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9 14:29:31新京报 记者:徐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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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俄国革命恐怖主义的文学遗产

2018-11-09 14:29:31新京报 记者:徐悦东

俄罗斯的革命恐怖主义是现代恐怖主义的源头。俄国文学跟俄国的革命恐怖主义有着非常重要的“联姻”:不仅有大作家描写和思考恐怖主义的题材,而且很多著名恐怖分子的回忆录和小说在欧洲享有非常高的声誉。

原文:Gary Saul Morson,导读+编译:徐悦东


在俄历的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他的马车上沿着常规线路去军事点名,一个恐怖分子往他的马车里扔炸弹。他在第一次爆炸中幸存了下来,但是恐怖分子扔了第二个炸弹把他炸死了。(Fine Art Images / Heritage Images / Getty)


一提到恐怖主义,我们很可能首先会想到伊斯兰极端组织。殊不知,在一百多年前,当大家谈到恐怖主义,第一个反应会是俄罗斯的革命恐怖主义,它也是现代恐怖主义的源头。

 

每个后发文明在遭受现代性冲击的时候,都会产生激烈的震荡和大变局。每一个文明在挪着笨重的身躯蜕化时,都会经历过许多磨难和动荡,但由于各种原因,不管是深植于其中的文化因素,还是其他方面的偶然因素,都会决定每一种文明截然不同的走向:印度出了圣雄甘地,德国出了纳粹党,意大利出了法西斯主义,而俄罗斯出了革命恐怖主义。

 

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渐进改革下,俄国似乎一片欣欣向荣,因为他敢于触碰贵族的既得利益者,解放了农奴制,现代化了军队,建立了陪审团制度,在教育文化方面变得更开放,极大地增强了国力,在政制上他也按部就班地朝着君主立宪的方向前进。

 

这大刀阔斧的开明改革,看起来如此顺应时代的大潮,本该足以让亚历山大二世和明治天皇一样载入史册。但是,恰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的名言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却在俄国激起了更大的反对声音。恰逢意识形态的解冻时期,由于各种革命观念的滥觞,传统的社会组织被打乱,民粹主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各种革命恐怖组织也纷纷趁机成立。他们不择手段地刺杀官员,越来越激进,伤及无辜也在所不辞,甚至只是为了制造恐怖而恐怖,为了自己的某种理念而不择手段地实施暴力,而远离一开始为了人民的民粹初衷。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恐怖分子炸死了,俄国的改革也跟着戛然而止,然后走上了一条更为激进暴力的革命道路。从现在往前观之,我们也许会为之惋惜,但在当时忧国忧民的俄国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实业家们心中,却对这种恐怖活动十分地宽容,包括很多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们,这在如今看起来简直难以置信。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在如今看起来如此荒谬的现象呢?我们得从深入历史的情境中去理解。

 

历史学家程映虹曾从心理上分析这种涅恰耶夫现象(Nechaev)。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由于长期的专制社会潜移默化所产生的极权型人格,人性被彻底地政治化了。这也许能朴素地解释,为什么他们在行动上有着强烈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倾向。

 

金雁教授则认为,俄国的村社集体的生产模式和观念导致民粹派的兴起,用重农抑商的策略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而知识分子的文化激进主义,也由于长期的专制导致了革命情绪的高涨。在亚历山大二世的社会大变动时期,文化激进主义很快和民众本能的民粹主义嫁接,社会情绪立马被“雅各宾化”了,只有广场式的哗众取宠和激进暴力才能取得群众支持,恰如Gary Saul Morson在文中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恐怖活动的极端激进和恐怖,才能招揽到新的“同志”。就是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了俄国革命的快速极端化。这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解释了俄国当时民粹主义的兴起原因。

 

大家都倾向于从俄国的政治经济的传统,或者照着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的传统来谈。其实,从俄国影响最深的东正教的角度来说,按潘祥辉教授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底色的归纳,我们能发现,“弥赛亚主义”恰恰是这群知识分子和恐怖分子最大的共同底色。他们都不满意这个世界,但是内心谦和、慈爱和禁欲,向往着另一个世界、末日和天国。俄国知识分子胸怀着拯救人类的特殊使命,包含着对全人类的关怀。

 

即使是俄国的敌基督者、无神论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也被深深地烙上了这种文化烙印。他们有着无所畏惧的追求,建立一个纯粹的“天国”理想。在知识分子的代表里,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塑造的“新人” 拉赫美托夫,同样还有俄国自我牺牲精神的恐怖分子们,他们都自视为普罗米修斯,自视自己的体系或者行动是一种拯救。对于恐怖分子来说,就像“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理念的追求,“为恐怖而恐怖”也成了他们灵魂的救赎方式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文学跟俄国的革命恐怖主义有着非常重要的“联姻”:不仅有大作家描写和思考恐怖主义的题材,而且有很多著名恐怖分子的回忆录和小说在欧洲享有非常高的文学声誉。

 

新京报文化频道特意编译了盖里·索尔·莫森(Gary Saul Morson)的一篇文章,他对这个话题的阐释充满了洞见。他从文学的角度把克鲁泡特金、斯特普涅科、萨文科夫、涅恰耶夫等著名恐怖分子的回忆录和小说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站在历史的情境之下去梳理这群俄国恐怖主义者们的心路历程,去发现俄国政治恐怖谱系的延续,去寻找布尔什维克乃至当下俄罗斯政治线索的精神源头。(导读:徐悦东)


为什么俄国的恐怖主义最特别?

 

俄国这片神奇的土地,在俄国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为人类贡献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礼物。其中,文学是俄国献给人类最璀璨的礼物之一。

 

俄国文学的特殊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俄罗斯的文学家们有着非常独特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背景。在俄语里,甚至有一个词——“知识分子” (intelligentsia),专门用来形容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的政治角色。这有点像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但他们主要会通过写小说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关怀,而他们的所思所想,都深深扎根于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理解和整体反思之上。这使得他们的文学作品,格外地具有标识性和先锋性。

 

世界上的第一本反乌托邦小说,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或者奥威尔的《1984》,而是俄国作家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我们》,这本书也是赫胥黎和奥威尔所熟悉的文学作品。沙俄的社会统治,还启发了并开创了现代集中营的类型小说,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为开端。

 

集中营,反乌托邦,恐怖主义——沙俄所经历的独特历史,成为了俄国文学的社会源泉。政治的极端主义和伟大的小说——这些都是在理解俄国时摆脱不了的关键词。这些在现代世界上首先出现的独特政治经验,都首先在文学中表现了出来。其中,恐怖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俄国的革命恐怖主义,经常被看作现代恐怖主义的始祖,但它跟当代的恐怖主义很不一样的是,我们能从俄国文学中,找到俄国革命恐怖主义的踪迹。

 

革命恐怖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绕不过去的话题。当别人问你职业是什么时,俄国是第一个可能会回答“我是恐怖分子”的地方。在19世纪70年代,恐怖分子在俄国是一种荣耀又危险的职业。这种职业经常是通过家族传承,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历史学家经常把现代恐怖主义的源头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意大利烧炭党,但是,是俄国让恐怖主义显得史无前例的重要和可怕。你不可能把沙俄的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不跟革命恐怖主义联系起来。

 

现在我们经常把恐怖主义跟极端伊斯兰联系起来,欧洲人那时把恐怖主义跟“俄国虚无主义”联系起来。这些“虚无主义者”或者“民粹主义者”——在美国的“民粹主义”(populists)一词在19世纪80年代年代第一次出现的时候,19世纪70年代俄国早已经有了俄语词“民粹”(narodniks)——没有其他职业,但就像文学家一样,他们在20世纪初的俄国受过教育的阶层中,享有着很高的声誉。

 

恐怖分子享有着很高的声誉,在如今看起来似乎匪夷所思。甚至,人们如今依然会把暴力革命浪漫化,而忽略掉其中流血的恐怖。汤姆·沃尔夫认为,在沙俄时代,很多受过教育阶层的知识分子会对恐怖主义表示称赞,这种心态被视为追赶着“激进的时髦”:很多享受着社会特权的人,依然会为想暴力摧毁他们特权的人而欢呼。

 

这也是俄国知识分子们热衷于在作品中讨论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大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把恐怖主义当成他小说创作的一个主题。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像象征主义作家安德列·别雷(《彼得堡》作者),他们都写有关于恐怖主义的小说。很有意思的是,那些恐怖分子也留下了很吸引人的回忆录和小说。克鲁泡特金王子,曾经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写过一本伟大的俄文自传《一个革命者的回忆》。还有很多其他恐怖分子,甚至很多著名的女恐怖主义者,都留下了恐怖活动的回忆录。

 

恐怖分子谢尔盖·克拉夫钦斯基(Sergei Kravchinsky)逃到欧洲后,化名谢尔盖·斯特普涅克(Sergei Stepniak),在欧洲出版了自传《Underground Russia: Revolutionary Profiles and Sketches from Life》和小说《Career of a Nihilist》,很快在国际上获得了极大的反响。

 

更令人惊奇的是,鲍里斯·维克多罗维奇·萨文科夫,作为俄国长期最重要的恐怖组织的领导人,专门负责刺杀高官,他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Terrorist》,还有三本关于恐怖主义的小说。所以,有时候很难说清楚,是恐怖分子的经历需要写作来治愈,还是他们参与恐怖活动是为了给创作提供诱人的素材。这也是俄罗斯恐怖主义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阻碍革命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

 

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恐怖主义运动,致力于俄国革命恐怖主义研究的历史学家安娜·盖夫曼(Anna Geifman)认为:恐怖主义影响了所有人。在传统的叙述上,人们会简短地描述恐怖主义盛行之前的19世纪60年代和19世纪70年代称为“史前时期”,然后是1878年至1881年的“英雄时期”,在销声匿迹的短暂歇停之后,恐怖活动的发生数量更加惊人。

 

1866年,一个名为“地狱”的激进组织的成员德米特里·马拉卡佐夫(Dmitri Karakozov)试图杀死沙皇,但被逮捕并被绞死。启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群魔》的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i Nechaev),他不仅犯了谋杀罪,而且他还写了一本臭名昭著的《革命者的教义问答》,为以后的革命恐怖主义者提供一个榜样。根据谢尔盖·涅恰耶夫的说法,真正的革命者“没有兴趣,没有事情,没有感情,没有习惯,没有财产,甚至没有名字。他身上的一切都完全被一种独特的兴趣,一种思想,一种激情——革命——所吸引。”

 

他必须压抑所有的同情心、爱心和感激之情,甚至荣誉心。对他来说,只有一个评判什么是好和什么是坏的标准存在:“促进革命的一切都是道德的;阻碍它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毫不犹豫地,革命者应该利用其他人,包括其他革命者,就像谢尔盖·涅恰耶夫自己所做的那样。相比之下,马基雅维利就是一个懦夫。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人称他们是“俄国虚无主义者”的原因。

 

在谢尔盖·涅恰耶夫等人的“预热”之后,俄国恐怖主义的黄金时代——“英雄时期”于1878年1月开始了。当时薇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刺杀了特雷波夫将军(Trepov),后者曾下令对一名知识分子进行了类似像对农牧般的体罚。这些激进分子对他们的阶级特权非常较真。在法院的审判中,当时的辩护律师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实际上将特雷波夫将军当作罪犯一样进行审问,同时称薇拉·查苏利奇为圣徒。这名辩护律师的立场很具有代表性,代表着当时普遍的知识分子对恐怖主义行为的立场和态度。

 

在叙述中,她生活在一个“乡野地带” ——实际上是一个革命公社,她骑着马拿着枪——当她听到特雷波夫将军的狂暴行为时,她决心为了正义而牺牲自己。上流社会的知识精英们争夺着这场审判现场的门票,他们为她的辩护者而鼓掌。当陪审团宣告她无罪释放时,他们像赢得革命的胜利般欢呼雀跃。这也可以体现,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圈,对待恐怖分子们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神圣的殉道,为了唤醒这个不公义的世界而牺牲自己。

 

不久之后,斯特普涅克跟踪了俄罗斯安全警察局局长尼古拉·梅津采夫将军(Nikolai Mezentsev),发现他并没有受到保镖的保护,便用匕首刺伤了他,还把匕首留在他身上,自己倒是逃跑了。就这样,他成了威廉·莫里斯和萧伯纳等作家所尊敬的英雄。

 

在俄国之外的西方世界里,激进分子们会向西方知识界声称,他们想要的只是基本的公民自由,但实际上,他们要么拒绝西方式的“自由”,要么只是要争取“自由”,从而让革命变得更容易。他们反对民主,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农民根本不会支持他们,一旦实行多数服从少数的民主,他们反而是少数派。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恐怖活动的震慑所达到的效果,似乎比徒劳无功地改变农民对他们的冷漠更加容易。”一场恐怖袭击,会令政府士气低落,同时创造一种暴力的神秘感,以确保能吸引新的极端分子加入。的确,他们也实现了这两个目标。


“人民的意志”断送了改革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有着强烈理想主义倾向的男女变成了“民粹主义者”,他们的口号是“到群众中去”。当时,大部分俄国人口都是农民,于是他们蜂拥下乡,号召大家学习农民们的淳朴善良,同时向农民们宣传社会主义的好处。只可惜农民们听不懂,对他们的主张也不感兴趣,所以经常把他们直接交给警察。这一切,就像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处女地》中所描述的那样。

 

面对着农民们的冷漠,民粹主义者们并没有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理想。他们决定,要在没有人民参与的情况下,甚至违背人民意愿的情况下,通过恐怖活动和政变行动来推翻腐朽的沙俄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宣称自己的行动是“人民的意志”,即使大部分人民对他们并没有兴趣。最终,在1881年,他们成功地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断送了俄国渐进改革的道路。

 

他们为什么要刺杀俄国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呢?亚历山大二世解放了农奴——解放了地主曾经拥有的、占了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在1861年的农奴解放之前,农奴们经常被买卖,或者在地主们打牌赌博中当赌注。这场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也被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所赞颂的。当然,改革的不彻底性,也带来了地主阶级和大量失地农民的不满,使得社会愈发的不稳定。

 

亚历山大二世其他的“伟大改革”,还包括建立自治机构,首先是在农村(1864年)建立,然后是在城镇(1870年)建立;整个司法系统模仿着西方的模式进行着改革; 1874年,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革,将强制性服役从25年减少到6年,这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然而,这一切的“善政”却没有得到激进分子们的拥护。激进分子们坚持认为,恐怖主义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在法律和和平下,我们没有任何希望,”斯特普涅克直言不讳地宣扬道,“1866年以后,一个人,除非他瞎了或是伪君子,才会去相信,除暴力手段之外还有可能去改良。”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杀的那一天,他已经批准了一项朝着君主立宪方向发展的改革,只可惜人亡政息。我们至今也无法想象,假如亚历山大二世没有被刺杀,俄罗斯会不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1880年2月在冬宫爆炸之后的可怕现场——这是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企图之一。(Fine Art Images / Heritage Images / Getty)


然而,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恐怖主义组织“人民的意志”,他们如何杀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故事,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他们的刺杀过程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偶然和变数。亚历山大二世也似乎有着神灵的保护,他总能在袭击后获得幸存:恐怖分子在他将要经过的街道埋下了炸药,但由于沙皇最后一分钟的临时安排,结果只炸毁了一辆行李车厢。

 

契而不舍的恐怖分子,还曾尝试去炸毁冬宫的餐厅,打算杀死沙皇和其他在场的人。警察其实已经逮捕了一名藏有冬宫地图的恐怖分子了,并发现餐厅上有一个X标记,所以警卫也仔细地检查每个进入冬宫的访客,但他们却没有注意进出地下室的工人。

 

一名恐怖分子毫无困难地找到这个修理地下室的工作,他每天都偷偷带进来一点炸药,最终在皇室聚餐时引爆。这次爆炸造成了11人死亡,56人受伤,但亚历山大二世迟到了,因此幸免于难。“人民的意志”将他们的这次失败,归咎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不守时。

 

1881年2月27日,警方逮捕了这个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安德烈·热利亚博夫(Andrey Zhelyabov),但他的情人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Sofya Perovskaya)接手了这个组织。

 

3月1日,恐怖分子找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时一名刺客向亚历山大二世的马车投掷了一枚炸弹,炸伤了两人,但沙皇却没有受伤。可沙皇并没有继续前进,而是停了下来,下车看望伤员。第一个炸弹投掷者刚刚还在感慨地说,“看来他仍然要感谢上帝”。马上,第二个恐怖分子向他投掷了一枚炸弹,并准确地炸中了沙皇。几个小时后,受伤的沙皇死了。后来,“人民的意志”在薇拉·妃格念尔(Vera Figner)的领导下,又幸存了几年。


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的时候所穿的制服,被炸得衣服破碎而沾满了血迹。(Album / Alamy)


一个官员人人自危的沙俄时代

 

在俄罗斯的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里,这是一个被时人贬称为“小事时代”的年代,恐怖主义者们似乎都放假了,一片风平浪静。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1887年3月1日,在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的六周年纪念日里,一群恐怖分子计划向马车投掷炸弹,去谋杀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但这次被警察拦下来了。除了沙皇赦免的其中五人,其余恐怖分子被判处了死刑。其中一名被绞死的人,是该组织的领导人和化学家亚历山大·乌里扬诺(Alexander Ulyanov),他是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哥哥,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此次事件激励了年轻的列宁走上革命的道路。

 

当革命恐怖主义活动在1900年后死灰复燃的时候,它变得前所未有的广泛,甚至呈现出惊人的恐怖程度,其革命的气质越来越浓。社会主义党——革命党(或SRs)成立于1901年,立即建立了一个领导大规模恐怖活动的组织。它三个领导者中的每一个——第二个是萨文科夫——都有神话般的名声和地位。1879年,“人民的意志”有大约500名成员,但到1907年,SRs有45,000名成员。他们有非常多的炸弹,它们被称为“橙子” ——它制造了当时人们的一个日常玩笑——当时俄国人们总说他们害怕水果。1902年,SRs杀害了内务部部长迪米特里·西匹亚金(Dmitri Sipiagin)和1904年他的继任者维雅切斯拉夫·凡·普勒维(Vyacheslav von Plehve),以及1905年他们杀害了沙皇的叔叔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Sergei Alexandrovich)等人。

 

Sofya Perovskaya和Andrey Zhelyabov在审判期间的素描图。 为了刺杀沙皇,这对恋人和其他几个同谋一起被绞死。(Azoor Photo Collection / Alamy)


正如安娜·盖夫曼所统计的那样,在1905年至1907年间,大约有4,500名各级政府官员被谋杀,另外至少有2,180名普通百姓遇难,2,530人受伤。1908年1月至1910年5月期间,当局记录了19,957起恐怖袭击,这夺去了700名政府官员和数千名无辜者的生命。

 

革命恐怖分子们还抢劫——自称为“征用”——这在当时司空见惯。他们不仅抢劫银行和皇家财政部,还抢劫地主和商人,最后直接抢劫穷人。

 

据一位自由派记者说,当时每天 “在首都、省城、地区城镇、村庄、高速公路、火车、汽船上,经常发生抢劫案”。在那个年代,谋杀案居然比交通意外还常见。

 

SRs并非唯一的恐怖组织,各种无政府主义革命团体犯下了更多的罪行。当时社会秩序趋于解体,各种革命投机分子、罪犯都加入了恐怖主义阵营,仿佛给自己贴上革命者的标签之后,所作所为就变得光荣正义了。当然,这也由于革命者自己招募了很多恐怖分子,还激励了他们的暴力行为。革命的派别林林总总,普通人很难在革命和刑事犯罪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

 

一些革命恐怖分子会把他们的部分财产带到一个恐怖组织,剩下的钱用来买别墅甚至做他们自己的生意。在里加,革命恐怖分子还建立警察巡逻队,对居民进行征税,甚至创建了自己的秘密警察来监督哪里有不忠于他们的行为,基本上代替了当地的无能的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倾向的专家们和工业实业家们依然给予他们大量的支持:他们提供了隐藏武器的公寓,并捐出了大笔资金。恰如列宁曾说“当我们准备绞死资本家时,他们也会把绳子卖给我们”,但列宁最好说“他们也会给我们买绳子”。

 

自由主义者们在法庭,媒体和议会中自豪地为革命恐怖分子辩护。自由主义倾向的立宪民主党(Kadet)党领袖保尔·米留科夫(Paul Miliukov)宣称“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我们应该尝试一切手段”。“立宪民主党人拒绝了政府对政治犯的大赦,除非它包括恐怖分子。其实他们很清楚,恐怖分子出来后会立即恢复去杀害政府官员。“谴责恐怖?”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伊凡·彼得隆科维奇(Ivan Petrunkevich)称, “绝不! 那将意味着党的道德的毁灭!”

 

如果恐怖活动的目的是让沙俄政府的士气低落,那他们的目的已经实现了。当时沙俄政府的官员人人自危,有一名记者想写新任命总督的人物专稿。他联系了总督,但总督回复道,不要打扰我,你们随便写吧,当我的讣告发出来就好了。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成为了恐怖分子的?

 

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1914年8月》里,有一段关于恐怖分子家庭继承的描写,我们可以从中管中窥豹:两位在政治上非常激进的女性阿塔利娅和阿格妮莎努力地抚养他们的侄子萨沙和侄女维罗妮卡成人。萨沙愿意遵循家庭传统,成为像叔叔安东一样的恐怖分子,但维罗妮卡经常一群底层人民一起玩,包括她的底层朋友耶利科达。她更喜欢那些美丽的诗歌,而不喜欢恐怖活动。

 

当维罗妮卡提到,他不太赞同激进分子的“群众恐慌行为”时,那两位阿姨指责她是“虚无主义者”。她们认为,“像耶利科达这样蠢女孩,可以做她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她们的家庭是商人,或者是罪恶的洗钱者”,但维罗妮卡不一样,所以必须改变她的行为方式。

 

“在我们的生活里,”她们告诉维罗妮卡,“女孩们是幸运的——你也是,妮莎!——薇拉·妃格念尔是我们的偶像。这是你未来的人生。”大家都了解“圣人”薇拉·查苏利奇,她被无罪释放了,“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没比她开手枪射击的那刻更辉煌的了”,她们接着说,“这是我们女性需要继承的辉煌传统”,她们的榜样还包括“铁娘子”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她不仅指挥了暗杀沙皇的行动,而且还成为第一位因政治罪被处决的俄罗斯女性。还有朵拉·布里利安特(Dora Brilliant),索尔仁尼琴称她的“黑眼睛闪耀着恐怖主义的神圣喜悦”。还有另一名女子成了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是对正义的狂热!她把自己变成一个行走的人类炸弹!”那两个阿姨很兴奋。“她们才是女人!俄罗斯的骄傲!”在她们看来,比自杀更好的是,能够在一次审判中发表一段激情洋溢的演讲,然后体验“更大的幸福——在绞刑台上死去!”

 

当维罗妮卡从杀戮中退缩时,阿姨们宽慰她说:这要看具体是谁做的,同样的行为,不是同一个人做的,就不是一样的行为,就像人们无法把解放者说的话和压迫者说的话相提并论……恐怖分子撒谎是为了真理,恐怖分子杀人是为了爱;党会像耶稣一样把所有的罪责归咎于自己,使制造恐怖不再是谋杀,征用不再是抢劫。

 

维罗妮卡在她们的诡辩中屈服了,但并不是因为她真的“爱人民”。相反,她只是无法抗拒这种“地下生活的不稳定性,实际上,这种生活是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冒险” 。

 

索尔仁尼琴说得对:在恐怖分子的回忆录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们很少表达对他们所造成的不幸的在意。“我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同情并不是让我成为恐怖分子的原因,”恐怖分子薇拉·查苏利奇解释道。

 

那是什么让他们成了恐怖分子?查苏利奇讲,她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她希望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殉道者,但当她失去信仰时,恐怖主义便给她提供了替代殉难的选择。像维罗妮卡一样,有些人被恐怖主义传记中刺激的冒险生活所吸引。因为当恐怖分子,生命很可能在每个时刻都很危险,但也很刺激,这令人上瘾。许多恐怖分子会说,如果不再犯下另一起谋杀罪,他们就无法长寿。

 

查苏利奇还将恐怖主义视为远离人生各种其他欲望的一种方法。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她喜欢恐怖分子圈子里的紧密友情。因为危险能让他们形成亲密的关系,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很多恐怖分子还会觉得自杀式袭击很迷人,是一种美学般的殉道方式。我们经常将自杀性爆炸视为一种现代发明,但它也是由俄罗斯人在十九世纪末所开创的。

 

这些回忆录的自传作者们从未想过,他们的动机其实完全是自私的。相当于,他们说我为了自己的某种满足,所以去搞恐怖袭击。其他人的痛苦,像人民的苦难,只是一个借口。有趣的是,在萨文科夫小说里的一些主人公,确实知道这种谋杀,首先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

 

他们将恐怖当成一种形而上的纯粹之美,可以说是一种行为艺术。美学家认为“为艺术而艺术”,恐怖分子们也认为他们应该“为恐怖而恐怖”。比如,“早些时候我会有一个借口,”一位萨文科夫的主人公在小说里说道,“或者为了一个理由,比如说我为了实现某种理想而杀人……但是,现在我已经是为我自己的缘故而杀人了。我想杀了,我就杀了……为什么为了理想而杀人是正确的?……为了自己而杀人怎么就不正确了?”


“要成为一名恐怖分子,必须不断地欺骗”

 

与克鲁泡特金的自传里所体现的高尚精神不同,妃格念尔是一个立场鲜明的人。她的观点无法从其他的任何角度出发,她自己就代表着一种立场。“我的思绪并没有被观念和怀疑所困扰,”她解释道。她将自己早年的生活,描述为突然发现一个又一个无可置疑的真理的过程。

 

“一旦得到我的承认,每一个真理都会成为我遗嘱上的强制性要求。这就是我的性格。”虽然她不屑于坚持任何特定的社会主义纲领,但她确信,社会主义能够立刻治愈所有的社会弊病。当她断定改革只能缓解社会疾病,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能彻底消除它们时,她走向了革命。


恐怖组织“人民的意志”的领导人Vera Figner,她在斯大林时期的监狱和流亡中幸存了下来,但她到死都冥顽不化。(Hulton Archive / Getty)


在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坚持认为,任何与党派教条有所不同的人都应该遭到清算:没有细微差别或中间立场。妃格念尔也对此赞同,因为这没有其他方法了,对于立场不同的人,只能采取肉体上的消灭。“如果说服他(不同意见的人)的所有手段都被用过,而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她实事求是地说,“革命者只剩下肉体上的暴力了:用匕首、左轮手枪或炸药。”

 

妃格念尔解释说,要成为一名恐怖分子,就必须不断地欺骗。一个人生活在假身份之下,其实经常会滥用他人的信任。但是,在她发现她自己被欺骗时,她却很震惊,这也许会令我们难以置信。

 

事实证明,她的同志德加伊夫(Degaev)是在为警察工作的卧底。他的背叛直接导致了妃格念尔的被捕, “德加伊夫的背叛,动摇了生命本身的基础。没有信念的革命者能如何行动?他居然能对我撒谎……经历这样的背叛是一种超越所有言语的打击。它剥夺了人类的道德之美,革命之美和生命之美本身。”就如索尔仁尼琴说的那样,在恐怖分子的逻辑里,虽然都是同样的欺骗行为,但因为它们不是同一个人做的(恐怖分子是为了真理,而警察是为了腐朽的政权),所以是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行为。

 

妃格念尔还说,在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杀死沙皇之后的不久,她“在街道上被设套抓住了。”她说,对恐怖分子的监禁是极不道德的,她还声称,她被释放后,一定会立即恢复杀戮。沙俄政府怎么能为自己辩护呢!对于无辜者的死亡,她只是漫不经心地提到。好像天底下没有任何人,能够严肃地谴责她的行为。比她的行为更可怕的,是她的心态。用这种逻辑推理的人,可以为任何想做的事情辩护。

 

只在乎“被选中的少数人”,而不是受苦的人民

 

在流亡国外的革命者里,没有比谢尔盖·斯特普涅克更厉害的宣传者了,他的魅力、他的语言、他的文学才能和演说技巧都首屈一指。斯特普涅克还用俄语辅导过康斯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并建议她翻译屠格涅夫,并帮助纠正她早期的翻译作品。加内特后来继续翻译了大约70卷本俄国经典文学作品,她的许多版本至今仍然是翻译得最好的版本。


俄国恐怖分子Sergei Kravchinsky——经常被称为Stepniak——他暗杀了Mezentsev将军,并因其作品成为伦敦文学圈受尊敬的人。(苏格兰艺术家William Strang用照片作为这幅素描的摹本,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Painters / Alamy)


斯特普涅克因他的《Underground Russia》(1882)赢得了他在西方世界的文学名声。这本书用意大利语写成,但很快翻译成英语、瑞典语、德语、法语、荷兰语和匈牙利语。

 

斯特普涅克的专业研究者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o)认为,要理解他为什么把这本书写得跌宕起伏,就要看一封他写给一些革命同志的信。在信中,斯特普涅克解释说,之所以写得这么曲折,是为了让有礼节的欧洲自由主义者们相信,俄国的激进分子也有着自由主义者的理想——虽然这是一个十足的谎言——即要向西方人说明,他们是被迫诉诸暴力的。

 

他告诫他的同事们说,如果以俄国革命恐怖主义者之间的谈话方式去与西方人交谈,西方人是不会同情我们的,所以必须省略我们的计划,并阐明俄国社会主义者们的愿望,和他们的社会主义者们的愿望暂时是相同的。斯特普涅克强调“暂时”,意思是俄国激进分子要的公民自由,只是为了让他们的恐怖活动进行得容易些,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相同。“用俄语对俄罗斯青年的进行宣传的同时,当然应该跟对西方进行宣传用完全不同的讲话风格。”

 

不止一位评论家将《Underground Russia》与东正教的《Paterikon》进行了比较,这书是记载了一系列圣人生活的故事。斯特普涅克首先描绘了一幅“恐怖分子”的复杂肖像:“他高贵,可怕,令人难以置信的迷人,因为他结合了人类伟大的两个崇高:烈士和英雄……从他内心深处发誓的那一天起,要让人们获得自由……他知道他将献身于死神……孤独,困惑,贫穷,他承诺他将成为愤怒的人类的捍卫者……就如撒旦反叛上帝般傲慢……他有超人的能量,让世界震惊……这就是恐怖分子。”即使我们不关注这样的修辞,也不难发现在斯特普涅克的书中,受迫害的心态是如此普遍。斯科特精明地指出,斯特普涅克让恐怖分子成为了受害者,他从来不说实际他们做过的杀戮。甚至在刺杀梅津采夫事件上,他也不是说,梅津采夫是他刺杀的,而是因为他所谓的“恐怖主义”:“在1878年8月16日……恐怖主义,将梅津采夫将军处死了……面对专制,让我们大胆地面对挑战。”

 

斯特普涅克的小说比他的回忆录更为坦诚。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The Career of a Nihilist》(1889)描述了一群恐怖分子,他们在策划暗杀和逃狱时,辩论恐怖主义的道德。为了减缓主人公安德烈的痛苦,一位同志贬低所有意识形态为“形而上学”,并鼓吹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信恐怖主义。当安德烈爱上一个新皈依的恐怖主义者塔蒂阿娜时,他们必须反思已经与革命结了婚的人的俗世爱情的正当性。

 

安德烈看到他的同志齐玛被绞死的那一刻,“他身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所有的感觉“都被一些激动的、爆裂的、难以描述的东西所淹没……这是对殉道的一种积极渴望,一种感觉……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梦想。”安德烈试图杀死沙皇,却因失败而被抓,并被判绞死。最后,写作者结束了小说:“他已经死了。但他的任务,并没有消亡。它从失败走向失败,为了走向最后的胜利。在我们这个悲伤的世界中,除了被选中的少数人的痛苦和牺牲之外,其他人注定无法获得这种胜利。”


“被选中的少数人”,而不是为了受苦的人民,这是恐怖主义者的回忆录和小说里最在乎的人们。


恐怖本身就是目标

 

萨文科夫的生活不仅活得像小说一样,而且正如历史学家琳·艾伦·帕蒂卡(Lynn Ellen Patyk)所说的那样,他有意识地按照小说的方式去生活。起初作为SRs战斗组织的负责人,萨文科夫组织了好几次重要的暗杀活动。后来,他尝试建立一个新的作战组织,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军队服务,成为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临时政府的一名内阁成员,建立了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组织。

 

一位布尔什维克的官员假装成为他的一名追随者,从国外引诱了他回国,并逮捕了他,判他死刑。但他提出,他想加入布尔什维克。他恳请“契卡”的创始人捷尔任斯基,雇佣一个像他那样的更恐怖的人。但在不久之后,在1925年,他可能自杀了,更有可能被布尔什维克抛弃了,他的结局就暂时没有资料记载了。


恐怖分子、刺客,也是小说家的萨文柯夫,左二,在1924年因参与了反布尔什维克行动的审判中。(Fine Art Images / Heritage Images / Getty)


在萨文科夫的小说《What Never Happened》中,主人公意识到,“他已经爱上了,是的,是的,爱上了恐怖。”在萨文科夫自己的回忆录中,他一次次地描述着这种对恐怖的激情。

 

他的朋友卡利亚耶夫(Kaliayev),一个几乎和萨文科夫一样出名的恐怖分子形容他,“梦想着未来的恐怖……他对我说……’没有炸弹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萨文科夫形容他崇拜恐怖,就如宗教崇拜一般。

 

萨文科夫的职业生涯,展现了大多数(就算不是全部)革命恐怖主义者的人生目标的变化。起初,他的目标是为了社会正义,他认为必须通过革命来实现。很快,目标就变成了革命本身,而革命本身就需要恐怖。最后,恐怖本身就成了目标。最终只有一个立场,就是更加激进。对他而言,不管什么时候,妥协意味着怯懦和被收编,所以必须向更的大恐怖走去。最终,恐怖吞没了他,恐怖也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

 

革命恐怖主义在俄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条政治逻辑的线索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的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里曾写道,恐怖主义的成功,取决于丧失控制的自由社会的支持,这被证明是准确的。将人们只被分为朋友和敌人的时候,庆祝正义的愤怒以及过度被浪漫化的暴力,最终只会导致一个基于纯粹恐怖统治的社会。在以人民的名义之下,激进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们,也可能使得少数人的极权统治成为可能。

 

(原文作者:GARY SAUL MORSON,原文标题 Dagger and Swagger:The Literary Legacy of 19th-century Russian Revolutionary Terrorism。原载于 The Weekly Standard,201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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