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聂丽平


一则关于2006年凶杀案的报道,能够给写作者什么启迪?从电商平台的用户评价中可以捕捉到关于常识的什么冲突?究竟常识是什么?常识在哪些群体、哪些空间、哪些地点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变化?


2020年1月11日,世纪文景“艺文季”邀请淡豹进行演讲,她是《Vista看天下》、Elle Men杂志专栏作家,也是世纪文景2020年的新书作者,正在创作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她以人类学和写作者的视角,从媒体、电商平台、网络了解“常识”的变化与关于常识的冲突,而她正在创作的小说,则与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家庭观念变迁与冲突有关。她认为,跟家庭相关的传统常识正在经受考验、追问和质疑。而这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引发了一些实体的变化。


从网络和新闻报道中了解常识体系的变迁和内部冲突


淡豹谈到,她会通过看媒体报道、购物网站用户的评价、微博等方式了解常识,了解常识体系的变迁和内部冲突。比如说,2006年《新京报》报道过一起贵州的凶杀案,这起案件发生在一栋单元宿舍楼,记者采访楼下的邻居后发现,邻居当时听到楼上有小孩的哭声和“咚咚”跺楼板的声音,以为这是楼上的人家在打孩子。这个细节给淡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细节说明:当地人非常熟悉打孩子的这种声音,这种事情经常发生;邻居觉得不需要干涉,也说明这种事经常发生,而且这是别人家的事,这种冲突、争斗完全属于家事。


通过这个细节,淡豹观察到了两种常识或者说文化共识。作为写作者,她通过从别人生活的细节之中想象和自己不同的生活面貌。淡豹认为,这样的细节是不分人口的常识,它对一个地方、一个文化、一类人群是特殊的,但是它能够展现出整体性——这是对方的一整个生活世界,也是我们理解他人、与他人共情的基础。


作为一名生活在北京的35岁女性,按照中国的文化常识,淡豹背负着很多的家庭责任,她需要经常以电话、微信、物质、仪式性的问候等形式来表达对家人的关心,包括负责家人生活用品的采购,这是特定文化的代际性、性别性的家庭劳动分工。


在一次年货采购中,她发现某购物网站用户对一款德国牛奶的质量有所怀疑,因为这款牛奶的包装设计特殊,一拧开就自动破了。对于德国的生产方而言,这种包装设计可能已经是一个常识,但它并非全世界所有人的常识。通过浏览用户的评价,淡豹捕捉到了关于这款牛奶的两种常识冲突:关于牛奶包装的常识和关于牛奶生产者、销售者、运输方造假以及消费者保护自己权益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细节,淡豹可以想象出很多的人物关系情境,比如说,在1998年,这款牛奶刚刚进入中国时,中国进口商向德国生产商说明这种包装不一定适合在中国销售;比如镇上开超市的赵老板因为这款牛奶包装的问题和顾客产生了纠纷,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比如一位父亲可能认为儿子用已经打开过的旧牛奶糊弄自己,而儿子则想办法证明自己,由此引发了矛盾和冲突。

 

淡豹认为,许多的常识、常识体系的变迁和内部冲突,是可以通过网络、通过阅读新闻报道了解到的,她希望通过这些方式了解在其他人的生活里,什么是常识,常识是怎样冲突的。因为常识并非统一的,也不是固化的,我们需要了解常识的冲突、变化以及在哪些群体、哪些空间、哪些地点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变化,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也有助于写小说时塑造冲突,塑造生活场景和群体;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她塑造新场景。


我真正关心的是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家庭观念变迁与冲突


而到底什么是常识呢?淡豹引用《作为文化体系的常识》称,常识的特点是,它是一系列观念的集合,相互关联,结构松散,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体。它来自于现实,也能形塑现实,它会随着时间不断更新,接受评估,它会不断由一系列的关系重组,它在变迁中能够反映新的时代价值,常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它是一整套的标准。它往往很简单,里面有一系列彼此不一定有直接相关的观点,结构松散,但被认为是真理,它来自我们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又被不断地重塑。


比如,中国人认为人会上火,而很多人的常识就是上火之后应该多喝热水,或者多喝菊花和蒲公英水。那么年轻一代、相信西方科学的白领间的新常识,可能是健身有益,上火是一系列症状的错误概括,不存在上火。年轻人可能会对父母说,你要多吃蛋白质,不要吃那么多的碳水,手术后不要休养生息,要做康复训练。在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中医,也成为替代疗法的一部分,休养生息的观念可能帮助北美中产阶级反思他们的健身文化。


淡豹正在写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其主题是家庭,代际、性别之间的关系与冲突。她感受到,中国跟家庭相关的传统常识如今经受的考验、追问和质疑。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借用窦唯的一句歌词就是孩子总是“不爱多说话,也不说有什么想法”,而父母则是“无可奈何的爸爸”和“可爱可怜的妈妈”。但现代的很多女性不愿意再当劳累、辛苦、委屈、奉献牺牲的母亲,她们更希望成为自我的主体,因此不愿意进入传统的家庭模式。


周迅广告片《女儿》截图。


这种变化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背后是实体的变化,包括医疗体系的变化,社会风险的变化,房价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的变化。房产作为财产在中国居民财产总构成中的极高比例。因此,父母在要求子女结婚时,并不是仅仅在说爱情或婚姻带来的幸福,而是要避免独自生活的高昂支出和未来的风险压力。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则想规避另一种风险,比如生育带来的身体创伤,生孩子带来的升迁困难,婚姻生活可能带来的不幸。不同的女性的观念不同,她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规避不同的风险,寻找不同的快乐。

 

淡豹认为,常识会界定什么是问题,什么不是问题,而大家对于什么是问题,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的界定是不同的。格尔茨说,常识来自于这个城市,[1] 也就是说来自于我们生活的延续性本身。对于常识,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视角。因此,她想写一系列跟家庭有关的小说,比如北京的一个女摄影师为什么跟男朋友分手。这些小说中隐含着一条主线,即不同的代际、不同的人群的家庭观念的变迁,以及这些变迁带来的冲突。“这些也许是我真正关心的东西。”

作者丨聂丽平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