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柯永权

广东吴川人,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年毕业后,继续以缓慢的速度进行纪录片创作。2016至2019年在《大河唱》中担任导演、摄影及剪辑。

 



此刻我人在北京,刚送走了各色花粉,又喜迎杨絮柳絮。被过敏季节所纠缠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故乡的四季。跟北京比起来,那里的生存条件属于另一种维度的恶劣,却依旧让我怀念。


故乡是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一个海边小镇,常年无冬。每年春天,我们会迎来回南天,衣服永远也晾不干;夏天的午睡总是伴随着电闪雷鸣的对流雨,像闹钟一样准时把人叫醒;秋季开学没几天就会放“台风假”,我们趴在窗口,看高高的椰子树如何被风吹倒;到了所谓的“冬季”,眼巴巴地等待西伯利亚寒流的到来,期待有生之年能亲历一场大雪。


这就是我那闷热潮湿的故乡,一片本该孕育大江大河的土地。然而发源于两广山区的河流,自北往南奔流两百公里,便遇到了浩瀚无际的南中国海。一场计划中的长途旅行被迫终止。


只有通过教科书我们才得知,在北方有一条大河,人们称之为母亲河。我们的祖先在此耕种、繁衍,并孕育出了发达的文明。我们那位从未出过广东省的老师,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这条河的奔腾、雄浑,对巴颜喀拉山、黄土高原、几字弯、壶口瀑布如数家珍。年纪尚小的我们,并不理解千里外的一条大河跟自己有何关系,但能感受到她有一种让人口口相传的魔力。



《大河唱》

作者:《大河唱》剧组编著

版本:乐府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年7月 


2008年夏,我收到了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动身前往北京之前,正是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我们守在电视机前,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大脚印缓缓踩过北京的夜空。随后一位红衣小女孩登场,《歌唱祖国》的歌声在鸟巢响起: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我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十八线小城。晚上九点,列车到了郑州花园口,缓缓驶过一座铁桥。华北平原的夜色中,我没听到河水拍岸,更看不见那水的颜色和清浊。车轮与铁轨在黑暗中撞击,发出有节奏的铁质的声音。我想象着脚下的这条大河,她一定流得很慢,很慢,像一位蹒跚的老人。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黄河。


这个瞬间,仅仅是35小时旅程中的1分钟。它在我的记忆中渐渐变得不再清晰了,但一直无法抹去。我想我是莫名其妙地被感动了。




2016年春夏之交,我在浙江建德拍一部纪录片。拍摄对象叫树根,是一位 “九姓渔民”。他们祖祖辈辈以船为家,漂泊在新安江上,直到近年才在政府的组织下上了岸。


树根生在船上,长在江中。父母给他取名树根,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扎根于土地,免受水上漂泊之苦。但上岸定居后的树根渐渐发现自己难以适应这种生活。于是他把妻女在小镇上安顿好,自己重新回到了江上,成为了一名新安江守林人。


树根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艘小船,唯一的食物是江里的鱼,唯一的娱乐是一把吉他。在大部分日子里,他独自待在水边的小屋里,与世隔绝。在必要的时候,他又会开着小船逆流而上,出现在老婆孩子的身边。这个木讷少言的男人,像一个谜。


那个时候,我已经对人类逐水而居的故事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人与江河的关系总是多样而有趣。在我看来,树根是在江中找到了一个避风港。作为大江的子孙,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他如何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掌握一种微妙的平衡?


《大河唱》电影剧照。


但是我并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找到答案。按照媒体纪录片的惯常操作,我们只能在几天的周期内完成这个人物的拍摄,然后转战下一个人物,最后通过解说词串联起一个完整的“故事”。于是我们争分夺秒,于是我们设计摆拍,于是我们努力地把画面拍得更漂亮,试图借此消除一种源于深处的空洞感。有时候,看着树根在我的指挥下成为了一个牵线木偶,我感到有些东西已经违背了初衷。


拍摄树根的间隙,我接到了老雷的电话。他问我知不知道苏阳,我说不知道。想不想拍黄河,我说想。在西北扎扎实实地待两年,拍一部关于苏阳与黄河的音乐纪录片,你来吗。我说,听起来有点意思。


挂了电话,我搜索了“苏阳是谁”,然后开始在网易云音乐听他的两张专辑。那个下着小雨的清冷的夜晚,像极了孟浩然所写的《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一千多年后的今晚,一位同样远离了故乡的游民,站在同一条江边,听着那来自西北的声音,感受到了一种与孟浩然类似的情绪。我是从苏阳的歌声中听到了亘古不变的乡愁啊。


随后我打开了微信,回复老雷:西北见。



老雷是我的老师。再往严重了说,我的专业从土木转到新闻,跟老雷有莫大的关系。而我在他的引领下进入了纪录片这一行,则是铁证如山的事实。


在此之前,他带着我的师兄们做了《喜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宫修文物》,并且一直在推动纪录片进院线的实践。而我最佩服老雷的地方,是他总在竭尽全力为我们争取最大的创作时间、空间和自由。要知道,清影惯用的这套影视人类学创作模式,与当下浮躁的社会氛围是相向而行的。


看看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屏幕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碎,人们的耐心越来越少。低头族再也无法忍受手机0.01秒的迟滞,宅男宅女再也无法忍受外卖小哥1秒钟的晚到,资本家再也无法忍受员工一天只工作8小时。电视节目的片尾字幕滚得越来越快,快到你看不清任何一个名字。就连我写这篇文章,也尽可能地少用长句,少长篇大论,唯恐耽误了读者的宝贵时间。


这是时代的发展,也是慢性子们的哀歌。


《大河唱》剧照。


有些人再也无法躲进小楼,安心花时间去打磨一部作品。各种良莠不齐的资本开始涌入,效率、增长、收益、回报,成了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高频词。阿猫阿狗们的分析听起来都头头是道,无不指向胜利的天平、成功的顶峰。他们在你耳边鼓吹商业模式,一夜暴富,薅流量,割韭菜,宣告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于是社会成了一个屠宰场,人心开始蠢蠢欲动。


我倒是觉得做一根韭菜挺好的,但求你有点耐心,让我长高一点,再举起你手中的镰刀。对纪录片工作者来说,耐心很重要。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时间会告诉我们最后的答案。


相对我们短暂的一生,相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短暂的时代,黄河已经在地球存在了百万年之久。她曾拥有水草丰茂的时期,也曾饱受风沙的困扰。当然,不管人类如何作妖,黄河的水还在以相对稳定的流速,淡定地东流。


而我也即将踏上寻找这条大河的旅程。2016年下半年,我辞去上海的工作,搬到了北京,成为一个自由的纪录片工作者。在《大河唱》中,我将拍摄两个人物:苏阳与黄河。



2016年7月20日,北京暴雨,老天爷给北京下了8个密云水库的雨量。没禀告天地鬼神,也没敬卢米埃尔,《大河唱》在这一天匆忙开机。而苏阳是第一个进入我们视野的拍摄对象。 


苏阳身材不高,精瘦,隔三差五就去剃个寸头,花15块钱只留3毫米的那种。他喜欢穿黑衣,后来演变成只穿黑衣。夏天爱穿那种黑色的老北京布鞋,冬天好像还穿老北京布鞋。大家都喜欢叫他老汉,或者苏伯伯。他走在大街上,一定是人群中最不显眼的那一个。


没人看得出来,老汉曾经是位摇滚青年,在银川也算个体面的人物。后来,他剪掉及腰的长发,平生第一次穿上白衬衫,攥着几首新歌就闯进了北京“十三月”唱片公司的办公室。与老板卢中强见面之后,苏阳觉得这公司不错,还给报销公交月票,于是安心住着公司给租的员工宿舍,就算是开始在北京上班了。没过多久,第一张专辑《贤良》就发布了。


那个年代,时髦的人开始写一种叫博客的东西。苏阳也开了博客,写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当下,也回忆回忆当年学琴打架的往事。我就是在他的博客里第一次见到了马风山,张进来,刘世凯,魏宗富他们。


记得他写马风山是个西海固地区的村官,爱唱花儿,记录了不少马风山唱的花儿歌词和唱法特点。那时候我对花儿没概念,看了苏阳记下来的歌词也难以留下印象。但我记住了马风山老家贴着的那张字画,老马自己写的:


你是家中梁,生活要思量,梁折家遭殃,生活无保障。

你是父母心,牵挂重千斤,儿走他乡路,亲人泪满襟。

你是妻子天,莫让天塌陷,天塌人心寒,妻儿怎么办。

你是子女山,为儿挡风寒,山倒无人靠,人见人心酸。


不久后我跟随苏阳到了马风山的家中。他们已经搬离山沟沟里的老家,住进了政府统一盖的移民安置房。我终于见到了记忆中的那张字画。几行小字是用油性笔写在白纸上的,字体不算清秀。旁边贴着一张豪车张贴画,摆着几盆花。这一切跟我想象的画面,完全不一样。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恍惚感。


马风山


马哥的生活并不容易。他的父亲是阿訇,属于那种唱了花儿会被人说闲话的家庭。人言可畏,但马哥也只能继续唱着,这是他排解生活压力的唯一方式。但唱花儿也没收入,家里好几口人还等着他养活。于是他最近开始找一些临时工干,给人装配电箱。“生活所迫,从头开始,劳动可以忘掉一切,加油!”看到他发了个朋友圈。


苏阳最常去的还是盐池刘世凯的家。每次去之前,苏阳都会在小卖部里买上两瓶酒,一箱牛奶,给老刘拎过去。我想起了小时候跟着大人走亲戚的时候,他们手里拎着的也是差不多的手信。


老刘的两个老伴儿都去世了,平时自己一个人过得极为随便。苏阳决定在老刘家做顿饭吃,于是找了个小商店买了点菜。老刘的小孙女听说苏阳要来,给爷爷打来了电话,说让等等,她要来找苏伯伯。


于是我们等着小孙女到了,就一起往老刘的家里走。到了一看我们都傻眼了:家徒四壁,灰尘满地。没有煤气灶,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正经的做饭和吃饭的地方。


苏阳动作倒是麻利,他翻出了一个电磁炉,到邻居家借了一些水,迅速地洗了菜,切菜,下面,一看就是厨房老手。老刘在一旁也不知道怎么帮忙,于是玩起了苏阳的吉他。小孙女凭着自己对吉他的理解,教爷爷应该怎么拨弦。


也许这是这个平房里为数不多的温馨时刻。


饭后,俩人坐到炕上,弹起了各自的三弦和吉他。老刘先是唱了自己最近编的《刘世凯传》,讲的是他苦难的一生。然后又给苏阳唱了一段陕北民歌《珍珠倒卷帘》。


正月里来是新年,岑彭马武夺状元。

岑彭箭射金钱眼,马武刀劈九连环。

二月里来龙抬头,王三小姐上彩楼。

绣球打在平贵手,王侯公子结冤仇。 

三月里来三月三,桃园结义弟兄三。 

三战吕布虎牢关,张飞鞭打紫金冠……


这首流传于西北黄河流域的民歌,从一月唱到十二月,又从十二月倒着唱回一月,各咏唱一段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或神话传说,上下纵贯三千年。


只需要三根弦,一张嘴,刘世凯把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以及这个国家几千年的历史,向我们一一道来。这个场景,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汉书》中写到,古有采诗者,击铎乡间,采风而献之,以正听。说的是周朝的采诗官巡游各地采集民歌的事。有了这群人,才有了如雷贯耳的《诗经》,并让两千多年前的诗意得以流传至今。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阳很像一个在21世纪击铎采诗的人。当然,他不是官员,他只是一个来自银川的厂矿子弟。没有人指使他去做任何事情,我们甚至感受不到他太大的野心。他默默地踏过西北的千山万水,却在无意中向我们证明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多么的可爱和伟大。


《大河唱》剧照,左为苏阳。


有一次,我们又一次从西北归来,在安定门内大街的一家面馆喝酒,苏阳比我们先醉了。他开始目光失焦,喃喃自语。“如果把拨片放下来,不去唱歌……我不知道我要去做什么……”“能打垮多少人,会被多少人打垮……那是你的命运。重要的是……走出去,走到前面去……对吧?”


我们都没有说太多,只是静静地听着这个失意的中年男人,端着一杯二锅头,絮絮叨叨。在我们身后,透过取面的窗口,能看到老板在紧忙活着,熟练地拉出顾客需要的韭叶、二细。


我想,如果民歌就是那碗拉面,那苏阳一定是一位不安分的拉面店老板。他想的是怎么改良这碗面,好让全世界的好吃之人都尝到这种美食并且理解个中滋味。无疑,在美国快餐日本料理韩国烤肉开满大街的时候,这是维持拉面活力的最佳办法。



2018年7月20日,在地球对面的哥伦比亚麦德林诗歌节,在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诗人们的见证下,《大河唱》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很久以后,我发现这与我们开机的日子是同一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大河唱》拍了整整两年时间。


在麦德林,我看到台上台下的人们,长着不同的面孔,说不同的语言。但在那个夜里,所有的隔阂都被打破了。能感觉到有一种歌声,来自地球另一端,穿透地心之后被唱进了现场所有人的心里。他们似乎听懂了这种来自东方的语言,现场气氛变得有些疯狂。


我相信他们是真的听懂了,因为……现场屏幕同步打出了歌词的西班牙文翻译。他们开始齐声跟着台上的苏阳唱了起来:张大哥,李大嫂,放下你的担,哦……


演出结束后,苏阳被团团围住。那一刻,他似乎成了一位在哥伦比亚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几位女粉丝们兴奋地抓住他,用我们听不懂的西班牙文语速极快地说着什么。后来男粉丝们也挤进来了,一位在演出现场负责电工的大哥,通过翻译跟苏阳说,麦德林人现在都知道你了,欢迎你随时回到麦德林,这就是你的家。


这一次,在麦德林的苏阳,比在上海的老魏运气要好一点。没有人质疑他为何还停留在过去,没有人追问他为何不作出改变。反倒是这些此前完全不知道皮影和花儿为何物的哥伦比亚人,向苏阳一遍又一遍地提出疑问,这些音乐元素来自于哪里,在中国还有人唱吗?


有的,当然有。此刻我们应该还有千百个老魏,老刘,老张,老马,在老家唱着。虽然以后可能不会再有小魏,小刘,小张,小马了,但是现在还有个小苏在干着这事。他不光唱岑彭、马武、秋胡、魏征,他还唱张大哥、李大嫂、王二姐、李大爷。他唱的既是过去,更是当代。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他唱的就是我们自己。


离开哥伦比亚的时候,我们在机场候机。一群哥伦比亚小孩在这时坐到了我们对面,瞪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这几张东方面孔。坐在左边的小孩胆子大,开始用不太流利的英文自我介绍:我叫Jesus,旁边这位是Samir,我们来自卡利,你们呢? 


我也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问他,卡利这个地方听起来很熟悉,我应该知道这个地方。他很兴奋,说你居然知道卡利,欢迎你去我们家玩,我们家旁边有一条河,叫考卡河。


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听一位哥伦比亚诗人说过这条河,是他们国家的母亲河。我说太好了,我家旁边也有一条河,叫黄河。欢迎你到中国来找我玩。


其实我家离黄河远着呢。这个谎言不知如何就从我嘴里脱口而出了,而且顺理成章。


他听了很高兴,从爸爸手里拿来笔记本和纸,让我写了我的名字,以及电话,邮箱。我下意识地用汉字写了自己的名字,却没想到这三个方块字把他们吸引住了。这几个小孩围上来,每人都写了自己的西班牙文名字,让我帮忙起个中文名。


突然间我成了一位来自遥远东方的起名大仙儿。于是我拿起纸和笔,一一满足。其他人都好说,这个Jesus该叫啥呢。


我想了想,大笔一挥:耶稣。 



临走时,耶稣说他下了飞机就给我发邮件。我说好,我等着。


如果真能与耶稣在中国重逢,我会带他去西北转转,看看黄河。这个地方我待了两年,熟悉。



2018年夏天,我们与剪辑师卡尔挤在三里屯幸福三村一间炎热的小房子里,商量如何从1600小时的素材里剪出一部90分钟的电影。


随着气温的升高,气氛却慢慢陷入僵局。


幸福三村剪辑室的墙上


我们建议在人物故事之外,可以埋藏一条关于“河”的线索。一来国内观众对黄河有天然的亲近感,二来我们拍到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未曾见过的黄河,这些影像或许能让大家重新建立对这条河的认知。


“我信你个鬼(笑),会有那么多中国人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河长什么样吗?”卡尔反问我们。他认为人物的故事已经足够,没有必要画蛇添足。


卡尔来自德国,是一位优秀的电影剪辑师,十多年前因机缘巧合开始在中国工作。他过往的作品里,我最喜欢《苏州河》。但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是一条比苏州河更为复杂的河流。


我们努力解释:也许我们身处的这个国家实在是过于辽阔,以至于大部分中国人的一生,根本没有机会亲自踏足河边,去感受她的气息。而在大众媒体中出现的黄河,又总是充满了刻板印象。大家久而久之便以为,黄河是浑浊的,奔腾的,也是容易干涸的,危险的。但是当我花了两年时间从源头走到入海口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条情绪极为丰富的河流。


在青海三江源保护区内,我见到了当年老师向我们提及的巴颜喀拉山。山脚下,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静静流淌。我们驱车再往上游走,已经没有成型的道路。爬上一座山丘之后,藏族向导黑哥把车停下来,“兄弟们,这就是我们母亲河的源头”。


若非亲眼所见,我们无法想象一条大河,就发源于这些星星点点的小水滩。


我们站在山头上,遥望星宿海


唐朝贞观年间,一批探险者们曾“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他们抵达这一片区域之后,看到的是远比今天要宽阔的水面。在夜里,甚至可以从水面上清晰地看到天上的星宿。从那时起,黄河的源头就被称为星宿海。


如今的星宿海已经不复往日光景。所谓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此。


坐飞机离开三江源的时候,我选了靠窗的位置,准备再看她一眼。毕竟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会。


从三万六千英尺处看黄河,仿佛触手可及


这个视角的黄河,让我想起了萨尔加多所拍摄的亚马逊河。在文德斯的纪录片《大地之盐》里,摄影师萨尔加多花费8年时间,拍摄地球上尚未遭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还保持着原始传统文化的人类族群,并起名为《创世纪》。


我第一次意识到,当代的影像跟远古的生活图景,距离并不遥远。而我们则继续沿着黄河顺流而下,试图追寻先人迁徙的足迹,给大地和山川写一封诚挚的情书。


在青海省兴海县曲什安镇,黄河切开大地,为两岸的小麦送去水源和养分


宁夏吴忠,为了拍到突降的大雪,摄影师壮爷扛着摄影机和脚架在风车下狂奔


甘肃兰州,人们离开了河边的家园,来不及搬走沙发


宁夏银川,化工厂彻夜开工,我们目睹这大地和河流满目疮痍



在山东济南,早起拍摄黄河的我们与同样早起的几位城市美容师不期而遇。在完成了各自的工作之后,我们在一旁跺脚取暖,他们则放下笤帚,挨个把眼睛凑在我们摄影机的取景器前面,以另一种视角对黄河完成了一次观看。


我们问这位大叔,您看到啥了。大叔回答:啥也没看见!随后哈哈哈一笑。


抵达山东东营入海口的时候,黄河又趋于平静。滩涂上单调地长着两种植物:黄色的芦苇和红色的黄须菜。当地人把黄须菜叫做红地毯,它们在黄河三角洲年年生发,岁岁枯萎,秋天是其颜色最为艳红的时候。



远处,胜利油田的磕头机不舍昼夜地工作。我们走到其中一个磕头机之下,听到它发出的嗡嗡的电流声和清脆的机械碰撞的声音。这些向大地叩问并索取石油的机械怪兽,为黄河自西向东的漫长旅程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


随后我们折返到河南。在郑州花园口,我们又一次早早起来,却遇上了大雾,远处的黄河大桥变得不再清晰,荒草丛中分布着零星的白色垃圾。我想起来,十年前,火车就是从这里穿过了黄河,开向了茫茫的北方的夜。



在等待雾气散去的时候,我坐在黄河边,脑子里闪过了十年里的很多瞬间。最悲伤的事情不是年华逝去,而是发现自己已经被生活所驯化。最欢喜的事情不是找到了热爱的行当,而是我终于渐渐看清世界的面貌。总之,一切都难以回头。


那时候杨植淳正在甘肃环县的大山里拍摄皮影艺人老魏。他跟我说,前几天夜里坐在老魏的三轮摩托上,听着《喊歌》上山,他流泪了。


我说没什么好丢人的。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在夜里听《急流》,也莫名其妙地开始抹眼泪。


看看这黄河 浪高过头

匆匆的鸟儿 飞过高楼

千山和万水 哎 哎哟

岸上这人儿 这急流

哎哟 哎哟 难回头……


这种朴素地歌颂土地和生命的曲子,可以很轻易地击中直男们的泪点。


此刻在黄河边上,我良久地注视这急流,得到了一丝喘息。



我们过着浓缩的生活,于是情绪也被压缩得更为集中。


一个西方人活三百年才能经历的事情,我们只需要三十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上上辈开始洗脚上田,上一辈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到了我们这一辈,已经不知土地为何物,钢筋水泥才是我们的森林。亲友之间的聚首、分离,变成了最平常的一件事情。世界变化太快,“无根”成了常态。我们在都市里飘着,无法落地。


不过在拍摄《大河唱》的这两年里,我发现这个国度还有那么一些人,每天都很踏实地踩在泥里,唱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流传到现在的歌。虽然也不得不面临时代的冲击,但他们比我们都要淡定得多。我会不自觉地想去亲近这帮人,看看他们的生活,听听他们又唱了一些什么,说了一些什么。


想起皮影艺人魏宗富站在山沟沟里,倚着锄头问老天爷,你再不下雨,今年这豆子就白种了。 其实我们也和老魏一样,是靠天吃饭的人。远远地看到一片云,它飘过来了就是久旱逢甘露。它要是没飘过来,老魏会支起幕布,点个亮子,唱一出神戏跟老天爷好好说说。我们会支起摄影机,把时间都装进这个黑色的盒子里。


漫长的生活,让我们对日子都不再敏感,却更加相信时间的意义。这是我喜欢苏阳的原因。他抓住了那些更迭和不变,把古老的歌唱进当代人的心里。当我们走得越来越远的时候,他的音乐总能提醒我们一些什么。


2019年的春天,我又回到了久违的故乡,沿着那条熟悉又陌生的河走了很久,给她拍了一些照片。当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审视这条河流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有一条大河。


撰文|柯永权

编辑|余雅琴 走走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