学及文类概念，“文”从中心退到边缘。

1922年胡适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一章即是文，下面才依序为小说、诗歌、戏剧。到1929年以后朱自清写《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排在最后。今天讲近现代或当代文学，文也都不太重要。

因此，1988年夏，当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三位闷在钱老10平米的小屋中，编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散文丛书时，有一个想法：让“文”重新得到认可，重新回到文坛的关键位置。此为目的之一。

现今互联网极速发展，自媒体与碎片化阅读已然盛行，这对散文的发展或许有益。陈平原预计，散文和诗因其业余性会重新崛起。“写长篇小说需要一定的能量、时间，还有技术，但写诗和文，尤其散文，不见得。你会发现一些人才华横溢，出口就是好文章，他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但因为经历、因为才情、也因为他自由的写作心态。”他认为，公号中的一些随笔篇章“挺好看”，其中未必不能出散文大家。

“漫话”的背后：精神、心态和人之间的关系

1988年，中国还处在文化热中。作为好友，陈平原、黄子平经常去找钱老谈天，一大堆学生也不时造访，有时甚至聊至深夜。钱理群说：

“那时候我们有一种自由感、松弛感，和洒脱从容的心态。整个放松自由了，就觉得可以搞一点闲话中的散文，和政治有点距离、更强调个人趣味的、更有文化意味的，供人欣赏的文学和学术。我们当时给这套《漫说文化》丛书的定位，就是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只有在那样从容、放松的时代气氛和心情下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闲适的时代与个人生活氛围，给丛书定了基调，丛书的名字也定为“漫说文化丛书”。如今，三十年过去，丛书再版，用今日眼光回看，那时的“漫说”在钱理群眼中已具有象征意义：

“我现在最渴望、最珍惜的，就是可以随便说说的朋友。所谓‘随便说说’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漫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谈‘漫说文化’其实是有象征性的，它反映了一种精神、一种心态、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这个时代所匮缺的。”

忆起当时的出版经历时，钱理群谈及序言中的一段曾无奈被删；此外，他和陈平原还提及丛书遭遇的一次“商业厄运”。当年，丛书中的一本签给香港一家出版社，不料书籍面目全非，编者煞费苦心的编排也被打乱。两次经历，加上如今丛书原貌再版，让钱理群感慨颇深：

“它证明了外在时代的干预和毁誉都只是一时的，真正存留下来的还是书，还是文化、学术及其背后的精神。一切都如过眼烟云，唯有文化永存、学术永存、精神永存，这是我直到今天还坚定不移的信念。”

漫说文化丛书

从日常生活中感受人的意义

在文章选择上，三位编者以个人趣味为主，这种趣味的主要特征是突出文化意味。文化几乎无处不在，一幅画、一个杯子、一出戏剧都可承载，一则文章更是如此。用所选文章向读者传递中国文化，让这文化渗透进读者的感情、心态、意趣乃至生活方式里，如陈平原所说，“让文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设想”，此为编者编选丛书的目的之二。

在突出所选文章的文化意味背后，是编者对“散文”的独特理解。中国的“文”历史悠久，魏晋的清谈、唐末的杂文、宋人的语录、明末的小品，均对后世散文写作产生深远影响，正因其驳杂，学者们对散文的定义和范域并不十分明确。

“‘散文’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相对应的是韵文或者骈文，至于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这个意义上的散文，是二十世纪才有的概念。而这个散文说到底，按照西洋的说法，除了韵文都叫散文的话，那小说也是散文。散文怎么界定，有好多专业论述，我只想说一点，不要轻易否定人家是散文。”陈平原说。那么到底何谓散文，何谓好散文，三位编者虽未给出文字解释，却通过所选九十七位名家、四百余篇文章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编选丛书时，三人“先拟定体例，划分专题，再分头选文”。专题分十类，题为《男男女女》《父父子子》《读书读书》《闲情乐事》《世故人情》《乡风市声》《说东道西》《生生死死》《佛佛道道》《神神鬼鬼》。据黄子平说，三人花费时间最多的便是讨论书名。他们试图用十个书名涵盖一些中国根本性的文化主题。

“什么是文化主题呢？说是‘集体潜意识’，说是‘原型’，反复出现的‘意象’，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我喜欢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这种东西有点像某一种旋律，在一个民族的潜意识里面潜伏着，其实我们天天碰到它，但未必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突然听到一个旋律，非常熟悉，非常感动，这时候马上能认出来这是一个主题，这就是文化主题。”——黄子平

浏览题目我们既知所选文章的日常及普遍性。这些问题，几十年前的作者们会遇到，会困惑，会思考，我们依然会。但鲁迅、周作人、老舍等经典作家往往比一般人思考得更广阔也更深邃。

黄子平说：“为什么要读经典？就是在同时代人里你要碰到这些伟大的灵魂机遇很低，而且到某一个深度，学问的深度也好、思想的深度也好，你就会发现找不到可以交谈的人。中文系有一个说法叫做‘尚友古人’，你在大学里头，非常幸运，有很好的同学、卓越的老师，但还是有局限。到了某一刻，只能‘尚友古人’，跟过往时代伟大的灵魂交谈。”

此外，十个题目还有一共性，便是都透出一股“闲适”气息。不是正襟危坐、眉头紧蹙，而更像是从日常休闲中获得感悟。陈平原对为何拟定以上十种题目补充说：“八十年代后期，我们逐渐意识到日常生活以及从容的、优裕的、休闲的生活对于人的意义，人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奋斗达到这种从容的生活目标，而不是抛弃这个目标。”

不读书可能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科技正改变着我们的阅读，听书的流行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再版丛书在每篇文章中放入二维码，识别后可听朗读版，此举自是顺应时代潮流，在陈平原看来，这也正和白话文的产生和特质相契。叶圣陶曾说：“作文，也叫写话。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这表明，白话文的最高境界，便是作文如说话。这强调的，便是文字和声音之间的联系。

谈及文字与声音，钱理群说自己在北大最得意的一堂课就是朗读。“一次是北大开大一国文，有一堂课讲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一上课就宣布今天不讲，我只朗读，我读完这个课就结束。而且我读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完全凭我的感觉去读，读完之后学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最有意思的是两个吉林大学的同学，专门跑来听钱理群的课，听完跟我说，老师你怎么这么上课！我这个人有气场，一下子把学生吸收到课里面，我一读，他们很容易进入。”不过，朗读要比默读花费的时间长，随着文章逐渐变长，默读逐渐成为主流阅读方式，且默读比朗读更易对文章进行深入理解。因此，在面对科技带来的改变时，选取哪种阅读方式还要根据个人需求而定。

不过，阅读方式的选择，也许不是多么重大问题，问题是“阅读”。一个现实是，中国每年人均的阅读量不及邻国日本、韩国。在被问及如何引导大众去阅读时，钱理群的看法比较悲观。

“现在不读书可能不是孩子的问题，老师自己就不读书。中小学老师除了参考书之外不读别的，大学老师可能也不读书。不读书可能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你问我怎么解决我不知道，但是我跟很多老师提过一个看法，我说你可以在你可能的范围内做一点引导学生读书的事情，你引导一个算一个，你别想经过你的引导大家都读书，别做这个梦。但是你去引导，引导了，就会有人读书。”

陈平原认为，在倡导教师引导的同时，必须意识到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异，不同学校、不同老师之间巨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