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王一平

近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社会学家谢宇在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以“家庭背景、教育成就与社会流动：中国文化的作用”为主题的讲座，探讨家庭、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以及跨国对比研究中所发现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谢宇指出，在中国，文化对社会分层影响极大。

谢宇，社会学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知识分子》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统计方法、人口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代表著作有《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美国亚裔人口的统计描述》等。

教育如何通过阶层流动改善社会不平等？

在社会学的范畴中，关于社会流动的界定，通常以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为起点、以子女的政治经济地位为终点。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便是社会流动的程度，社会流动程度越高，也意味着社会开放度越高，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更加有益。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与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则指出，父母对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主要通过教育得以完成。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社会公认的机制。而关于社会不平等，社会学家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很直观地阐明了其中的发展规律。他指出，在不发达地区，社会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随着发展的加速，社会不平等程度也随之增加。而当发展到较高水准后，福利制度随之完善，便形成了福利型发达国家。这个发展过程，正好是一个倒U型曲线。

谢宇在讲座现场用数据展示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

具体到中国而言，谢宇认为，近几十年中国社会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但他于2010年发表的论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中同样指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他列举出了以下原因：中国的不平等大多由集体力量导致（或缓解），而非个人。传统中国的话语体系促成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业绩被定义为增进民众的集体福利。换言之，中国人信奉业绩，以此为基础的不均分配，并不会引起太大的异议。高考、国考等选拔方式中的成绩决定论便是如此。

除此以外，当今许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后果。或者说，国人关注的焦点不在于机制本身的不平等，而是具体分配过程的不平等结果。同时，社会流动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在当下的中国，依靠个人努力对社会做出贡献，从而实现阶级上升这一公认机制仍然可以有效运行。其中，主要便是代际之间的流动，父母通过对下一代的投资，帮助下一代实现阶级上升，而这种投资又主要体现为教育。

因而，教育便成为不平等社会中突破阶级壁垒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寒门状元等相关话题在国内总能引起热议的重要原因。不过，在另一方面，对于新兴中产阶级而言，教育亦是帮助子女维持精英地位的重要手段。正如《小欢喜》中的父母们，即便拥有了北京户口和学区房，面对子女的高考，依然毫不松懈。

热播剧《小欢喜》中，陶虹饰演的母亲一心想让女儿考上清华、北大，不理解女儿为何要选择南大。

原生家庭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成就？

众所周知，东西方文化从起源到发展都存在极大的差异。在教育领域同样如此，从教育成果上看，东西方之间差异显著。简而言之，东方学生的成绩相对好于西方学生。

根据PISA、TIMSS、PLRLS等多项评估项目，东亚学生的成绩普遍优于欧洲、北美等西方地区的学生成绩。而在美国、英国等多种族国家内部，亚裔学生的学业成绩则优于同国家的白人、黑人等族裔。

从结果上，东西方学生在教育成就上差异显著，那么，影响教育成就的因素又有哪些呢？谢宇给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

一种是家庭（即父母）的政治经济地位影响了他们在面对子女教育时的态度及行为，进而对最终的教育成就产生影响。又或者，家庭政治经济地位直接作用于教育成就。而家庭对教育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文化发挥了作用。在家庭（或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中，可分为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谢宇指出，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相比于物质性的投资，父母的非物质性投资往往对最终的学业成绩有更为直观的影响。这种非物质性的力量，如教育期待等，正是文化在教育中的影响之所在。

另一种则是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即地域、城乡、时代、政策、师资等外在客观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或者直接影响了最终的教育成就，又或者通过对教育态度与行为的直接作用，潜在影响了最终的教育成就。具体就中国而言，这种结构因素主要体现在城乡与地域之间。就城乡而言，城市的教育资源、成果等优于农村；而区域之间，大体而言，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在关于中国教育不平等的讨论中，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也往往是讨论的核心。

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剧照，该电影展示了中国乡村教育的种种难题。

以上述这种分析为基础，谢宇及其团队针对中国、美国及德国的相关教育数据做了极为详细的整理与跟踪调查，试图分析家庭与结构性因素对子女教育成就影响的跨国差异。具体而言，家庭因素是父母受教育年限，结构性因素则是城乡、区域、种族等问题。具体测量指标为数学得分与字词得分。

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相比于父母受教育年限所代表的家庭因素，城乡和地区等结构性因素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影响更大。而在美、德这两个西方国家，城乡、地域的影响相对较小，影响最大的结构性因素是种族，但整体而言，相比于结构性因素，西方国家的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女的影响更大。

更具体地讲，在中国，无论父母受教育年限如何，对子女教育问题都相当重视，且都愿意尽己所能给予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投资。因而，在内部比较中，城乡、地区等结构性因素更容易导致最终教育成就的差异。

而在西方社会，因为相对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教育体制，城乡、地区等结构性因素不会导向太大的教育差异，父母受教育年限等家庭因素便成为主要的影响原因。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教育期待也相对较低，因而最终的教育成就便相对较差，反之同理。

由此可见，在家庭因素对教育成就的影响上，东西方呈现出了显著的差异。谢宇在讲座中使用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同样在考试中获得80分（百分制）的中美学生，美国家长可能因子女拿到了优秀的成绩感到高兴，并以鼓励为主；而中国家长则更倾向于寻找学生丢失了20分的原因，以鞭策为主。这种差异的背后，正是文化的作用。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教育期望亦是不同

基于以上两个部分的讨论，谢宇认为，文化的作用在家庭教育中的影响极大。因而，他以教育期望作为一种直观化的文化因素，试图探讨家庭背景对教育期望的影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教育期望亦是不同的。

谢宇及其团队以东亚地区的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和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三个西方国家为样本，探讨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家庭背景对教育期待的影响差异，以及美、德、澳等多族裔国家内部，亚裔群体与白人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异。

最终的结果显示，在东西方的比较维度上，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对“教育期望”的影响较小。无论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何，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都相对较高。

在讲座中，谢宇特别指出，在东亚与亚裔群体中，新生儿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各个年龄段中最高的。以其团队进行数据采集的甘肃省某贫困县为例，根据采集的数据，该地70%的新生儿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待是北大。

在西方国家，父母受教育程度对“教育期望”则影响极大。一般而言，父母受教育程度越低，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亦越低，反之亦然。

在多族裔国家内部同样有这种差异，对亚裔家庭而言，无论父母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如何，对子女都保有一定的教育期望，大概与白人中产阶级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持平。而在白人及其他族裔中，父母社会地位与子女受教育期望成正比。

谢宇在讲座现场展示亚裔学生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异。

谢宇认为，这种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正是文化的作用。文化心理学家Richard E. Nisbett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相较于西方，东方普遍认为自我是更有可塑性。即东方文化更倾向于认为，人的能力不是天生，而是后天形成，因而强调后天的努力。

Carol S. Dweok在《Mindset》（心态）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心态”（即mindset）将影响一个人的态度、行为，对学业产生影响，并在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起到持久的作用。他的研究表明，持有“能力是后天可塑”的心态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Harold W. Steveson通过对中美教育的比较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在中国的教育中，普遍认为能力是后天的，而成就是持久的练习与后天的结果。

谢宇将这种文化原因进一步追溯到了孔孟的儒家思想，他指出，孔子的“有教无类”正是这种文化集中体现，即无论家庭出身如何，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功名。在教育面前，机会对于每个人都平等。他并援引中国的科举传统佐证这种文化渊源。

然而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有“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种强调后天努力的因子，但同样有强调出身与血统的“龙生龙，凤生凤”等。因而，文化对于教育有一定的作用，但现实情况未必全然符合文化的设想。不过无论如何，正如谢宇所言，这仍然是一种极具吸引力与安抚性的观念。

作者丨王一平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