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1952年生，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我们是否应该放弃关于唯一真理的迷思，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的真理体系？在陈嘉映的新书《走出唯一真理观》中，他做出了很详细的论证。陈嘉映指出，尼采之后的哲学家开始松动了真理唯一性的传统，走出了普遍主义的传统。走出唯一真理观，需要放弃的是唯一性，同时需要坚持的是真理性。坚持真理性并不会引来相对主义，而是深入自身了解自己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从而和那些与自己有冲突，但又彼此对自己的信念十分坚定的人进行对话，从而消除掉彼此的虚假，变得越来越实在。

陈嘉映在书中无数次提及对话的重要性，对话的参与者并不一定是具体的人，也有可能是不同的理论系统。对话的基础在于，我们有着共同的问题，尽管各自专业不同，读的书也不尽相同，但是能够在共同的问题上展开。

哲学，如果其目标是在于寻找一个无所不包的真理体系，那么它无疑是已经终结了。海德格尔站在这个终结的节点上，提出“思”的可能。海德格尔在这一过渡之处，召唤的是“未来之思”的可能性，其关键在于Ereignis，陈嘉映翻译为“在相互镜映中自成一体”。于是，在海德格尔的未来之思中，陈嘉映抓住令自己深有体会的两点——关联性取代普适性，以及对话。

对话，是最符合“镜映”的言说方式，依托于各式各样的文本，连环的对话不断生成联系。与此同时，未来之思不再有唯一的主流传统，异端也不再是异端，因为没有了中心。

以下内容摘自《走出唯一真理观》，经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刊发。

《走出唯一真理观》，陈嘉映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原文作者 | 陈嘉映

整合 | 吴俊燊

走出普遍主义

我一开始读哲学，是读黑格尔，后来一直读到柏拉图，不管读得深浅，但是大致是在这样一个思想框架和精神框架下思考的。简单说，有一套终极的真理或者唯一的理念，其他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一的分殊。可以说是普遍主义的或绝对主义的。后来我渐渐离开了这种普遍主义。我不知道这个转变是啥时候发生的，也说不上是在哪一位的影响下发生了这种转变。1975年之后，我读杜威、威廉·詹姆士，读罗素，后来读海德格尔，读维特根斯坦，渐渐地，离开了唯一真理的想法。有不同的道，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你要是坚持说，哲学要的就是唯一的真理体系，那我不得不说，哲学已经死了。不是我说的，二十世纪好多哲学家这么说，比如海德格尔，他晚年有篇文章就叫做《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

我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直到马克思，普遍主义是主流，我认为到尼采之后，到这个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像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开始松动真理唯一性的传统。这样的思想家也许仍然是少数，但这第二类思想已经有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当然了，这种思想资源远超出二十世纪，你可以一直回溯到古希腊——这个思想资源一直在那里，但它不是主流。

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研究领域主要在数学哲学、精神哲学和语言哲学等方面。

海德格尔说，永恒真理是基督教思想的残余，我们也蛮可以这样说唯一真理体系的观念。年轻时读观念史，都说比起多神论，一神论是一种进步，后来我越来越不明白了，一神论在什么意义上是种进步？近世以来，唯一真理的观念又有科学真理观的影响。科学追求唯一的真理，而人们由此认为，要么只有科学能提供真理，要么其他真理也都像科学真理那样是唯一的。这两种主张我都不同意。

我的基本看法是，关于人生社会问题的思考，跟科学的思考有根本的不同。科学的思考在一个很简单的意义上是有真理性的。一道数学题，最简单的说，我们承认有一个标准答案或者类似标准的答案，关于人生问题，社会的问题，对我来说很显然，没有一套标准答案。另一方面，并不因为没有一套标准答案，这里就完全没有真理性，而无非是我喜欢这样你喜欢那样，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完了。这里仍然有实质性的讨论、对话、争论，我们可能实质性地被说服，获得更富真理性的见地。要把这里的真理性说清楚，殊非易事。一条思考路径是，去弄清科学如何成其为科学的，它为什么会得到它所得到的那类真理，弄清了这个， 你岂不就明白了人生问题的思考为什么不能够达到那种真理性，以及为什么不应该达到？岂不就对怎样去思考人生社会问题有个更牢靠的自我意识？我写了几本书，大致是在这个思想框架下写的。

放弃唯一性，坚持真理性

我刚才提到哲学已死这话，愿意做哲学的年轻人听来，这怪丧气的。我个人理解，哲学的终结大概是这个意思——哲学是求真的思考，目标是无所不包的唯一的真理体系。简单说，两个方面，一个是真理性，一个是唯一性。很多人，包括我，不再接受真理的唯一性。非把两者连在一起，有些人就干脆放弃了真理性。我的想法不是这样，我认为，一方面要放弃唯一性， 另一方面要坚持真理性。这是有点儿难的，但难的才有意思。

放弃唯一真理这个想法，并不是要引来粗俗的相对主义结论。尼采提倡“视角观”，用后来的话说，他不接受上帝之眼。各有各的视角，这的确可以导致相对主义，但相对主义是绝对主义的一种变体把自己的视角视作无法调整的。其实，我们在对话中时时都在调整自己的视角。能对话就不是相对主义。我一直说，我们不能像把一切都归拢到一个绝对的观点之下来克服相对主义，真能消除相对主义的，相反是这样一种东西:你要深入到自身之中，了解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你实实在在相信一些什么，你为自已相信的东西，做点儿什么。这时候，你的信念和行动是实实在在的。但并不因此，此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虚假的。跟你不同的人，跟你冲突的人，他有他的实在。在具体的思考和行动中跟其他的生活理想对话、互动。是的，他有虚假的虚幻的东西，因此你要与他一争，但这个过程是双方的，你也有你的虚假和虚幻，你也要在这种争执中变得越来越实在。

如果我想的对头，那么，可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叫不叫它哲学？哲学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思想还远远不会死。愿意思考的年轻人，一代一代都会涌现。跟我们相比，年轻人有优势。单说外语，他们明显比我们这代人强很多。他们受到更正规的学术训练。但我希望他们不要把眼光拘面在学院范围之内，要把学术上的问题跟他自己人生的问题，跟他时代的问题连到一起。即使说到表述方式，也不要完全限制在学院论文体上。实际上，我很怀疑像从前那样做哲学还有多大意义，需要更诚实地面对我们的真实处境来思考。

说理与对话

理知时代以来，说理、有道理、明确地说出道理，成为一种基本要求。怎么就出现了这样的要求？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这里不及备述，只说一点，这跟公开性的要求连在一起。反正我们习惯于把自己的行为描述成有道理的行为，或真诚或不真诚地为自己的行为找出理由。大家有这个要求，说理就成为权力的一个来源，读书人阶层因此获得了很大权力。弱者无权无势，往往只剩说理可以求援。鲁迅不止一次说到这一点。强势的一方有很多资源，比如他受了更多的教育，或者他有一大帮帮闲，所以他有理没理都能说出理来，说来说去，弱势的一方本来有理，最后也成没理了。另一方面，既然事事要求有道理，有时就不得不把没道理的、无所谓道理的事情都打扮成有道理的样子，于是，区分哪些是真的有道理，哪些是伪装成有道理，就成了一项重要工作。还有，哪些事情需要有道理，哪些事情其实并不需要。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所以，不讲道理也要分辨，有时候是因为他蛮横，有时候不是，青年人或者弱势一方不讲道理，他不见得没道理，只是他没有充分的讲道理的训练和资源，他有道理，但讲不过你。但恰恰因此，我们要努力培养说理文化，不仅要努力要求强权讲点儿道理，也希望有理的一方学会说清楚他的道理。

道、理，logos，从来都是哲学的核心，“讲道理”这个普通说法只是把这些传统的、高深的概念说得更日常一点儿罢了。道理不限于狭义的逻辑。维特根斯坦的关键词是逻辑，后来他更多使用语法这个词，说到逻辑，也在广义上使用，意思跟他这时说的语法差不多。我多年来反复琢磨维特根斯坦的语法概念，觉得“语法”并不是最恰当的用语，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有更现成的概念—道理，道理比逻辑、语法这些概念更清楚地刻画了哲学的本质。对现代人来说，尤其要把道理与规律、机制区分开来。规律和机制是实证科学要掌握的东西，道理是哲学要通达的东西。

哲学是系统论理，到今天，论理总是在一定的学术脉络里展开的，但你问得好，至少就我个人说，从事论理活动的兴趣的确是从你说的这些具体争论来的。我当然关心实际的政治问题、伦理问题，大家聊天的时候，会为这些事儿争得面红耳赤，只不过，人们通常只关心事质，形式方面的关注少一点儿，我则会在说理的一般性质方面多考虑一点儿：这些争论有没有意义？这些争论有没有解决的可能？怎么一来就变成了瞎争，怎么讨论问题才能够带来积极成果？可以把对这类问题的探究称作论理学，而在我看，论理学就是哲学的核心。当然，形式和内容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的后一半，我相信，只有学会在事质讨论中好好讲道理，才能在论理学探究中保持敏感和可靠的方向。而且，论理学探究本身是一种说理实践，它本身也是用说理的方式展开的，我们只能用讲道理的方式来谈“讲道理”是怎么回事。

以前讲道理的贯通，有这样一个奢望，甚至想当然认为，纷繁杂陈之理，到了一定深度或者某种境界，就贯通为一了。按说，今人不该还抱有这样的幻想，但今人又常常被物理学模式吸引，在克服种种谬误之后，达乎至理，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正确理论。这种幻想，或者说这种观念，是我努力想清扫的。一套道理，如果它的确是“一套”道理，当然要求贯通，但它不是要把所有他者都消融到自己这一套里。我不相信哪一天我们能皈依于同一套道理。所谓贯通，不是你发明出一个原理，用它来解释一切。要为贯通举个例子，我会举这样的例子，你找到了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后来发现，另一个困惑你长久的难题，竟也可以通过这个办法解决。这时候，两个看似分离的问题联系起来了。是有道通为一这话，但这话在我看也要随说随扫。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不同的道理系统之间总存在着对话的契机。道理系统之间，不是谁战胜谁，谁吃掉谁，而是互相对话。这方面的思想资源不少，比如胡塞尔的主体间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等。

陈嘉映

我当然承认有时候建立共识很重要，人们也以各种方式谋求共识，但我的确高度怀疑，任何对话的目的都在于谋求共识，我也不认为，一个社会在方方面面都有共识就是一个更好的社会。在很多场合下，我们根本无需达到共识，我们与其说需要共识，不如说需要学会，没有共识的人应该怎么在一起生存。

在一个法治国家，人们普遍尊重法律，你可以把这叫做共识，但这不是思想内容上的共识。例如，法律规定不得歧视同性恋，这不是说，所有人对同性恋的看法都一样了。尊重法律的共识是另外一种共识—把它叫做共识有点混淆，倒不如说，法律要建立的是我们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怎样共处的方式。即使我们没有共识，我们都要遵守法律。这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不要求我跟他的想法一致，我只要守法，你别管我共识不共识。人的想法从来不一样，但这一点当今世界尤其突出，没有共识的人如何在一起生存这个问题尤其突出。法治就是答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一向以为，现代政府不要枉费心力去统一思想，当务之急是去琢磨怎么让不同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处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

我一向说哲学关心的是我们共同的问题，但这不是说它在抽象普遍性的意义上是所有人的问题，一个问题，人人都感兴趣。我更愿意把共同问题理解为一个连环套，几个圆圈各有各的圆心，但它们互相环连。有效的对话是连环套式的对话。

哲学本来不是一个专业，一般说来，哲学家也不是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哲学是论理之学，天然是跨学科的。在一个基本意义上，哲学本来就是各个学科之间的公共平台。你愿意叫它思想也行。一个学科有它的专业问题，也有一般的思想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平常所说的哲学问题。专业工作用不着跟专业外的对话。专业有硬标准，成果符合专业标准就好了。你考据张学良是否参加了共产党，你的考据，专家们认可就行了，你不找我对话，我也没资格和你对话。所谓专业问题，本来指的就是外行插不上嘴的问题。但怎么看待西安事变，却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也可以跟你讨论、争论，因为这样的问题牵涉很多一般的观念。当然，你得了解那些历史事实；哪些是历史事实，专家最有发言权。专家的考证，你别管我有没有思想，考证出的东西你们以后谁做思想都得承认这个东西。即使说到哲学，哲学文本往往也离不开专家的工作。我读老子一直得靠注释，那里面都是专家的劳动。

反过来，概念问题、观念上的问题，绝不是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来讨论，历史学家，什么家，不管是做什么专业的，只要有学术训练，有一种思考的严格性，就能够来谈。哲学其实就是思想层面的对话—你哪个专业咱们不管，无论你从哪个专业开始，追索思想性的问题，就可以参与对话。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历史学家不一定比一个哲学史家少哲学。我经常引用杜威：哲学问题不是哲学家的问题，是我们大家的问题。道可道还是不可道，这不是老子的问题，是咱们大家的问题。我觉得王弼讲得透，你觉得海德格尔或维特根斯坦讲得透，这就把王弼、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都拉到一起来对话了。不是说我硬要跟你对话，为对话而对话，而是那个问题把我们领到一起来对话。对话如果失去问题主导，它不但流于形式而且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不过是聚到一起来各说各话。我参加过几次所谓跨学科对话，基本上是鸡同鸭讲。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在多是跟风，没弄明白干吗要对话。所谓跨学科对话，是因为大家对某些共同的思想问题感兴趣。

你我各自所长的东西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在思想对话中，专业训练的作用是帮助你更好地思考我们的共同问题，而不是用专业门槛来限制共同问题。你把专业训练造就的能力带进来，不是把专业内容都带进来。每一个对话人，不管你是哪个领域的专家，都跳出自己专业的藩篱。对话不能设置太高的专业知识门槛，不强调学科背景，而是要淡化学科背景。

讨论可说不可说，这位说哎呀你没读通庄子这问题你就别谈了，那位说维特根斯坦你没读通你就别谈了，那就没有对话了。我引用维特根斯坦，是为了简便—你要是知道维特根斯坦，一引他就省了好多话。并不是因为你非得懂维特根斯坦才行—如果你不熟悉维特根斯坦，我应该能够用别的话说出我所要说的。哲学本来求贯通之理，可惜，现在的体制要求哲学工作者成为专家，你是王阳明专家，他是维特根斯坦专家，不，还不是维特根斯坦专家，是专门研究早期维特根斯坦。你我之间没有共同问题。

不管你读了多少书，讨论共同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像你没读过似的。对话时动不动就拿出自己的专家身份，是吓唬人。更不能端出自己的一个什么理论作为讨论的前提。对话不能依赖于各自的理论。你要跟我讨论道可道不可道的问题吗？我建立了一个理论，语义场理论，你不先得把我的场论弄弄清楚咱们无法谈这个问题。这坏了，以前我们只有索绪尔的理论、罗素的理论，现在好了，我们每个教授都有花样翻新的理论，我得弄通多少理论才能开始对话呀？能够脱开特定的知识，能够脱开特定理论，才是思想层面的对话。各自抱着自己的理论就无法对话了。你的理论呢，你自己有兴趣，你就好好去建构吧，到了问题上，我们不用你的理论也能发言。我们走在一起对话，正因为我们读的书不同，所熟悉的理论不同，但我们的问题是共通的。

由对话走向“未来之思”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一直把自己的思想视作一个过渡，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更加明确，直到他最后的日子。过渡包含两个显而易见的要素：一是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即形而上学时代的结束；二是下一个时代尚未开始。

“并非随着哲学的终结，思也已一道终结。思正向另一个开端过渡。”海德格尔一般把自己定位为过渡之思，而关于未来之思，海德格尔充满犹豫，认为其是否来临仍悬而未决。

未来之思，明显地，是一场对话。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能彼此倾听”，对话的核心在于倾听，这一点海德格尔经常以各种形式谈到。在海德格尔看来，倾听也是希腊的伟大之处。“通过这种对他们来说异己的东西....希腊人才占有了他们的本已之物。”这又何尝不是未来之思的道路?的确，不仅希腊人是这样，“未来德国诗人的本质”要得到奠基，也“唯当对异已之物的经验和对本已之物的熟练已经找到进入其历史性的本质统的道路”。未来之思的确与过去之思有贯通之处，实际上，对话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与历史对话。海德格尔阐释上引荷尔德林诗句时说：人植根于语言，而语言唯发生在对话中。若如此，我们不仅回到希腊，而且回到语言的发生处，保持在对话之中。

然而今天，我们不再有共同文本。没有共同文本，对话依托于什么呢？依托于无处不有的因缘，包括各式各样的文本。不再靠唯一一套共同文本保障多元思想的联系，连环的对话不断生成联系。

与此相应，未来之思不再有唯一一个真实的或想象的主流传统。从前的异端，身在边缘， 却在为成为未来的正统而奋斗。现代主义之后，不再有异端，这并不是因为异端已经成为正统，边缘占据了中心，简简单单：不再有中心。那些梦想一朝成为主流的偏离和反抗，其虚矫殊不亚于当下自视为主流者。

原文作者 | 陈嘉映

整合 | 吴俊燊

编辑 | 罗东

导语校对 |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