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据《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报道，在传统媒体越来越不好做的当下，很多美国媒体扩张了其图书新闻的业务，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更爱读书了，而是因为美国的书评媒体改变了其报道的形式。他们放弃了传统的书评，而是将书评融进文化新闻当中。他们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不止围绕着一本书展开，而是针对整个美国社会和文化进行更深入的评论。此外，在传播途径上，他们采用书单、同题问答以及播客或视频的形式，以最贴近读者生活的媒介进行传播。这种传播内容和形式的更新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图书新闻。

但是，《哈珀斯杂志》的评论员克里斯蒂安·洛伦岑（Christian Lorentzen）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很赞同传统书评的问题，但他也批评改变报道形式之后的美国书评媒体过于强调流量和迎合读者心理，而丧失了精英性和严肃性。他认为，尽管在算法时代书评的前途未卜，但是文化媒体站在文化和政治前沿，重新审视那些批评家口中的教条的任务并没有改变。

书评媒体与出版商的“同谋”关系导致了书评的衰落

克里斯蒂安·洛伦岑首先检视了书评的传统。书评为什么会存在？因为新书发布被视为新闻，而书籍本身也被视为一种有待评价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出版商希望在书评里能尽可能地把书给推销出去。没有人能找到比书评更好的方式来写一篇有关于一本新书的文章了。

克里斯蒂安·洛伦岑抨击了出版商和书评媒体的“同谋”关系。他认为，这导致了很多陈词滥调的书评。比如，在写一篇书评时，仿佛会有一个沉闷的公式：简单地总结书里的内容，对作者进行一些传记式的介绍，然后再对书的内容做一些不痛不痒的评论，也许会用上诸如“引人注目”、“引人入胜”、“迷人的”等形容词，最后再进行总结。一些评论家将这些陈词滥调的书评称为“糟糕的三明治”（the shit sandwich），因为他们就跟出版商的产品的宣传文案一样，目的是让消费者掏腰包买书，而且，这文案还写得毫无吸引力。

北京老书虫书吧内景。安也拍摄于2019年3月。

文学批评是古老的，但是书评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才开始普及。1784年，安德鲁·奥哈根（Andrew O’Hagan）开启了书评的黄金时代。《爱丁堡书评》在1802年创立，这是现代书评杂志的始祖。文学家斯托普·A·布鲁克（Stopford A. Brooke）总结这个现象：“有许多文化人被雇佣写书评而不是写书本身，文学评论成了一种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很快就被腐蚀了。爱伦·坡说，“当代作家的自己的声音和大众对他的看法形成了分野”，爱伦·坡认为，作家因此需要书评媒体来放大自己的声音，甚至塑造自己的形象，但是天才作家并不会诉诸于此。他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希望报纸上有这种恭维话，不然我们无法为我们自己发声。”

六十多年前，哈德威克（Hardwick）写了一篇“书评的衰落”（The Decline of Book Reviewing），这成了《纽约书评》的创刊宣言。十五年后，以哈德威克为首的纽约知识分子，通过《纽约书评》的巨大影响力，已经成为了文学评论的重要力量。其中，评论家理查德·寇斯特兰迪斯（Richard Kostelanetz）曾批评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名声是出版商和评论家一起捧出来的，他称，文学圈子的权力结构就像洋葱一样，向外一层一层地减弱。同年，菲利普·罗斯在给《纽约书评》的一封信中为自己辩护，反驳了这种观点。克里斯蒂安·洛伦岑认为，这种辩论和争执是文学界还健康的标志，尽管他们的读者群非常小。

 《纽约书评》网站。

过去几十年，美国出版界一直处于相对糟糕的境地里，出版商、作家还有评论家的日子都不景气。如哈德威克在“书评的衰落”里设想的那样，本来那些“高中英语老师、图书管理员、出版商、那些住郊区的人、聪明的年轻男女都需要《纽约时报》提供指导”，而如今，《纽约时报》已经“无精打采”，变成了哈德威克所认为的书评衰落后的景象——成为一本“视野狭窄的刊物，只是比那些小城市的“星期日书评”更厚一些罢了。”2007年，曾任《洛杉矶书评》的编辑史蒂夫·瓦瑟曼（Steve Wasserman）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里写道，“现在的书评不仅数量上很贫乏，而且在质量上令人震惊的平庸。大多数书评是对读者智商的侮辱。可以这样说，若书评从美国的报纸上消失，这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

与传统书评的衰落相伴的是博客崛起。早期的书评博主通常是业余的——现在许多人已经成为了主流媒体的作者和评论家——他们大多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企图用自己的对图书的热忱去对抗专业的书评媒体。可以这样说，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传统书评进入衰落状态，要不是一些机构愿意继续投入资源，许多线上的书评媒体早就做不下去了。2013年，以Buzzfeed为代表的新媒体开始进入图书新闻领域，但是他们只进行正面报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关注新书，吸引年轻人。但是克里斯蒂安·洛伦岑认为，这种只赞扬不批评的报道方式，跟以前的报道方式又有什么区别呢？要是每一句都只是介绍和恭维，谁会在乎到底说了什么？

大约在十五年前，美国文学界中出现了一场反对对书籍“嗤之以鼻”的运动，带头人是美国作家、出版人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他向年轻人呼吁：“书都是好的，阅读都是值得提倡的……任何破坏这个脆弱的生态的行为，都在毁灭这个文学生态。”克里斯蒂安·洛伦岑认为，负面评论并不会减少人们的阅读图书的习惯，假如我们把戴夫·艾格斯所设想的文学界看作一个生态系统，那书评就是这个生态系统里的垃圾，书评人不停地向读者推荐他们认为的好书，但他们在推荐的时大多没认真读过自己推荐的书。推荐的原因大多只是因为新书上市了，以配合出版商的宣传。那么读者还不如接受算法的推荐，因为算法不会像书评作者一样，假装着自己有一个观点。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书评媒体的生存困境

电视和文学有什么不同？乔治·W·S·特罗（George W.S. Trow）在一篇探讨电视文化的文章里，区分了“亲密的网络”（“the grid of intimacy”），即社交生活的网络——包括我们读书的地方，作者和读者的网络——还有“两亿网络”（“the grid of two hundred million”），两亿指的是当时美国人口大概的数目，这是一个由电视所产生的，两亿美国人的共同经历的网络。特罗称“被击中的美学”（the Aesthetic of the Hit）就像“爱”一样，电视剧能产生一种让观众持续观看的魔力。因为观众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任何的接触，人们很容易就被击中了。

然而，互联网使这个距离崩溃了，崩溃的距离不是指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而是指观众之间的距离。现在，观众可以在播放电视节目的时候，建立一个“亲密的网络”，即网上论坛。因此，为什么在周日晚上观看了电视剧的人还要在周一早上看电视剧的回顾摘要？电视剧本身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因为他们是容易理解的。因此网上的电视节目的评论火了，人们互相交流和辩论着他们的看法。在流媒体时代，一出没人讨论的电视节目很可能就会被取消，所以他们希望节目有争议性，人们乐于去谈论，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

克里斯蒂安·洛伦岑认为，若我们把这种电视的模式套用在书评身上，我们就会发现，若书评媒体也“博出位”的话，效果并不会有多理想。首先，通常来说，书评的读者不仅是一本书的潜在读者，更是知识世界的参与者，吸引他们的往往是书的内容本身，而不是一些肤浅的噱头。其次，通常一本严肃读物的读者数量跟一部电视剧的观众数量根本没法比，作家跟电视明星的影响力也没法比较。

因此，书评媒体的图书报道即使看起来跟电视剧的报道有几分相似——一系列新书报道、推荐、简介、与作者的问答、在线读书俱乐部、作者的自我宣传——它就像一座大厦，但是它可能在一周内就被吹走，也没有多少人会记得它。坚守严肃报道的书评媒体或文化媒体若去追求流量，首先是很难完成的任务，其次这跟他们的本身的定位和使命相左。

特罗在1999年出版的《朝圣者的脚步：媒介研究》（My Pilgrim’s Progress: Media Studies）里曾写道，“今天的《纽约时报》正在寻求了解读者的想法。读者的思想已经成了一个谜。令《纽约时报》害怕的是，他们对现在成长的那一代人——他们将来有一天会取代现在的读者——所想的东西一无所知。”

在特罗写下这些话的二十年后，这种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流量导向已经成了一种“欺诈”或“误导”，我们其实并不懂年轻读者的心理。克里斯蒂安·洛伦岑认为，最臭名昭著的案例是Facebook所领导的并被广泛吹捧的“视频转向”，这使得许多媒体公司一窝蜂地把资源和重心放到了视频上，裁掉了许多文字记者和编辑。事实证明，这些投资很多是徒劳的，做视频不保证一定会有流量。很多初创的媒体公司最后坚持不住已经倒闭，Buzzfeed也因此解雇了数百名员工。

2014年，《纽约时报》制作了一份内部改革计划。该计划很快被泄露，他们想要“变得更像Buzzfeed”。总体来说，他们要慢慢抛弃报纸而转向移动端。其中包括三个要求：将新闻编辑室的重心从首页移开，更关注流量、共享和互动等指标；让我们的编辑更像读者，每个办公桌应该要有至少一名工作人员在检测着移动端的数据；更看重移动端的数据而不是印刷版的报纸。

为了转型和生存，这个计划在总体上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某些类型的新闻，比如文化新闻或者书评栏目，追求流量和其性质功能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一旦评论家被指派在互联网移动端写一本书的书评，那么吸引流量是否是他们要考虑的？如果他们要考虑，那么不可避免的是，这会让他们刻意去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元素。这是一个有文化坚守的媒体的悲哀。

在克里斯蒂安·洛伦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年底，文化媒体上到处都是“2018年最佳图书”的清单，这些清单有作为年终荣誉表彰和购物指南的双重功能。在《纽约时报》上，除了标准的“2018年100本书”和“2018年十佳图书”，还有“不该看的书的清单”。作者还在最佳图书的清单中给读者提出一些阅读建议。然而，克里斯蒂安·洛伦岑认为这并不成功，因为《纽约时报》已经失去了对读者的了解，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大众和意见领袖对这些书的评价以及讨论，他们还能通过超链接找到这个领域相关的图书还有信息，从而在网上购买自己想看的书。此外，克里斯蒂安·洛伦岑还批评了《纽约时报》的“书边（by the book）”栏目，即用同一套问题问不同的作者，似乎这样能把作者包装成名人。当然，作家也希望他们能成为明星，可是，谁靠这样出名呢？流量是吸引到了，但大家消费的只是名人的某些“八卦”，但对于挖掘新作家的使命和想要出名的新作家来说，用处并不大。

菲利普·罗斯说，“在美国，从来没有一个严肃阅读的黄金时代。”他在2013年告诉《世界报》的记者。“但我不记得在我的一生中，阅读的情况是如此糟糕。而且明天会更糟。我的预测是，在三十年内，在美国读严肃小说的人会跟现在读拉丁语诗歌的人一样少。这个时代小说在衰落，人们正在寻找不必读书的理由。” 克里斯蒂安·洛伦岑认为，小说家总是担心他们的职业地位，我们其实不用老想着生活在严肃小说的黄金时代，无论“小说死了”多少次，读者多不喜欢看小说，小说这种艺术形式都是永恒的。而书评媒体或文化媒体的任务是站在文化和政治的前沿，重新审视那些批评家口中的理论教条，激活这些干枯的理论，针对整个社会和文化进行更有深度的观察和评论，就像哈德威克写的那样，“那些不通常的、不太好理解的、比较长的、不妥协的，尤其是那些有趣的，应该找到他们的读者。”

（资料来源：Christian Lorentzen在《哈珀斯杂志》的“Like This or Die：The fate of the book review in the age of the algorithm”，网址：https://harpers.org/archive/2019/04/like-this-or-die/）

作者 徐悦东

编辑 安也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