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06 14:15:05新京报 记者:谈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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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柜来的人》重映:“东方情调”已经沦为脏名词

2018-12-06 14:15:05新京报 记者:谈心怡

在金马奖之后,侯孝贤电影《风柜来的人》在台北修复后进行了重映。在重映会上,侯孝贤的御用编剧朱天文和台湾影评人闻天祥进行了一场对话。在对话中,朱天文与观众分享了她和侯孝贤之间的独家记忆。此外,朱天文大赞金马奖展映的胡迁遗作《大象席地而坐》。

一群无所事事、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从澎湖风柜来到高雄,看白戏、赌博、逞勇斗狠,在成长中历经苦闷与阵痛。这是大导侯孝贤飞跃、转型的里程碑之作——《风柜来的人》,暌违35年后在台北修复重映。


2018年12月1日,侯孝贤御用编剧、台湾女作家朱天文、台湾资深影评人闻天祥来到台北光点华山电影馆,同35年后的观众展开映后座谈,聊属于《风柜来的人》的独家记忆。

    

《风柜来的人》(1983)剧照。


除去关于侯孝贤电影的独家记忆之外,朱天文当天还谈起了新电影,对《大象席地而坐》赞誉有加:“今年最好看的当然是金马奖最佳影片,《大象席地而坐》。我觉得那实在是太好看了。” 11月13日晚,第55届金马影展在台北西门町如火如荼地展开时,眼尖的观众发现,侯孝贤出现在《大象席地而坐》的观众席后排。

    

朱天文透露,侯导看完也念念不忘,说非常感动,比他们年轻的时候拍片更好,讲起来就眼泪汪汪。“他一开始说,这部片子的导演真是个百年不见的人才,然后还发生这个

(自杀的)

事情。当然我说百年不见太夸张了,他又改口说二十年不见。他只要想起来,就时不时地说这一部片子。”提起去年的金马奖,朱天文则盛赞《大佛普拉斯》:“超好看,非常好看的一部片子。”

        

朱天文和侯孝贤之间,有怎样的合作回忆呢?对于侯孝贤的电影,她又会有怎样的看法呢?在台北现场,新京报实习记者谈心怡对这场对话进行了报道。


朱天文,1956年8月24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原籍山东省临朐县,中国台湾作家、编剧。闻天祥,金马奖执行长,曾被称为台湾最年轻的“资深”影评人。

 

朱天文:侯孝贤拍片“横征暴敛”

    

1982年,26岁的朱天文写了《小毕的故事》,刊登在台湾《联合报》上。之后的一天,她接到了侯孝贤的电话,说想把这个小说改编成电影。从此,她误打误撞,一脚踏进了电影圈。


讨论剧本,他们在台北武昌街一段的明星咖啡馆。朱天文回忆:“所谓讨论剧本,就是你讲你的故事,我讲我的故事。《冬冬的假期》是我的故事,《恋恋风尘》是吴念真的故事,《童年往事》是侯导自己的故事。”就这样,一个个故事变成了一部部电影,朱天文与侯孝贤漫长而传奇的合作也就此开始。

   

“三四十年来,我们被侯导折磨得很够了。”谈起1983年《风柜来的人》在台湾最初上映时的惨淡票房,朱天文戏言。第一次合作《小毕的故事》,电影“卖座又叫好”,又是贺岁档,火到“南部的电影院通通加场”。他们以为,《风柜来的人》也一样会大卖。实际上,电影上映七天就不得已而下档,比他们同杨德昌合作的《青梅竹马》多了三天。

    

朱天文回忆:


“大家现在都看得很懂嘛,不会看不懂。但那时候上映,观众根本一片茫然,觉得怎么会这样,也没有结局。尤其是那些‘错误观众’,想看到《小毕的故事》那种泪中带笑的故事,期待落空后,电影的口碑就变得极差。”

     

台湾作家王文兴曾说,他写《家变》、《背海的人》等小说,他的读者是在被他“横征暴敛”。朱天文借用“横征暴敛”,形容侯孝贤对观众的要求:“我们就是这样被他折磨、被他训练出来,要看侯导的片子之前,大概心里明白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侯导总是说,这个片子拍出来一定卖座,到后来我们就知道,听听就好。”

 

侯孝贤拍《风柜》:取法沈从文的“天的角度”


朱天文表示,侯孝贤是“土法炼钢”式的导演。从学徒、场记一路做上来,接触实务工作为多。这样的他,拍电影靠的是“天然”、“天生”、“不知而能行”的直觉经验,倒也能“玩得非常开心”。然而,当他遇见杨德昌、柯一正、曾壮祥、万仁这批归国新锐电影人,带着国外学来的新鲜电影理论,“好像一个新的浪头,猛地打到他的身上”。朱天文笑谈,以前侯孝贤看所谓“大师电影”会睡着。这一批从国外学电影归来的朋友,倒给他带来不少冲击。


很长一段时间,在杨德昌济南路69号的日式公寓里,这群朋友一同看大岛渚等人的片子。看完,杨德昌就给每个人发一份分场表,给大家讲这个电影的叙事手法。朱天文回忆,“做得像手风琴一样”,拉开来长长的一份。而另一位朋友曾壮祥,当时最喜欢德国新浪潮电影的领军人物赫尔佐格。谈《陆上行舟》、谈《天谴》,侯孝贤听都没听说过。不像后来和他关系最好的杨德昌,第一天穿的中影的T恤上头,就印着三个名字:赫尔佐格、布列松和他自己。听了这么多新潮理论,又看了这么多大师电影,“不知而能行”的侯孝贤再想拍电影,就陷入了迷茫。

    

朱天文就推荐他看沈从文自传:“沈从文是湘西的一个乡下孩子,在五四期间来上海,傻眼了——上海太新了。当时那批站在时代最尖端的新文学作者,全在上海。有一段时间,沈从文写的东西就完全背离了原有的创作风格。这让我产生了一个联想,侯导和沈从文一样,他们的际遇里有着共通之处。侯导也是个乡下孩子。一下碰到这么多时髦人物,不知道怎么办了。”她回忆,侯孝贤看完就说,知道怎么拍了。


侯孝贤从沈从文自传中学来的,是俯视、客观的“天的角度”。侯孝贤曾表示:“这本小说有一个观点,是俯视的,好像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种种悲伤的事情,他都很客观地在看,有一种胸襟。”沈从文参军时所见,“每天捉来的人既有一百两百,差不多全是苗乡的农民。既不能全部开释,也不应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程序,便委托来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院坪里,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四分之三,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侯孝贤就找到了这个角度,拍了《风柜来的人》。距离放得很远,用天的角度来看他自己的青春。


在执行上,他一直和摄影陈坤厚说,摄影机要远、镜头要长。朱天文回忆,《风柜来的人》中有个长镜头,一个土地庙前坐着四个年轻人。完全没有任何正面、短切的镜头,人物脸上的表情也被隐没。拍完这个长镜头,侯导说ok。陈坤厚质疑:“你确定?不要切一个特写进去吗?”侯孝贤说,确定。陈坤厚就说,侯导是不是疯了?他不要任何的短镜头,一直说镜头要远远的、冷冷的。有趣的是,这部电影对导演、对摄影却都意义非凡。侯孝贤曾说,如果要选一部对他最重要的电影,他会选《风柜来的人》。陈坤厚也说,《风柜来的人》


是他创作生涯中最过瘾的片子,即使侯导一直让他“退后、退后”,以拍出合乎心意的远镜头。


《风柜来的人》(1983)剧照。

 

在《风柜来的人》的剪辑上,也吸收了新鲜的观点。朱天文回忆,剪片那一阵,侯导正好和剪辑师廖庆松去看了让-吕克·戈达尔执导的法国电影《断了气》。看完他们就感叹,哇,还有这种剪法,并不需要连续性、逻辑性。《风柜来的人》中有一场戏,三个青少年跑到高雄去搭公车,屡屡搭错,上去又下来。在剪辑的时候,他们也依葫芦画瓢起来,在剪辑上不拘泥于逻辑。朱天文解释:“以前剪辑是这样的,上一幕的手要和下一幕的手对应起来。他们剪这场戏的时候,就直接剪掉,直接不联系,这种做法在35年前是很叛逆的。”

 

朱天文说:“遇到杨德昌他们以后,侯导拍电影的状态就开始在自觉和不自觉的边际上游走。”在《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纪录》里,她写,“据我的观察,侯孝贤拍《风柜来的人》时候,在根本不知道写实主义的历史背景、作者论、场面调度,长镜头等等理论之下——事实上,那时他还搞不清高达是干什么的——竟也一做就做出了这部彻底用写实文体拍摄写实内容的电影。但也奇怪,不通时一窍不通,通时百窍皆通,他像飞一样,忽地闯进电影极高的境地里,跟诸位大师们居然也对得上话,交游起来了。”吸纳了新理论,又有侯孝贤对生命一以贯之的观察,在自觉与不自觉的边际上游走出来的片子,就是《风柜来的人》。朱天文评价,它新鲜、敏锐、犀利,像一把“新发于硎的旧刀”。

 

杨德昌与侯孝贤:不计代价的配乐实验


制作《风柜来的人》时,有一件颇有趣的插曲。1983年,电影在台湾上映时,配乐用的是李宗盛。然而,在票房惨淡、无奈下片后,深谙古典音乐的杨德昌又帮电影重配了维瓦尔第的《四季》,效果颇佳。朱天文解释,这实际是两个惺惺相惜的导演玩的一场“不计代价”的配乐实验。


朱天文回忆,侯孝贤和杨德昌当时都在中影做后期配音,侯做《风柜来的人》,杨做《海滩的一天》。侯孝贤看到《海滩的一天》,由衷感慨其精致。他对杨德昌说,如果拍《风柜》前他先看到《海滩的一天》,可能会拍得更好。也正因这份惺惺相惜,在《风柜来的人》七天下档后,杨德昌觉得非常可惜,大胆提出要帮他重新配乐。侯孝贤也觉得很有意思。可是电影已经赔本了,也下片了,为什么还要再做一个新的版本呢?同是制作的陈坤厚无法理解。为了这场配乐实验,侯孝贤不计代价,在已经亏损的情况下又花了二十万,把几条轨道重新混声。朱天文说,其实这是非常疯狂的。


谈到侯孝贤与杨德昌的惺惺相惜,朱天文说:“良性竞争是很幸福的,像侯孝贤和杨德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你能与之竞争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们身上都有对方所没有的东西,所以‘异性相吸’。他们之间最好的欣赏,就像蔡琴讲的,简直像在谈恋爱。”

 

侯式本土风情:并非迎合西方想象


侯孝贤的电影通常取材于本土经验。朱天文透露,《风柜来的人》中,许多场景皆拼凑自侯孝贤第一手的私人印象。有次侯孝贤去澎湖探王菊金的班,闲逛到风柜,在杂货店看到一群年轻人撞球,就坐在那里看,看了将近一个钟头。离开后,念念不忘。他曾说:“我忘不了那群青年,看样子他们都已没在念书,感觉他们是这么不安定,而随时会出事。在他们身上你看见青春生命不可预测的哀伤和悲壮,那个荒凉寂寞的下午。”这成为他拍《风柜来的人》的契机,这个画面变成了电影的第一幕。


《风柜来的人》(1983)剧照。

     

对电影另一个取景地高雄,他也很熟悉。朱天文介绍,那一年侯孝贤要考大学,专门跑到旗津朋友家念书。而电影中纽承泽的角色,几乎是侯导自身的写照。朱天文说,“《风柜来的人》里,很大一部分都是侯导自己在城隍庙前‘耍流氓’的故事。”妈妈持菜刀砍中儿子大腿、父亲葬礼后儿子席间摔饭碗,电影里的这些情节,都是侯孝贤自己的经验。主角能干的姐姐、沉默的哥哥,确实也像《童年往事》中侯孝贤对家庭成员的描述。


电影中,阿清三人在高雄的街头想看“大银幕、彩色的、欧洲片”,被骗上一栋尚未完工的空旷大楼。对着一整面落地窗,他们喊:靠,还真是大银幕,还彩色的!


“这个情节也是真实发生的。”朱天文笑,“我妹妹朱天心当时有个‘四人帮’,在她的《击壤歌》里有写,成员是她、唐诺、丁亚明,跟已经去世的林端。被骗就是这三个男生经历的事情,后来被侯导拍进了电影。”

    

谈起侯孝贤电影中的“东方情调”,朱天文坦言,在某些不怀好意的西方注视下,“东方情调”几乎成为了“脏名词”。“不能在电影中有意附和、满足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贫穷啊,诸如此类的。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朱天文说,“侯孝贤一再强调,他的电影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在缺乏好莱坞完善工业体制的现实限制里,他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说故事的方法。这种说故事的方法,可能和西方既有的电影文法不同,但绝对不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想象。”闻天祥也补充,陌生化确实会带来奇观的快感,但难以持久。侯导电影常受知名国际大导青睐,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喜欢《戏梦人生》,科波拉喜欢《南国再见,南国》,马丁・斯科塞斯喜欢《海上花》。这显然已经逾越了文化的表面鸿沟,而是在深层找到了共鸣与启发。

 

编剧的慨叹:“天上的人不需要地心引力”


朱天文和侯孝贤的合作常常剧本先行。《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都是先有故事、先有剧本,再写成小说,在当时报纸副刊上连载。朱天文说,当时侯孝贤拍片已经非常公式化,拍《小毕的故事》时,已经熟练到在剧本上提前写好,第一场一分钟、第二场一分半等。这时,侯孝贤就希望请没有写剧本经验的朱天文等人来为他写,“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进来”。但朱天文笑称,侯导用剧本也是“大概大概”。《小毕的故事》最后只用了朱天文、丁亚民一两句对白,其他都是侯导每天的即兴发挥,剧本很多时候只是工作人员找景的蓝图。


这些年,朱天文和侯孝贤合作了十七八部电影,侯导的个人风格一如既往地鲜明。当被问到剧本中的得意之笔被放弃是否会扼腕,朱天文直言:“绝不会。只是好比拍《刺客聂隐娘》,

(我写剧本)

那个功夫下得……新唐书、旧唐书,弄了一堆,建起一座冰山,最后在电影里只露了一点点,极简成这个样子。中间应该有因果的地方全部剪掉,心理变化都没有。观众看了可能就会想,这个编剧是傻瓜吧?作为编剧,看这个电影,我就想,啊,没关系。你已经到天上去了。我们地上可能还有地心引力,从这边到那边总需要心理变化,总要有因果关系。天上的人不需要。你想,侯导是编剧出身,怎么会不知道该怎么交代因果关系呢?但是他就要跟着自己的想法走。”


“电影不是文字,是影像,最后终归是导演的。”朱天文说,“我也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战场,所以非常自在、非常释然。”

 


作者:新京报记者 萧轶 实习记者 谈心怡(发自台北)

编辑:西西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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