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为台湾知名文化人的赖声川、王伟忠等人不同，吴念真来大陆的次数少之又少。这次，因为绘本故事《八岁一个人去旅行》被台湾纸风车儿童剧团搬上了京城舞台，吴念真打着“飞的”来到北京，短短两天，除了宣传，还放映了他的《人间条件》。
专访时间只有30分钟，吴念真很敬业且语速很快地回答着问题。他坦诚地表示，自己在台湾土生土长，因此只能写很本土的东西给本土人看，一直以来，对大陆这边都只是“尝试沟通”——无论做编剧、导演还是主持，他都是“尽力去做一个好的沟通者”。吴念真不喜欢谈“市场”，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能经营的”，而对于台湾文化人常提到的“创意”，他则认为，有彼此交流的创意，才是最伟大的创意。
【人物名片】
吴念真 本名吴文钦，身兼导演、剧作家、主持人等多种身份。他是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推动人之一，也是台湾绿光剧团编剧，曾拿过5次金马奖最佳编剧奖、2次亚太影展最佳编剧奖，其中自编自导的电影《多桑》曾获多个国际电影奖项。编剧影视、舞台剧代表作包括《光阴的故事》《恋恋风尘》《鲁冰花》《人间条件》等。2011年，推出温情小说《这些人，那些事》。
儿童事业 以前并不擅长，如今作为回馈
新京报：这次你为纸风车的演出而来，听说因为你是“纸风车基金会”的董事，你也有出钱支持吗？
吴念真：我出力。纸风车基金会是我们用近二十年艰辛经营起来的，不仅有纸风车儿童剧团，还有绿光剧团，我大多数的创作是在“绿光”。儿童的部分以前不是我的专长，尤其和孩子的互动，有时候我看到他们那么夸张的表演，感觉像发神经一样，我没办法做到。
可《纸风车幻想曲》不同。五年前台湾有点混乱，人和人总是在吵架，我们就想，什么方法可以让人的情感重新连接，于是想到为孩子们做事、让孩子们开心，大概就没有政治区分了。这个事情越做越大，以至于五年里大胆地演到了全台湾319个乡镇，我也跟了一百多场。
接下来我们还计划把儿童教育扩散到台湾的乡镇里，让乡下的孩子今后在竞争中不会处于弱势。
新京报：为什么突然开始致力于儿童事业？
吴念真：还是年龄问题，应该是回馈的时候了吧。其实如同创作一样，如果我做的事没有和土地、和人、和情感做连接，对我来讲就都是没有意义的事。
文化交流 最伟大的创意在于“取得共鸣”
新京报：因为你是台湾本省人，所以你对来内地交流并不像赖声川、王伟忠等人那么频繁，是这样吗？
吴念真：这样讲，我们家三百多年前就到了台湾桃园，我对大陆的情感没浓到有些人那样只间隔一代。对我来说，在大陆的一切都是开始，我是尝试着去沟通。
比如，有人曾问我会不会来大陆拍广告。广告必须了解商品服务的群体和商品的关系，我没办法准确地抓到这些人的想法。再比如说，我看微博，“有木有”一开始真是不懂，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有没有”，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讲？我在台湾可以做到信手拈来，可在大陆，很多事物对我来说都要慢慢理解。
新京报：现在大陆正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很多台湾文化人也很看好大陆的市场，你没想过加快速度尽快加入进来吗？
吴念真：我很不喜欢讲“市场”，这个东西不是我能经营的。我觉得我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沟通”，我就是个沟通者。有时候在电视上也看到台湾媒体说到大陆市场怎样好、如何经营，可我就是慢热型，这个没有办法。包括来宣传儿童剧，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走一步算一步吧。
新京报：如今很多台湾文化人来到大陆都会提到“创意”，你怎么看？
吴念真：当然我也很注重创意，因为抄袭是可耻的。不过，说到台湾创意对大陆影响有多少，我是没有把握讲的。有时候我蛮不屑有些人动不动就讲创意，一个小小的东西就叫创意，一个电视节目也叫创意——应该说马尔克斯写的长篇小说那才算创意，对不对？
我是觉得，创意都是彼此影响的。我们也会接触到大陆的东西，比如有一阵子我很喜欢听天津相声，天津话我听不大懂，但就是觉得很好玩，于是拼命去听懂，通过它汲取养分。大陆很多作家，像韩少功的作品，我看了也很感动，很佩服他的功力。所以创意这个东西是双边影响，是彼此交流，没有谁给谁，谁占领谁。我觉得最伟大的创意是：我有创意，我们一起取得共鸣。这个最重要。
■ “纸风车”与吴念真
演出时间：7月20-22日
地点：国家大剧院
儿童剧《纸风车幻想曲》曾巡演将近400场。该剧有六个段落，其中最经典的段落《八岁一个人去旅行》改编自吴念真的同名绘本故事，它讲述了吴念真8岁时一个人从瑞芳坐火车去宜兰找姨婆的真实经历，结合多媒体影像、真人与布偶同台演出，并配合吴念真的亲自配音，讲故事的同时也展现了上世纪50年代台湾的人情味与生活风貌。
■ 自我解读
《人间条件》
这次来京，吴念真小规模放映了绿光剧团《人间条件》的影像。他说，想看看大陆观众的反应。这套舞台剧已经做到第五部了，故事大多和台湾的历史、人文有关。
这里面太多台语了，我不晓得这边会不会接受，不过我觉得，虽然两岸人的生活背景不同，但情感的交流应该是共通的。
《人间条件》第一集说的是两代人的沟通：奶奶死后附体在孙女身上，她知道孩子爸爸所有的事，还经常责打爸爸，这就有了戏剧性——奶奶回来干吗？附体后也会有很多笑料。第二集讲的是老一代人的道义。第三集讲的是我生活的年代：十几岁来城市工作，几个男生爱上了一个女孩；第四集应该最有共鸣性：一家人供一个人念书，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最后这个人却并非家里的最大回馈者，反而瞧不起家，远走高飞——我在借这个故事批评知识。
未来梦想 我驾驭不了《赛德克·巴莱》
新京报：你接下来的主要方向还是电影吗？
吴念真：不。我认为人生苦短，什么事情都可以试一试。比如舞台剧、广告，对我来讲都很好玩。虽然我认为现在最强大的沟通工具是电视而非电影，可电视还是有很多的商业性，而且有一些限制。电影就有比较多的空间，问题是，观众绝对不像电视那么多，这一点我也很清楚。不过不管怎样，它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创作模式，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拍出一两个自己觉得还不错的片子。
新京报：前一阵台湾的《赛德克·巴莱》在内地上映，反响也不错，类似这样的东西，你会去拍吗？
吴念真：每个人寻找的东西不一样。对我来讲，我比较擅长我了解的东西，“赛德克”是大历史题材，太庞大了，我恐怕没有办法驾驭。我宁愿去找一个小的东西，从小事情去看大时代，这才是我擅长的。
新京报：这种注重身边事和个人情感的表达，恐怕会与市场需求相违背。你怎么看？
吴念真：看你怎么弄吧。小细节其实最不容易做了。作为一个编剧，我非常清楚，台湾和大陆的很多戏有情节，没有细节。比如我爱你、我恨你，这些话如今在电视上很容易被演员丢出来，都是说出来的，而不是去表现。这方面我们做得真的很不如日本，他们的电视剧之所以好看，就是因为很注重细节，把细节变成情节。
新京报：所以你侧重把这块做得稍微好一些？
吴念真：我希望是，这方面应该是有空间做的。所以我说，我人生最喜欢做的就是拍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再拍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就可以了。很多人都问我，你的人生格言是什么，我说，我老了以后，就是“随缘”——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只要尽力就好，能够产生多少能量，都再说吧。
■ 自我解读
《多桑》
1994年，吴念真自编自导的电影《多桑》在台湾上映，当年获得意大利都灵影展最佳影片奖。
从编剧转到电影人后，我只拍过两部片子，而且都很意外。“多桑”在日语里的意思是“父亲”，这部片子是讲我父亲的，他是矿工，62岁时因为工作环境患上不治之症，受不了就从医院跳了楼。他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
我是编剧，就常常爱把爸爸的故事讲给朋友听，可我不愿意痛苦地讲述，所以总拿一些他生前好笑的事来说。他是受日本教育的那一代，在我看来，他们那代人是历史的孤儿，一个晚上，从“日本人”变成“中国人”。在台湾，那一代人通常不被谅解，也不被理解，因为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只要讲日本话，就是汉奸。可父亲他们生下来就是受日本教育，你怎么可能改变他呢？于是不同的文化就会产生“笑果”。比如我妹妹在家画太阳，他就总把太阳涂成红色，还和妹妹争辩，这就很好笑。我和朋友讲着讲着，他们就鼓励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拍出来，而且要自己拍。可是我不会，很多朋友就又跳出来帮我，就这样我就当上了导演。
《秋千、秋千飞起来》
吴念真直言自己不擅长给小朋友讲故事，他只写过两个绘本故事：《八岁一个人去旅行》和与“9·21地震”有关的《秋千、秋千飞起来》。
这本书是和出版社的编辑聊天时说起来的。那个故事来自一个孩子的记忆，他曾是台湾1999年“9·21”地震的幸存者，那一年他小学一年级，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学校秋千上玩耍，记得才认识十多天的美丽女老师，可是不久老师在地震中丧生，学校也不见了，只有秋千还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有一天他在临时课堂把围篱上的字都认识了，甚至连英文字都认识了的时候，新学校才“长”出来。可是他荡的秋千已经不是当年的感觉了，因为他长大了，脚会撞到地上。听他说完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写了下来。
采写/新京报记者 天蓝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