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经常被描绘成一个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一个政治哲学家，对当时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一无所知，也很少有兴趣。这种观点是对托克维尔思想和写作的严重误读。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探讨了他对现代民主社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看法。最近的两项研究极力赞扬了其经济思考的宽广性和独创性，以及他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见解的透彻性和开拓性。
《托克维尔之钥》，[美]詹姆斯·T.施莱费尔 (James T. Schleifer) 著，盛仁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
以下内容摘编自《托克维尔之钥》一书，由出版社授权转载。
原作者| [美]詹姆斯·T·施莱费尔
摘编| 徐悦东
托克维尔的经济思想
托克维尔甚至在其美国之旅以前，就开始阅读和研究政治经济学。让-巴蒂斯特·萨伊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可能是他那一代人中最重要的法国经济理论家，他在１８２８年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后来以 《实践政治经济学完整课程》出版。萨伊的作品引起了托克维尔的兴趣。他在第一次阅读时做了详细的笔记，然后带着萨伊的书横跨大西洋继续学习。托克维尔通过萨伊探讨了利己主义在政治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长的贫困的严重危险、经济和政治自由之间的联系、支持广泛持有小地产的社会和经济论点，以及工业在现代社会中的主要经济作用。托克维尔也记录了萨伊对重农学派的批评，将近３０年后，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将重现一份可能更多关于政治而非经济的评估。
托克维尔也从纳索·威廉·西尼尔的作品中学到了很多，后者是１９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托克维尔第一次与西尼尔会面是在１８３３年，在其初次且短暂的英国之旅期间；两人很快就建立了长久的友谊。然而，尽管有许多信件和谈话，西尼尔对托克维尔经济思想的影响仍然有限。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过于狭隘和抽象，难以吸引托克维尔。西尼尔认为这一领域本质上是一门科学，并希望将经济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他也支持大地产而非小地产。或许西尼尔对托克维尔思想的主要影响来自１８３４年英国 《济贫法》，这部法律主要由他制定。托克维尔赞同萨伊的观点，坚决反对西尼尔帮助穷人的方式。托克维尔认为，英国的立法创造了一种公共慈善体系，这种体系恶化了穷人的境况，迫使他们留在自己的教区，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依赖他人的阶级。但是，该法律及其结果，无疑刺激了托克维尔对现代社会贫困问题的兴趣。
托克维尔研究的第三位或许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家，是阿尔班·德·维尔纽夫-巴尔热蒙，他是《基督教政治经济学，或关于法国和欧洲之贫困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３４年）的作者。托克维尔认识维尔纽夫-巴尔热蒙并读过他的书，他与这位同胞的宽泛路径及其对经济问题之道德层面的强调产生了共鸣。维尔纽夫-巴尔热蒙对托克维尔思想的持久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贫困的原因和可能的解决办法；把新工业贵族描绘成一种残酷的新封建主义；个人和社会对日益增长的贫困负有道德义务的论点；以及一份解决贫困问题的建议清单。
这三人当然不是对托克维尔产生影响的所有政治经济学家。然而，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审查其资料来源，而是强调他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兴趣，并思考他经济思想中的某些主流。
托克维尔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已经体现在他的美国之旅中。与某些评论家的观点相反，在新世界，托克维尔掌握了当时的美利坚共和国正在发生的物质、技术和经济变革。在他的旅行日记中，他记录了诸如移民统计、城市和州的人口增长、建造和运营汽船的成本、经营甘蔗种植园以及支付公职人员薪水等细节。更广泛地说，托克维尔在旅行笔记以及１８３５年《民主在美国》中描述了普遍的福利水平、普遍的财产所有权以及作为美国特征的普遍运动。一切东西，甚至土地，似乎都在运动。
托克维尔
他目睹了一种追求改善和新机会的普遍动力，这种动力无情地把盎格鲁—美利坚人从一个职业推到另一个职业，从一个地方推到另一个地方。即便他在旅行中没有参观任何一家工厂，但他确实认识到制造业的崛起，甚至注意到一种新型商业和工业协会——公司的兴起。他感觉到整个大陆在地理上和经济上都在发生变化。
美国人是如何实现这些奇迹的？他们的做法促使托克维尔重新考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将反复讨论这个问题。“我只知道一种提高人民富裕程度的方法， 这种方法的应用是绝对正确的，”他在一本旅行笔记中写道， “这种方法正是提升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便利。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既新奇又有益……美国承担并完成了一些大运河的建设。它已经拥有比法国更多的铁路；无人不知蒸汽动力的发现极大地增强了联邦的力量，促进了联邦的繁荣……至于所用的方法……这就是我关于此事所注意到的。”
“欧洲普遍认为，美国政府的最大信条是自由放任……；那是一个错误。诚然，美国政府不像我们的政府那样干预一切。它没有宣称预见一切并执行一切；它不提供补贴，不鼓励贸易，也不资助文学或艺术。但是，关于公共事业的大工程，它却很少把它们留给私人照料；而是由国家亲自执行这些任务……但有必要注意的是，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公司、地方和个人的活动以上千种方式与国家的活动相竞争……所以没有排他性制度；美国在任何方面都未体现出一种取悦我们这个时代肤浅和玄奥的头脑的统一制度。”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托克维尔也认识到，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如何鼓励人们追求物质福利，刺激社会和经济活力，促进繁荣，培养商业态度和习惯的。在他的旅行中，他仔细观察了奴隶制对经济的有害影响，特别是对俄亥俄河两岸的自由和奴隶制进行了对比。他也没有错过西进运动。盎格鲁—美利坚人向太平洋迅速且几乎天意使然的扩张让他感到震惊，但他对美国人贪婪地攫取土地和资源表示遗憾，并预见了其他国家和民族在这种大陆命运中的可能性结果，对墨西哥是危险的，对美洲原住民可能是致命的。
监狱研究——新世界之旅的表面原因——所要求的调查， 也让托克维尔意识到了美国的犯罪和贫困问题。尽管他最终把身份平等作为美国社会的典型特征，但他知道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依然存在。特别是贫困问题将成为他社会和经济思想的主题之一。
我们记得，托克维尔从新大陆回来后，曾在１８３３年在英国进行了为期约五周的短暂游历。在那里，他开始了对开放贵族制和封闭贵族制的长期比较，这一区别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重新出现；在各个法庭见证了英国济贫制度的运行；遇到了另一个像美国那样以金钱力量为标志的国家；深化了对社会和政治阶级的思考；并第一次瞥见了英国工业的发展。
１８３５年，在《民主在美国》第一卷出版后，他重返英国，并游历了爱尔兰，这对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理论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如前所述，英国的例子促使托克维尔更全面地分析民主与中央集权之间的联系。但经济方面的经验同样重要。他对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访问证明了工业化的惊人规模和人力成本。他被迫研究进步的工业和日益增长的贫困之间的联系，并考虑新的工业工人阶级可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在其旅行日记中，他描述了在曼彻斯特的所见所闻。
《论美国的民主》，[法]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1月版，即文中的《民主在美国》。
“三四十个工厂建在山顶上……它们的六层塔楼屹立着；它们巨大的围墙从远处发出工业集中化的信号。穷人的破屋杂乱地散布在它们周围……一堆堆的粪便、建筑物的瓦砾、腐烂的东西、死水潭，在房屋之间随处可见……但是，谁能描述得出来，这些地方的内部是怎样的呢？它们是罪恶和贫穷的家园， 包围着工业的宏伟宫殿，将之紧紧地裹在它们可怕的交叠中…… 狭窄而曲折的道路两旁是一栋栋平房，那杂乱的木板和破损的窗户，让它们即便从远处看来，也如同人们在贫困与死亡之间所可能找到的最后避难所。在某些简陋的房屋下面有一排地窖，一条下陷的走廊通向它们。１２—１５个人乱七八糟地挤在这些潮湿、令人厌恶的洞里。（其中一条河）臭气熏天，泥泞不堪的河水，被流经的工厂染成上千种颜色，在这个贫困的避难所慢慢徘徊……它是这个新地狱的冥河。”托克维尔永远不会完全忘记这个可怕的景象。
爱尔兰表现出的不是新的工业贫困，而是根深蒂固的农业贫困。在托克维尔的爱尔兰笔记中，他发现自己不仅重新考虑了经济上的问题，而且还重新考虑了分布广泛的小地产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优势。爱尔兰的贵族阶层为他提供了另一种（令人不安的）贵族模式。托克维尔又一次面临着惊人的贫困，迫使他去寻找可能的原因和可行的解决方法。１８３５年７月９日，他参观了都柏林的一家济贫所。“内部景象：最可怕、最令人厌恶的悲惨景象。一间很长的屋子，里面都是妇女和儿童，其年龄或虚弱的身体使他们无法工作。穷人乱七八糟地坐在地板上，如同坐在猪圈泥地上的猪。很难不踩到半裸之人。在左翼，一个小房间里坐满了老人和残疾人。他们坐在木凳上，挤得很近…… 他们根本不说话；他们一动不动；他们什么也不看；他们似乎没有在想事情。他们对生活既不期待，也不害怕，更不抱任何希望。”这种堕落的形象和人类精神的空虚，将继续萦绕着托克维尔后来的思想和写作。
除了从阅读和旅行中习得的经验，托克维尔在其主要作品《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表达了什么重要的经济观点？１８３５年《民主在美国》的手稿和文本包括了各种值得注意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大部分讨论关注美洲的物质和经济特征，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但它们都是某些主题的早期声明，这些主题将继续出现在托克维尔的后期作品中。在各种草稿中，托克维尔提到了某些事情，但他决定不将其纳入１８３５年作品的最终版本中。譬如，他的手稿包含了某些额外讨论，有税收政策和税收、制造业地区的危险以及（哪怕在美国）工业对平等造成的威胁。尽管托克维尔暂时把这些特殊观点放在一边，但在其《民主在美国》的第一部分中，他确实谈到了其他几个重要话题。例如，他研究了民主社会对公共支出的压力，表达了他对越来越多的工业工人集中在大城市的担忧，并解释了现代劳动分工如何削弱了工人。或许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探讨了奴隶制的经济学，谴责这种“特殊制度”不仅不道德，而且效率低下，对经济发展具有破坏性。他在后来关于废除死刑的著作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关于美国社会状况的一章中，他还讨论了继承法的重要性，因为它鼓励了广布的财产所有权，并加速了任何传统的土地准贵族在美国的消亡。他断言，有关土地继承的法律在身份平等的到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很惊讶，”他写道，“古代和现代的政治作家都没有把对人类事务进程的更大影响归因于土地继承法……继承法以某种方式构成，它重新统一、集中、聚集了财产，不久之后，它又将权力集中在某些人周围……在其他原则的推动下，沿着另一条道路，它的行动更加迅速；它分割、 分享、散布财产和权力。有时人们会被它行进的速度吓到……凡是挡在面前的东西，它都能将之压碎或摔成碎片；它不断地在世界上起落，直到什么也看不见，只留下一片移动的、无形的尘土，民主就扎根于其上。”托克维尔对继承法的兴趣以及他对小地产的偏好，将在 《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其他文章中得以延续和再现。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前，托克维尔对现代民主社会中经济和社会问题最广泛的论述出现于《民主在美国》第二卷。在１８４０年的著作中，他谈到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最为著名的一章是“工业为什么可能产生贵族制度”，它反映了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影响。在那里，托克维尔提出了 “工业科学的两个新公理”：规模经济和劳动分工。他再次讨论了工业化不仅导致了贫困加剧，还创造了威胁民主平等的新型贵族。他哀叹工业家和工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相互义务或纽带的丧失。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工人的兽化。他宣称：“随着工人技术的进步，他作为人的本质却日益下降。”
在１８４０年《民主在美国》的别处，托克维尔提出了其他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继承法的概念适用于防止家庭财富的永存，但仍允许财富的积累；支持流动的民主社会并鼓励社会和经济流动的必要性；民主与追求物质幸福的激情之间的联系；商业习惯和自由习惯之间的联系；民主对工作之理念和对所有职业之尊重的推动；民主对工资、租金和合同的影响；鼓励在民主社会进行商业和工业活动，甚至把农业变成贸易；社会的普遍商业化、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以及对计划报废的接受。我们已经谈到了其中的几个话题。
他还谈到了与工业化有关的关键问题，包括承认“平等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两大事实”；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再次发生工业危机的危险；工业阶级 （实业家）受到 “管制、监督和约束”的需要，和工业协会（公司）受到社会权力一定程度的管控的需要；以及工业化和国家权力集中之间的危险关系。走向中央集权的动力不仅来自民主，也来自工业化。
１８４８年革命之后，尤其是经历了六月起义的暴力事件之后，托克维尔经济思想的重点发生了某种转变。在其《回忆录》中，他特别关注与财产有关的问题，把六月起义描述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新冲突的标志。他强烈谴责社会主义理论助长了阶级对立，损害了财产权。他认为，持有财产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所有者之间建立社会纽带，促进社会和谐。他还指出巴黎工业工人日益集中的危险，他们是受社会主义影响最大的阶级。
所有这些话题都会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重新出现。但在１８５６年，托克维尔将会抛出一张大得多的思想之网。他相当详细地介绍了旧制度的经济政策和失败，揭露了用来增加税收的腐败方法和税制的严重不公。“在所有区分人与阶级的方法中，”他写道，“税收不平等是最有害的。”重回在１８３５年 《民主在美国》中首次提及的话题，他还研究了土地继承法的影响。托克维尔也讨论了大量的农村小地产，和法国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他追溯了重农学派的经济和政治设想，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对重农学派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国家的无限权威地位。托克维尔承认１８世纪中叶法国资产阶级财富的增长，法国的普遍繁荣，但正如他所指出的，中央集权和错误的经济政策扼杀了创新，抑制了工业发展。并非所有都是负面的。他还简要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经济成就。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
总的来说，托克维尔在其１８５６年的书中对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法国的经济层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对经济话题的处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或许能以另一种方式加以解读，作为对旧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断言，错误的经济政策有助于解释君主制的崩溃和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总是认为社会各领域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相互联系。不出所料，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他的方法首先强调了经济学更为广泛的道德层面。他不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一门脱离民情和社会制度的科学。在他看来，经济的部署和发展不是由抽象的科学规律，而是由态度、行为、思想和信仰——简而言之，是由心灵和思想的习惯深刻塑造的。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还认识到并反复研究了促进身份平等、经济和工业发展、贫穷问题以及国家的适当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四重奏—— 民主、工业化、贫困、政府干预——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经济思考和写作的展开模式。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贫困问题成为托克维尔对经济问题感兴趣的核心。他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及以后的阅读，他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早期对监狱改革的研究以及他的亲身经历，尤其是１８３５年的经历，都证明了民主和工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工业化的发展意味着（对某些人来说）贫困的加剧。他所学到的东西给他出了一道复杂的难题。托克维尔发现自己面临着关于贫困的原因及可能的解决办法的难题。这位既有理论又有行动之人，扮演了温和的社会改革家的角色。
托克维尔的社会改革
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我们需要抵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上的诱惑。托克维尔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的其他作品，完整地描绘了他作为政治经济学家和温和派改革者的形象。
１８３５年《民主在美国》出版后，托克维尔在起草１８４０年的著作时，写了两篇关于贫困问题的重要文章：第一篇是出版于１８３５年的《论贫困》，第二篇起草于１８３７年，未完成也未发表。除了关于美国监狱制度的报告（１８３３年），这两篇文章是托克维尔关于社会改革的最早作品。他关于减轻贫困的建议，可以理解为对现代民主社会所面临的特殊危险提出的附加办法。与托克维尔关于社会问题的其他著作不同，《论贫困》是一部非常严肃的文献。它严格区分了两种福利：私人、个人慈善和公共或法律慈善。托克维尔以英国各种各样的济贫法为例，展示了合法的慈善机构是如何“创造了一个懒散的阶级”，他们陷入依赖，道德沦丧。因此，他写道，必须避免公共慈善，或“穷人获得社会帮助的权利”。
但是，他认识到，发展中的工业化给一些人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和繁荣，也使另一些人日益贫困。托克维尔承认，单靠个人的慈善，还不足以缓解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他在结束对穷人的严厉描述和对政府援助的强烈谴责时，提出了一系列一般性问题，这些问题只是暗示了他稍后将提出的解决方案。他也承认：“我不仅承认公共慈善适用于不可避免之弊端 （如婴儿的无助、老人的衰落、疾病和精神错乱）的效用，也承认其必要性。我甚至承认它在公共灾难中的暂时有效性……我甚至理解……为穷人的孩子开办免费学校的公共慈善。但是，我深信，任何旨在满足穷人需要的永久性、经常性的行政制度，都会造成比它所能医治的更多的痛苦。”
托克维尔
在１８３７年的那篇文章中，托克维尔表达出殊为不同的风格。在那篇文章中，他超越了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几项减轻贫困的具体措施。他以描述农业和工业贫困开始写作此文。他认为，至少在法国，拥有小地产的农村贫困人口在经济衰退期间不那么脆弱。工业工人阶级的根本困难在于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他们一无所有，在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资源。
对托克维尔来说，解决之道是开发新方法，使工业工人成为某种独立财产的拥有者，并在他们中间开发财产所有权所培养的精神和习惯。在其文章中，他探讨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几种可能方法，但最终决定由政府建立一些特殊储蓄银行，并与改革后的法国monts-de-piété（即向穷人提供担保贷款的典当行）体系相结合。这样一种新型的储蓄和贷款机构将允许工业工人阶级建立小型个人账户，把他们变成财产拥有者，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必要的资源。托克维尔并没有建议那些极度贫困的工业工人如何找到多余的钱来储蓄，但他对贫困人口的处理远没有那么苛刻，至少提出了一个针对经济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 他将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反复提出这个方案。
１８３９年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提案，不是针对贫困，而是针对奴隶制。托克维尔将其《废除奴隶制报告》作为他新当选众议院议员的就职演讲文稿。作为负责审查法国殖民地废除奴隶制问题的委员会成员，他总结了研究小组的结论。在强调奴隶制的公认罪恶和终将覆灭之后，他突出了委员会商定的三项原则：立即（而不是逐步）解放的激进立场；向奴隶主支付赔偿；对新解放的奴隶实行严格的学徒制度，包括自由习惯的教育和训练。这种学徒制的想法与托克维尔本人的自由实践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自由的经历，”他写道，“才能促使人们形成适合自由国家公民的意见、美德和习惯。”法国政府将是被解放劳工的 “唯一监护人”，支付工资并监督其待遇。运用适当的政府主动性和权威性，将在托克维尔其他的社会改革建议中再次出现。最后，委员会的建议未获采纳，而作为另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托克维尔将在１８４３年１２月撰写一系列文章，宣传和支持一组关于解放的修订建议。这项努力也会失败。直到１８４８年，法兰西帝国才废除奴隶制。
１８４３年初，托克维尔授权《世纪报》刊登了几封关于法国国内局势的信。除了谴责自１８３０年以来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受到侵蚀，他还讨论了作为七月王朝标志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导致政治冷漠和对任何现行混乱的本能恐惧。他认为，更深远的威胁来自日益加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和压力。
在一封信中，他特别提到了他在１８４０年《民主在美国》中谈到的工业所有者和工业工人之间的鸿沟。“（在工业社会）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雇主的利润与工人的工资不成比例；工人所处的地位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他与雇主之间有很大的社会差距，而且依赖雇主。在一个社会中，这种令人震惊的不平等不可能持续太久而不引发深层次的问题。”极端的不平等不可能长期持续。可能的结果是阶级冲突和革命。他再次指出了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提出许多具体的解决办法。
１８４４年，托克维尔和几个朋友买下了《商业报》，其目的是表达一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他获得了编辑控制权，并于１８４４年７月写了一份声明，阐述他希望推行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也发表了几篇文章。事实证明，这个风险投资项目在财务上并不成功，并于１８４５年６月歇业。究竟哪些文章真正出自托克维尔之手仍然存疑，但他参与写作的文章似乎包括论行政集权、宗教和教义自由、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贫困以及阶级对立的兴起。为了解决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托克维尔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改革，包括对贫困儿童的免费公共教育、更广泛的政治权利、信贷协会、互助社、储蓄银行（在工人的控制下）、政府支持的医院以及对贫困人口的直接公共援助。
１８４７年保守派赢得大选胜利后，托克维尔试图与几个政治盟友组成一个新的反对派，名为“年轻左派”。他起草了部分宣言来宣告和宣传这个新团体的纲领。基本目标包括慢慢扩展政治权利的圈子，使下层阶级参与政治，将工人阶级的精神和物质命运作为立法行动的主要关切，平衡公共费用并终结财政不平等，保证穷人的法律平等和物质福利。在这些措施的背后，托克维尔显然想到了三个熟悉而普遍的目标：复兴政治生活、减轻贫困和保护财产权。
为了达成宣言的目标，一份相关的“社会政策片语”列出了一些详细的建议，这些建议集中在援助穷人的直接和间接方式方面。“财富的不平等不可能不体现在税收上，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托克维尔注意到，“我们至少应该倾向于让人们尽可能少地感觉到它。我们可以通过采用这些……规则来达到这个结果。（１）免除最贫穷之人的税务，这是那些负担最重之人。（２）不要对必需品征税，因为那时候人人都有义务纳税，穷人就有重担。（３）当税收施加在必需的或非常有用的东西上时，让税率变得对所有人都非常低，由此穷人和富人都不会关注税务。（４）当税收高的时候，试着让它与纳税人的财富成比例……”
“能为下层阶级做的事情可以分为几个类别……让我们看看援助穷人的直接方式是什么。建立专门供穷人使用的机构，使穷人能够利用它们来教育自己，充实自己，例如储蓄银行、信贷机构、免费学校、限制工作期限的法律、庇护所、讲习班、互助社。最后，直接向他伸出援手，用税收资源减轻其贫困： 医院、慈善机构、贫困税、商品分配、工作和金钱。最后，援助下层阶级的三种手段： （１）免除他的部分公共负担，或至少只让他按比例承担。 （２）把那些能帮助他渡过难关的机构建在他可企及的范围内。（３）主动帮助他，直接帮助其所需……革命的真正涵义是平等，更平等地分配世界的利益。新成立的政府或新上台的阶级，除非在这方面尽一切可能，否则无法维持自身。”
从这些相继出现的信件、文章和草案中，我们看到了托克维尔为应对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他在法国看到的社会和经济挑战，而设想的一系列独特的改革措施。在这１０年中，他还对缓解省一级的某些社会问题表现出兴趣，在那里他集中注意穷人或被遗弃的儿童、孤儿和单身母亲所面临的贫困。１８４３—１８４６年，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向省委员会提交了四份报告，确认地方层级的合法慈善机构有必要向面临贫困的儿童和单亲母亲提供服装、食品、教育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他还呼吁在国家层面进行类似的改革。
１８４８年９月，托克维尔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反对所谓的“工作权”。尽管他早些时候曾表示支持使工人阶级受益的改革，但他强烈反对国家对工作权利的任何认可，反对国家对政府作为最后雇主以保障就业的任何认可。他把这样的政策视为社会主义的先驱，猛烈地抨击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抨击方式很快就会重现在《回忆录》中，并为《旧制度与大革命》埋下伏笔。托克维尔断言，政府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来“拯救所有受苦受难之人，拯救所有那些——如果国家不伸出援手，在耗尽自己的所有资源之后——将陷入悲惨境地之人”.但就业保障最终将使国家变成唯一的实业家和所有者，并导致社会主义。对托克维尔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自由的平等和私有财产的末日。
《托克维尔回忆录》，[法]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版，即文中的《回忆录》。
在我们刚刚仔细审视过的文字中，某些主题反复出现。在思考社会问题时，托克维尔不断回到财产权和所有权的重要性上来；减少极端不平等和支持经济和社会流动的目标；促进各阶层之间的合作和更广阔的社会视野（更少的集体个人主义）；激发政治生活；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政府的适当角色——必要但严格受限。这些原则对他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仍然至关重要。
托克维尔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提出的改革措施仍然相当温和：他想激励和调动那些不愿面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之人，但又不愿使自己陷入激进的立场。他的方法通常是渐进的，经常使用这样的词，如趋向或缓慢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１８４８年６月的暴力事件后，他也有些向右倾斜，变得更加谨慎。可以说，托克维尔追求温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保守的目的。１８４８年５月，他对拉德诺勋爵说：“我们正处于开化民族的普遍革命之中……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和削弱这场革命，那就是尽一切可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而不是被迫这样做。”我们需要记住，他提出的许多社会改革建议从未获得签署或发表，只出现在草案和私人文件中。这种默默无闻严重削弱了世人对托克维尔作为一位温和的社会改革家的认可。尽管如此，他提出的改革建议意义重大；它们相信政府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原作者| [美]詹姆斯·T·施莱费尔
摘编| 徐悦东
编辑丨董牧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