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告诉李雪健说，他现在已经“摘帽”了，可以适当参加一些工作，但仍然需要保持一个度。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正在上映的电影《一九四二》里，李雪健出演李培基，但他说，自己很羡慕“国立老弟”出演的“老东家”一角。
李雪健早年在《焦裕禄》中殚精竭虑的形象深入人心。
在今年4月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李雪健获得“2011年度电影杰出贡献者”奖。图/CFP
出演《杨善洲》前，李雪健心里曾有很多问号。
娱乐圈总给人一种浮躁感。这个圈子里有很多明星能让你欣赏甚至崇拜，但能让所有人竖起大拇指、从内心道一声敬重的却少得可怜，李雪健便是其中一位。从入行到现在，不管戏里还是戏外，他从未有过任何负面新闻传出，敬业和为人令所有人钦佩。可能你对“戏比天大”“做戏先做人”这样的话曾有过不屑，但当它们从李雪健的口中讲出时，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脸红。
2000年，李雪健在拍戏时被查出患了鼻咽癌，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跟导演说：“能不能把我的戏往前赶一赶。”他说，如果因为自己而把这部戏给毁了，就让所有剧组人员付出的努力打了水漂，“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就是臭名百年。”
正在热映的电影《一九四二》中，李雪健出演时任河南省主席的李培基，他说，其实2000年冯小刚把剧本给他时，就是让他演这个角色。由于身体原因，近年李雪健很少接受专访，此次，他也首次聊起了生病期间的经历和感受。治疗过程曾一度让他觉得自己就像饭馆里原本活蹦乱跳然后被摔死的鱼，他甚至想过放弃，后来在田壮壮的“批评式鼓励”中，才慢慢打起精神来。如今，医生告诉他说已经“摘帽”了，而李雪健也发现，这场大病改变了自己以前的很多恶习。
《一九四二》
我跟“李培基”有“十年之约”
新京报：听冯小刚说，你曾说，如果不是身体的问题，《一九四二》里你愿意跟任何演员竞争“老东家”这个角色？
李雪健：（笑）这是我到了片场后，导演带着其他演员来看我，扯闲篇时聊的。我说这话有两层意思：老东家在这个戏当中很厚、很难演，演员一辈子能摊上几个有大挑战的角色啊，而且又是这么严谨的导演和团队，我对国立老弟有一种期待，同时也掺杂着一点羡慕，就说了这话，用现在的流行语叫“PK”（笑）。
其实我跟李培基这个角色有一个“十年之约”，2000年冯小刚导演把剧本给到我时，让我演的就是李培基。当年这戏没拍成，我也大病了一场，真要拍成了，我肯定也参加不了，所以，我跟这个角色还是有缘分的。
新京报：现在的剧本和2000年时的剧本相比，这个角色改动大吗？
李雪健：改变不大，这个人物戏不多，但在整体作品中还是一个很有分量的角色，他是当时腐败政府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开拍前我也对他进行了一些资料搜集。
新京报：所有跟你合作过的导演都说，不管角色大小，开拍前你一定会做很多准备工作。但以你的经验，有些小角色完全是四两拨千斤，有没有过没做很多准备而去演的角色？
李雪健：没有。不是我非要这样做，是这个职业要求你必须这样做。打从开始学这行，这就是最基本的要求，角色是不分大小的，你不做前期工作，怎么能演好一个人物呢？即便是同一个角色，不同的导演也会拍出不同的理解层面，所以还要在开拍前跟导演沟通，也要跟演对手戏的演员沟通。
永远的好人？
在2000年前并不太挑角色
新京报：你最早是在舞台剧《九·一三事件》中饰演林彪而成名，后来被观众熟知的都是好人形象，你也曾说过，《渴望》《焦裕禄》之后，不演好人的戏观众似乎都不买账。这会让你觉得有些无奈吗？
李雪健：作为演员本身，这一点我考虑的倒不是特别多，我让大家觉得出名的恰恰是在《渴望》《焦裕禄》那个时期，如果我演的林彪在那个时候被拍成电视剧，没准大家记住的就是我的那个形象（笑）。对我本人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缘分，并非能力的大小。
《渴望》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室内剧的作品，有话题，剧情又贴近生活，那个年代大家也都有呼唤真情的愿望，凑在一块儿，这个戏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后来的《焦裕禄》也是有大家对这样干部的一种情感在里头，赶在一起了，就成了好人这样一个形象。其实我拍的时候是绝对没有想到的。包括《九·一三事件》，我想大部分参与者都是这样，这是职业，我只是在认真努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新京报：这之后来找你演的都是好人角色吧？会觉得带来了一些局限吗？
李雪健：有很多这样的角色。其实我在2000年之前拍戏是不太挑角色的，我有时间就会去，大病之后才开始有了些选择。年轻时就觉得应该演得多一点，尝试得多一点，现在这个年龄了，就觉得越演越少了，演一个是一个，心态也有了些变化，现在更想演一些能够在观众心中立得住的角色，也想给观众一些新鲜的，比如最近我在新剧《人说一句话》里演了一个太监（笑）。
新京报：演完《焦裕禄》20年后，你在《杨善洲》里再度饰演了一个好干部，相比于对普通人物的塑造，是否压力更大？
李雪健：我不具备性格化，不能走性格演员这条路，所以各种角色都想尝试一下，但即便是演一个小人物，比如是英雄身边的一个小人物，也不能让观众觉得你就是一个符号，你必须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其实演这样的角色时，我反而有点压力。
但焦裕禄和杨善洲这两个角色我倒没有压力这个概念，这两个人是同辈人，杨善洲比焦裕禄小几岁，都是我的父辈，我是“50后”嘛（笑），所以对他们一点都不陌生。演他们啊，说句实话，骨子里有这种激情，有创作的欲望。
与癌搏斗 当时就像饭馆里被摔死的鱼
新京报：2000年拍电视剧《中国轨道》时，你得知自己患了鼻咽癌，当时你却对导演说，能不能把自己的戏往前赶一赶。就没想过赶紧去治疗吗?
李雪健：说心里话，当时心里很简单，我没有感受到一个人生命存亡的压力，唯一想的就是，如果这个戏因为我没拍成，把这戏给毁了，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就是臭名百年，这个是我过不去的。所以我提出要求，往前赶一赶。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要说旁观者现在分析，说这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这是另外一回事。对我来说，我这一生得到很多贵人的帮助，我只有感恩。演员这个职业，老前辈说“戏比天大”，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几十年下来养成的，自然而然的，是这个职业在一个人心目中的地位。
新京报：当时就没为太太、亲朋好友着想吗?
李雪健：当时真没有。事后我才觉得，其实我这样做，把压力都给了爱人、剧组和亲朋好友。
新京报：太太当时没有阻止?
李雪健：没有。她只是跟家里人商量怎么办，包括田壮壮。最后也就是把剧组从陕西渭南搬来北京拍，上午她带我去医院治疗，下午我回剧组拍戏。我想她也是为了满足我当时的心理。
我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全组人含着泪给我鼓掌，我并没感觉有多么严重，后来才意识到，我的爱人、剧组的人、亲朋好友为此承担了多么大的责任。遗憾的是，这部戏最后还是从20集压缩到了14集，还是有很多戏没拍。
新京报：生病后有过心灰意冷的时候吗?
李雪健：我甚至想过放弃。治疗一段时间后，医生告诉我要暂停一段时间缓缓，因为治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的脖子里面开始烂了，但不能长，否则前面的治疗全部作废。这是放疗，到了化疗阶段，每天一动都不能动，当时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到饭馆吃鱼，店家捞条鱼让你看看，活蹦乱跳的，然后当着你的面把它摔死——我当时的感觉就像那条被摔的鱼。
那时我曾想过放弃，实在太痛苦了。后来是田壮壮批评我——其实他是用批评的方法鼓励我，他说，你现在再难，有当初创业的时候难吗?人最怕的就是缺了精气神。让我挺了过来。
事业计划 我没能力和水平设计自己的未来
新京报：两年后你就又复出拍戏了，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李雪健：医生说适当参加一些工作对恢复有好处。我现在的状况，用“奇迹”形容有点重，但医生开玩笑说，我现在给你摘帽了!意思是我不是病人了(笑)。
新京报：这场大病让你有什么样的感悟?
李雪健：我爱人说，这场病改变了我的很多恶习，恢复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所以老天爷还是爱戴我的。大家都说我演戏风格、生活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是一个人生经历，虽说是个坎儿，但对我来说不见得就是一个不幸，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停顿数秒)，就像一部戏一样。
新京报：今后在表演方面有什么计划吗?
李雪健：从入行开始，我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生活的一代人，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步一步地走，我没能力也没水平设计自己的未来，或者说什么大业，也没这种冲动。艺术、文化，对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和帮助的，不是纯娱乐、八卦，应该看到我们职业的意义，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一个称职的文艺工作者。
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人了，我的人生走到现在，我只有两个字：珍惜。
■ 舞台与影视表演
舞台和影视表演最大的区别是：舞台有一面镜子是观众，而影视的那面镜子是导演。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总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舞台在表演之前可以做调整，在面对不同的观众时还是可以做调整，但影视表演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 从艺往事
那时进宣传队是为了偷懒
14岁我就在学校宣传队，16岁进工厂时，因为在学校会演点节目，也进了工厂的宣传队，山东快书、舞蹈、小合唱，什么都演。我也不是从小喜欢表演，我是山东人，1964年到了贵州后“文革”就开始了，当时加入宣传队是有条件的，像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其实是不够格的，当时男孩一般都不去宣传队，那时候不懂，现在说当时应该是为了一种尊严，我这家庭出身，就觉得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岗位都能干出点名堂。再加上我的山东话在那儿很稀罕，算是普通话说得好的，就被选进宣传队了。
我一边在工厂当车工，一边在宣传队宣传，演些“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沙家浜》。当时我有个外号叫“小穆”，就是在演完《白毛女》的穆仁智之后被人起的外号(笑)。其实那时候也是为了偷懒，车工一站就是八个小时，挺累的，宣传队却能到处跑，这样我就是在工作岗位上站半年，在外面演出跑半年，那时候年轻啊，很丰富啊生活(笑)。后来也因为这个当了兵，1973年在云南当的兵，1977年到了空政话剧团，来到了北京。1987年从空政脱下军装，到现在的国家话剧院。
■ 再演“主旋律”
为自己质疑真假而感到羞耻
有点不同的是，杨善洲毕竟是我演完焦裕禄20年后，时代在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演杨善洲的时候，我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他的那些事迹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一些炒作的成分?因为时代变了。
为了演好这个人物，我深入到杨善洲生活过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调查，等我真正熟悉他了，我对自己曾经有这样一个问号而脸红了，我感到羞耻。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老话：做戏先做人。我也是一个党员，我在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问号。
C10-C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孙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