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刘慈欣作品的漫画版《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梦之海》、《乡村教师》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全球二十多位获得国际大奖的漫画家的共同创作下，以图像化的方式与读者们见面。此前，刘慈欣的《流浪地球》被改编为电影上映，被誉为“中国科幻的希望”，《三体》的同人作品《我的三体》更是在b站上吸粉无数。
而在刘慈欣之外，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科幻作家开始崛起，郝景芳的《流浪苍穹》、陈楸帆的《荒潮》都在近年被译介到海外，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科幻的声音。
《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第1辑）》 刘慈欣 原著，中信出版社 2020年5月
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将这股兴起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科幻热命名为“中国科幻的新浪潮”。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宋明炜师从著名学者王德威教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著有《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少年中国：国族青春与成长小说》等。十多年之前，他就已经接触了刘慈欣、韩松等作家的作品，他对科幻作品的兴趣一下子被点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从事中国科幻小说的英文翻译工作。他笑着说：“当时我为了向海外的学界同仁们推荐《三体》，甚至自己买了很多本《三体》送给他们看”。在将科幻小说作为自己的又一个研究重点之后的十年里，宋明炜积累了从书评到学术文章等一批研究成果。其中的精华部分，今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名字就叫《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用宋明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本对科幻小说黄金十年的见证”。
近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与宋明炜围绕这本新书中的内容，畅谈了中国科幻的前世今生。看起来像在搭建“空中楼阁”的科幻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为什么需要阅读科幻作品？
在宋明炜看来，科幻小说看似是距离现实最远的文类，其实却通过构造一个迥异于日常生活的“异托邦”，揭示了许多生活表象之下更为深层的“真实”。阅读科幻小说帮助我们跳脱出自我的局限，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社会现实做出更深刻的思考。这种对日常生活和自我的超越，在当今这个撕裂日益严重的世界显得价值连城。科幻小说所具有的世界性和对“他者”的刻画，都通向一种更为包容的世界的可能。
宋明炜，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2007 年起执教于卫斯理学院东亚语言文化系。其学术领域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主要英文专著有《年轻的中国：民族复兴与教育小说》，曾在Perspectives chinoises（《中国视角》）、Science Fiction Studies（《科幻小说研究》）、《中国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等法文、英文、中文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目前研究聚焦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等领域。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
断裂与复兴：
中国科幻的历史与新的浪潮
新京报：科幻文学虽然拥有许多的粉丝，但在中国它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领域似乎并不那么热门，还在起步之中，科幻作家飞氘就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将科幻比作中国文学中一支“寂寞的伏兵”。你是如何开始关注科幻研究的？
宋明炜：我开始关注这批我称之为中国科幻新浪潮的作家是在十几年以前，那个时候关注科幻的人很少，学者和批评家也几乎都没有什么人关注科幻小说。2010年的时候，美国学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邀请我来主持一个中国科幻小说的英译工作，希望把一些中国科幻作家的优秀作品引介到海外。我找了大刘、韩松他们，他们非常爽快地给了我书稿。至今我仍然对他们给予我的这种信任十分感激。在此之前我已经接触了后来为大家熟知的《三体》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而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我也开始萌发了系统研究科幻文学的想法。
从2010年左右开始，我陆续写了一些关于科幻的论文、随笔和书评，最早写的一篇是刘慈欣《三体》的第一篇评论，写了大概有一万八千字，就是《中国科幻新浪潮》这本书里的《“弹星者”和“面壁者”》。同时我还写了关于韩松《地铁》的一篇书评，发表在《读书》杂志上，那也是《读书》杂志第一次刊登有关科幻的文章。主持中国科幻英译、写这两文章，对我来说算是系统研究科幻的起点。
其实科幻是有自己特定的阅读群体的，科幻迷群中本身有自己的评论家。令我非常欣慰的是，我作为他们所说的学院派评论家，我对这些科幻作品展开的评论也得到了这些科幻界人士的肯定。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刘慈欣老师和韩松老师他们两人读了《“弹星者”和“面壁者”》之后给我写信，觉得我的评论引发了他们的共鸣，这也让我非常感动，这些信件我也保存至今。然后到了2012年左右，我收到英文学术界Science Fiction Studies期刊的约稿，写了第一篇关于科幻作品的英文论文。
所以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根据自己对于多部作品的思考，在不同类型、中英文的杂志上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发表。到了最近几年，逐渐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加入到科幻研究的领域中，有一些新的很优秀的著作出版。这本书其实也算是我个人对科幻过去这十年作为亲历者的一个记录，我认为过去的十年是中国科幻最为辉煌的岁月，我也是主要面向普通的读者，介绍中国科幻这十年走过的精彩历程。
《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 宋明炜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年4月
新京报：你如何界定“中国科幻新浪潮”？
宋明炜：我称为“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这个群体，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末，以陈楸帆、韩松、王晋康、刘慈欣等为代表，这个作家群体其实创造了一个中国科幻发展的黄金时期。这里的“新浪潮”不完全是英美科幻新浪潮的概念。英美科幻新浪潮指的是一种实验性很强的科幻小说类型，当然，在陈楸帆、飞氘、韩松、刘慈欣这些我界定的中国科幻新浪潮作家的写作中，你确实也能够感受到类似的前卫意识。但我更多是把整个科幻文学的兴起看作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新浪潮，它不仅是科幻小说中的新浪潮，而是科幻小说本身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浪潮。科幻小说渐渐从一个相对于“主流文学”比较边缘的位置开始进入学界、大众的视野之中。
我们会发现，这批“新浪潮”作家的作品中，无论是刘慈欣这样的“太空史诗”的风格，还是像陈楸帆这样具有文学实验色彩的写法，或者是韩松这种卡夫卡式的充满隐喻的写法。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对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文学的“主流”造成了一个冲击。当然，如果要问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什么，可能也很难界定。
但是大体上有共识的是中国文学主流在长期以来是重视作品的“现实性”的，一个作品应该从各种角度切入现实、反映现实，而一个有价值的作品往往需要被追问其“现实意义”何在。但是这些新浪潮作家创作的科幻小说看似跟现实是没有关系的，是发生在架空的世界中的。但它在两个层面上和现实发生着深刻的关系。
首先是在逻辑上的，比如刘慈欣在《三体》中对很多未来科学技术的描绘其实是非常具有细节真实感的，他依然是从现实的一些科学原理出发来进行逻辑假想。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威廉斯说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韩松的《地铁》是从写一个普通人坐地铁的体验开始的，这是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读者都有的体验，但是最终这个乘客搭上了一趟永不到站的地铁，乘客都昏睡过去，不同的车厢里乘客开始了不同的演化，就将这个日常体验转化为一个对我们决然陌生的体验，但这个诡异的体验，却提示了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些浑然不觉的深层体验，其实对我们的现实感受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撞击。我认为科幻小说创造的是一个异托邦，它未必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也不一定是一个更坏的世界，但是它其实通过某种危机的方式来把深藏在我们时代中、不为我们在日常经验层面所感知的某种特征、某些力量释放出来了。
《地铁》 韩松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新京报：王德威教授曾经有过一个说法，他比较了21世纪前后——也就是你讲新浪潮时期的科幻作家群体——和19世纪、20世纪之交、晚晴民初时期出现的一波科幻热潮。我们知道在晚晴民初时候一度也涌现出了一批科幻小说，包括梁启超、康有为这些知识分子其实都有尝试过科幻小说的写作。不过你在书里面提到，中国科幻新浪潮并不是晚清时代这些科幻嫡传的后代，在两个热潮间呈现出一种“断裂”。这两个世纪之交的“科幻热潮”分别有怎样的特征？这种“断裂”如何理解？
宋明炜：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晚清民初和当代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这两个时期都处在一个信息方式发生剧变的时代，晚晴时期是印刷业，那个时候所谓的“新媒体”可能就是报纸。我们今天也有层出不穷的新媒体，晚清和当代的文类也不断出新。同时，晚清也是一个充满了对国家未来的设想和“梦想”的时代，今天其实也是类似的。1910年的时候陆士谔写的科幻小说《新中国》，结尾是世博会在上海浦东召开。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世博会真的在上海召开了，在我看来这是两个时代之间非常有趣的一个呼应。
科幻作为一种现代文类是从国外引进中国的，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开始提倡各种新的小说类型，其中之一就是“科幻”，当时的名称是叫“科学小说”。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提倡科幻小说，希望能够借助这种小说的力量来启迪国人，塑造新民。不过当时的科学小说处在一个传统与现代交错的时期，呈现出一种政治与技术杂糅、启蒙与怪诞同体的状态——比如我们能看到贾宝玉乘潜水艇、女娲石写革命书这样的情节。同时也有很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作家们会在科幻小说中寄托对于中国美好明天的向往。
晚清的科幻当时在经历了大概10年的一个发展期之后，就开始退潮，到了五四之后写实主义兴起，科幻消隐。我的老师王德威的著作《被压抑的现代性》中其实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就是在五四以前，“现代性”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经过了许多复杂的压抑机制，最后只有一种模式呈现出来。五四之后的文学，越来越突出一种社会改良的作用，注重文学的现实意义和政治功用，中国科幻的传承有所中断。然后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向苏联学习，中国兴起了一种“科学幻想小说”的模式，当时是作为儿童文学的分支，承担着一种科普和宣传正确乐观的科学观和人生观的任务，同时它也是高度类型化的。
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过一个科幻的繁荣期，但是很快科幻就被指定为“精神污染”，因此在新时期文学最为辉煌的八十年代后期，科幻小说又几乎完全退出了文坛，这个时期中国科幻留下的最著名的形象可能就是叶永烈笔下的“小灵通”。
所以我们会发现，中国科幻有着多源头：晚清的血统混杂的科学小说和当代历经一系列坎坷的人文科幻。而科幻新浪潮其实也是科幻在再一次沉寂之后的一次复兴。今天的新浪潮科幻作家，不一定是看那些早先世代的科幻长大的，刘慈欣、韩松们对话的对象应该是阿瑟·克拉克，是阿西莫夫，是菲利普·迪克，这是一个新的“创世纪”的过程。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王德威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5月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与中国科幻新浪潮遥相呼应的鲁迅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科幻小说看起来在谈论一个架空于现实的故事，但是其实是“再现不可见的事物”，发现比真实更“真实”的真实。如何理解这句话？
宋明炜：韩松老师曾说过一句话叫做“中国的现实比科幻更科幻”，其实当下的中国现实中出现了很多新生的事物都是我们过去的经验不能够解释的，比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这些新兴技术带来了新的劳动经验、生产关系、全球政治经济模式，带来了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调整。用传统的写实主义写法，可能很难表达这样的变革，它可能会被日常生活既有的一些范式束缚住。
但在科幻小说的异托邦里，它可以构筑一个并不一定遵照日常生活合乎经验、但有高度逻辑自洽的思想空间，在那里面反倒能很好地帮助我们思考这些深层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书中写的“发现比‘真实’更真实的真实”。这个比较像鲁迅的《狂人日记》，在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在揭示某种大家所习焉不察的深层的社会“真实”。
如果大家在今年疫情期间读《三体》的时候，或者读韩松老师2016年写的《医院》，这些作品写出的那种危机感，无论来自外太空还是生化危机，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类整体的危机意识，其实是一种面对时代变化人类普遍而深层的情感反应，是人类必须要面对的。它涉及我们人在社会群体中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等。这些都是新一代的中国科幻作家们处理的重要命题。
宋明炜与刘慈欣。
新京报：你提到了《狂人日记》，我注意到你也专门撰写过论文探讨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否能算作一部科幻小说。在提到新浪潮作家群体时，你指出刘慈欣的《乡村教师》、韩松的《地铁》等都在不同层面上呼应和继承了鲁迅的精神。鲁迅和科幻小说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宋明炜：我那篇论文没有结论，对《狂人日记》是否可以被看作一部科幻小说其实是没有定论的。鲁迅和科幻小说是有密切关系的，鲁迅在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大师之前，其实是一个科幻青年、科学青年，他曾经翻译过凡尔纳的科学小说，也写过很多文章来介绍当时的西方科学，其中不乏一些比如放射线这样最新的科学知识。所以我认为，我们文学研究通常在讨论鲁迅的文学史意义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他和科幻小说、和科学的联系。我们好像一提鲁迅就讲他是一个启蒙主义的作家。
我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有关科幻小说的理论性的英文专著，叫《看的恐惧》（The Fear of Seeing）， 在这个专著中我想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科幻小说给我们看到我们在现实中不容易看到、但对我们的存在而言至关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看的恐惧，因为我们看到那异样的真实，总是让我们害怕的，让我们不敢睁了眼睛去看的。但小说要让我们看到。
在这一点上，我恰恰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一篇这样的作品，它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恐惧的真相，如果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小说文本作为一种异托邦的构造，恰恰要把这个真相作为一种危机展示给我们看。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小说所做的，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做的非常相似。
鲁迅在晚清接触的中外科幻作品中，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很多后来在现代文学中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标志性意象，这些意象背后的思想，其实在他从事科幻活动、学习科学的时候就是有迹可循的。爱好科幻和科学的青年鲁迅，可能并不一定有意识地要把这些意象关联到启蒙主题上，但我认为早期鲁迅在与科幻小说打交道的经历中接触的这些意象与后期他的写作是有关联的。当我们加入了鲁迅与科幻小说的关联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样貌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其实正是我目前在做的探索。
而我们也会发现，当代的这些“新浪潮”科幻作家，他们在寻找写作的思想资源时不一定去学习过去的科幻作家，而是回到鲁迅。我们确实也发现了鲁迅的很多“意象”都成为了新浪潮作家们笔下科幻世界中的架构。比如“铁屋子”，韩松写过很多以交通工具为对象的科幻小说，比如飞机、地铁，它们其实都是鲁迅笔下的“铁屋子”的新技术版本，乘客在永不到站的地铁里面一直昏睡着，除了主人公没有人意识到世界的异样和深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真相”，恰似鲁迅笔下铁屋中不愿醒来的人群。
《狂人日记：鲁迅小说集》 鲁迅 著，海南出版社 2017年1月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在书中写到，《狂人日记》所反映的一个鲁迅眼中的世界，其实跟他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看到的世界是比较类似的，即使他们可能没有直接交流过。在鲁迅写作《狂人日记》的那个时代其实恰逢一个世纪之交的思想大变革的时期，量子力学的建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这些全新的理论和思潮其实都冲击了人类旧的共识，比如说什么是物质、什么是心灵、什么是能量，所以世界在这一批思想家眼里才会是另一番模样。如果说鲁迅当时的创作受到了类似思潮的影响，那么反观我们现在的这批科幻新浪潮作家，你觉得他们的崛起背后，是否存在一些类似的社会背景？
宋明炜：这也是关于鲁迅的话题我想说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觉得现有的对鲁迅作品的研究思路上的创新，除了需要加入他和科幻小说的关系这个维度之外，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应该把鲁迅放到当时世界的科学和文艺思潮的大的脉络中，而不是只在中国的语境中审视他的作品。当我们把鲁迅和海森堡、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和斯特拉文斯基这种音乐家，还有和毕加索、马蒂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放置在一个坐标系中时，我们应该会有很多新的发现。量子力学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现实的真实不再是物质呈现的真实，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表现的真实也不再是经验的真实，这些在较深层面的变化，在《狂人日记》中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有平行关系。
说到鲁迅对新物理学有没有了解，我通过对鲁迅交往圈子，以及历史上北大课程的调查，发现是有些蛛丝马迹的。比如当时同属于浙派文人的圈子中，就有鲁迅朋友的子女在普朗克门下获得过博士学位，在五四之前回到北大任教。很可能，鲁迅对当时正在兴起、将要彻底推倒牛顿力学模式的量子力学，并不是完全无知。
但这绝对不是说这种量子论的观点，会影响《狂人日记》。我觉得更重要的恐怕是鲁迅的时代对于这个世界的“感觉结构”，前面也有提到这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知识结构，而是一个感知结构， Structure of feeling。鲁迅的同代人共享着这样的感觉结构。从这一点来说，当代的这些科幻新浪潮作家们又和我们现在的人们共享一种感觉结构，而它是迥异于鲁迅那个时候的。
首先当下科学的发展非常迅疾，我们观察到新浪潮作家们的小说中都会出现非常前沿的理论，比如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涉及的超弦理论、混沌理论等。同时我们这代人的媒介环境也不同，所以相应的，作家们获取科学知识的便捷程度大大提高了。鲁迅那时候中国的作家就相对闭塞，他可能不一定能够直接接触到西方最前沿的科学。但无论鲁迅的时代，还是今天，科学知识给人类生活带来的颠覆相比于人文学可能还要来得大，在科幻小说中，科学的角色就会不一样，科学上的变更对世界观的重塑至关重要。
宋明炜与严锋、韩松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科幻中的科学硬伤？
新京报：你提到科学在科幻中的角色，这其实也是一个常常引发热烈讨论的问题。之前刘慈欣老师的《流浪地球》改编成电影热映之后，有很多的评论给这部电影挑刺，说电影里有很多“科学硬伤”，比如“地球推进器的推力其实足以让地壳崩裂”。有人认为科幻小说作为Science fiction,当然应该做到尽可能尊重科学事实。不过刘慈欣自己曾经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科幻硬伤概论》，那篇文章提出，在某些时候科幻当中的科学硬伤其实反而为科幻创造了更大的生命力。某些硬伤彻底突破了我们生存的世界中的科学规律，看起来不可理喻，这反倒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另一种可能。你怎么看待科学在科幻小说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宋明炜：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科幻小说中的科学硬伤更多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但我个人觉得这可能并不是一个评价和鉴赏科幻小说最好的方式。因为我刚刚也讲到，它不是一个对现实的模仿，而是构筑一个异托邦，是从逻辑和感觉结构上建造的一个现实的另类镜像，它本身可能就是对现实中日常逻辑的一个超越，所以在这里对错的范畴显得不那么适用。比起它的科学知识有没有错误，更重要的是它自己构筑的世界有没有自洽。
新京报：这个是不是有点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艺术真实”？
宋明炜：某种程度上类似，只不过我所说的科幻的“艺术真实”，它又跟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真实”不同，这跟亚里士多德建立在摹仿关系上谈论的“艺术真实”不一样，它不是一个根据现实来校准的东西。但我这里不是要为科幻作家辩护。虽然我们不必一定用科学知识的对错去苛求科幻作家，但我觉得科幻作家也应该“尽力”把科学知识写得越对越好。
电影《流浪地球》
新京报：我们会发现当下的很多的小说和影视作品都会打上“科幻”的标签，我看到之前陈楸帆老师接受采访的时候，提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他说科幻的本质不是一种技巧，不是只要给一个故事加上一些科学奇幻的元素就是科幻，科幻的本质是一种思想实验。我们怎么样去界定“科幻”？它和这些奇幻、玄幻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宋明炜：这个是从学术上可以做出解释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奇幻玄幻等，它们在总体上叫做“传奇”，是一个更古老的文类，诞生在一个前科学的时代，里面主要会谈到一些超自然的设定，比如巫术、魔法。从发生源起来看，科幻和它们就不同，它发端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概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出现了对于“未来”的想象，这就和“传奇”很不一样，“传奇”大都是指向“过去”的。比如你看到指环王或者是冰与火之歌，背景都是中世纪的，中国的武侠片基本上也都是古装片。
科幻对未来的指向和法国革命、工业革命都有关联，当时一种相信人类社会是向未来不断进步的观点开始兴盛——这里我们也能想到此后在十九世纪中期兴起的达尔文的思想。所以其实可以说科幻小说是一个启蒙精神的产物，跟传奇是很不同的。
另外我个人觉得科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科幻旨在建立一个跟我们现实世界的关系。它不是对现实的摹写，但要在那个自洽的异托邦中塑造一种深层的现实感。
“世界性”与“民主性”：
科幻小说如何帮助我们包容他者？
新京报：我在阅读这些中国科幻新浪潮作家小说时常常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的作品当中存在一种对特定种族、国籍的“超越性”意识。他们书写的人物、表达关怀的对象，其实往往不局限于一国、一地、一个民族，比如《流浪地球》、《三体》中都有“人类联军”出现。用我们现在国内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命运共同体”，你怎么看待这些科幻小说体现出的这种“世界性”的意识？
宋明炜：你这个问题刚好是我最近写的一篇论文的话题。我们一直在讲中国文学要“走出去”，其实科幻从文类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文学”意识的产物。我们如果来看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莱写的《弗兰肯斯坦》。这本小说的作者是一个英国人，主人公是一个日内瓦人，然后主人公的足迹其实遍布欧洲各地。科幻小说的第一次亮相，就是一种具备世界意识的书写。世界的格局有多大，想象的舞台就有多大。
今天的作品中比较典型的比如英国作家写的《云图》，《云图》这个小说也是一个全球想象的小说，刘慈欣早期的很多小说，里面的人物都是外国人，他写的就是外国的事儿。再比如陈楸帆的《荒潮》，小说的背景是在贵屿。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地，而《荒潮》中的贵屿成为了“硅屿”，成为了一个高新产业集聚的地区，
但同时，百万民工也在默默地处理由发达国家进口的电子垃圾，承受着污染的伤害。而这一切其实都是通过一个外国商人来讲述的。其中也写到一个捡垃圾的女孩小米受到一种人工智能的病毒感染，成为了一个从卑微底层站起来的“赛博格”。书里写这种病毒从日本传来，又经过美国传到中国，然后小说的结尾又定格在阿留申群岛。以上这些元素其实都是在一个非常全球化的格局中展开的。
所以科幻小说的传统处理的往往是一个以“人类”为单元的主题，它要书写的是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经验。为什么我们说《三体》在国外有那么多人喜欢读，因为它具有的这种世界感太强了（当然，《三体》中也有非常显而易见的“中国性”）。
《荒潮》 陈楸帆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8月
新京报：我觉得这里涉及一个与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非常相关的问题，就是对他者的想象和包容。近段时间美国正在爆发大规模的“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这个活动希望冲击的不平等的种族、阶层结构，其实带来了许许多多对他者的不宽容。再比如中国互联网上近年来越来越激烈的“性别战争”，“女权”和“反女权”越来越势不两立，当下的社会其实面临着诸多的撕裂。我觉得从你刚刚的论述中，我看到了科幻小说帮助我们“理解他者”的某种可能性。你在书中也提到陈楸帆创作的《巴鳞》，还包括前几年很火的科幻电影《阿凡达》、近些年HBO制作的科幻剧集《西部世界》，其实都探讨了我们如何与“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甚至是别的物种和谐共处的问题。你觉得科幻小说可以在怎样的层面上，帮助我们解决当下社会“包容他者”的难题？
宋明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里涉及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应该阅读科幻小说？我觉得科幻小说相较于其他文类，更能够颠覆而不是巩固你已有的感觉结构。科幻小说一定是会让你感到阅读之后“世界变得不同”了的。就像刘慈欣曾经描述自己在阅读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之后的感受一样，他说：“我读完那本书之后出门仰望夜空，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如果不让你感到不同，这本小说就不是一个好的科幻小说。
这其实就是科幻小说能够帮我们理解他者的关键。科幻小说从三个方面——空间、身份、意识——上都建立了一个所谓的 “the other”——他者——这样一个坐标系。科幻小说从来不吝于呈现异于我们的存在，这种存在甚至会让我们感到恐惧——和我们在现实中遭遇他者时发生的经验一样，比如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面对他创造的怪物那一瞬，他完全吓坏了。
而当我们跟随故事的发展，与这个“他者”共度一段旅程的时候，我们至少获得了一些对他者可能性的想象和思索，这种认知上的冲击，我认为会慢慢地校准我们和“与我们不同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让我们感到恐惧，可是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们却直接在“听”这个怪物对我们讲话。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怪物”，也需要爱，也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也需要被认可。
再比如你刚才讲到的《西部世界》里的机器人，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但是我们依然要怀疑这个人是不是他者，如果是他者，我们是否可以不用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这里对于身份、意识的他者性都有很深入的思辨。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图灵测试”，其实这个测试还有一个配套的测试，就是测试男人和女人在智能上有没有区别。图灵是一个同性恋，所以他可能会觉得男人和女人在智能上是没有区别的，就像人和机器最终没有区别，他会支持性别并不是区分差异的一个标准。其实这个也是很多科幻小说探讨的母题。科幻小说告诉我们，不同的社会间，乃至不同的空间、宇宙间，他者性一定存在，但这不意味着彼此只能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共存，在平等的意义上处在一个宽容的空间。
你刚才讲到的黑人运动、女权运动，其实还有少数族裔的运动，甚至包括现在我们即将面临的人和机器人共存的问题，都是科幻小说主题探讨的范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科幻小说也是最具“民主性”的。你提到的陈楸帆的《巴鳞》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一部小说，这个小说设想出来的一个“他者”——出自南海的巴鳞，是一个类人而非人的族类，他会模仿人类的动作，因此成为人类的玩偶。主人公后来试图了解巴鳞的内心，他用尽了一切办法，可是都无法走进巴鳞的内心，个中缘由就像小说开头引用的亚当·斯密的句子：“我用我的视觉来判断你的视觉，用我的听觉来判断你的听觉，用我的理智来判断你的理智，用我的愤恨来判断你的愤恨，用我的爱来判断你的爱。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法来判断它们。”
这是对于理解他者难题的一个深刻的描述，也是对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破除。就像我在书中写的那样：我们如何来理解人，其实很多时候也取决于我们如何去看待所谓的“非人”。而科幻小说通过种种思想实验，帮助我们在这个难题上多思考一点，对于各种类型的“中心”也就破除的多一点，无论是人类中心，还是男人中心、白人中心。
《医院》 韩松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6月
新京报：你目前从事的科幻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目前的发展情况怎样？是否可以向读者们推荐你最喜欢的一些科幻作品？
宋明炜：总体上是一个还在起步的研究领域。中国这边比如吴岩老师等，领先开始做专门的科幻研究，国外的科幻研究在《三体》引入海外之后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过目前在研究新浪潮这一代的主要还是一些年轻学者，欧洲和美国都有博士生在做中国科幻的博士论文。
我觉得这批新锐的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都非常值得一看，然后可能我想推荐的，大多数大家也都看过，因为已经很有名了，比如《三体》。当然我这里可能特别想推荐一下韩松的《医院》三部曲，我觉得韩松的三部曲犹如《三体》三部曲的倒影。《医院》可能很难像《三体》那样大火，因为它会让我们在阅读上感觉到一些“不舒服”。可是如同我们刚刚谈到，对这种异质性经验的引入恰好是科幻小说的力量之所在。
如果说《三体》的气质是宇宙的崇高，那么《医院》就是深渊的怪诞。《医院》是一个真正的异托邦，而我们知道，医院正好就是福柯讨论的异托邦之一种，它是一个有关中国现实的“秘境”，读者们可以去一窥究竟。
采写：刘亚光
编辑：张婷、李永博
校对：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