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
生于1942年8月，陕西西安人，“第四代”导演、编剧、监制，1993年执导《香魂女》获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湘女萧萧》
谢飞展示自己的一座金熊和一座银熊奖杯。
柏林电影节上谢飞领取《香魂女》金熊奖。
1988年8月，谢飞（右一）率团赴美洛杉矶参加会议。
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谢飞比同时期的导演起步要稍晚几年。1979年，《小花》（张铮、黄健中执导）、《生活的颤音》（滕文骥、吴天明执导）等影片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电影注入了新的生机。四年后，谢飞才独立执导了自己的首部影片《我们的田野》。虽然起步晚了些，但谢飞却后来居上，之后陆续推出了《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等佳作，特别是后两部作品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在国际上大放异彩。
1965年谢飞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就一直留校任教，张艺谋和陈凯歌等都是北影改革开放后恢复招生的第一批学生。1992年9月，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拿到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1993年2月，谢飞导演的《香魂女》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1993年5月，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又斩获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一年之内，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最高奖项，全部被谢飞师徒三人承包了。在谢飞看来，“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经过十几年的学习和实践，我们在思想和美学表现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60岁之后的谢飞逐渐退出了创作领域，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最初只是使用“豆瓣”“微博”记录看片心得的谢飞，成为拥有大量粉丝的老“网红”，被网友称为“最大牌网络影评人”，谢飞本人对此既开心又谦虚，认为网友写影评的水准比他还要好，“有很多影迷，他们对片子的分析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得可细啦。”
《我们的田野》
《我们的田野》
步子走得慢，想法学得快
十年“文革”期间，电影创作基本中断。“文革”结束后，谢飞作为联合导演分别于1978年和1979年执导了《火娃》与《向导》。对于这两部作品，谢飞基本很少给学生看，也很少提及，“基本还是按照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的创作，作品本身在思想上没什么价值。”相较于第四代其他导演，谢飞坦言：“他们的步子走得比我快。”1979年，谢飞看到了同辈导演张铮、黄健中执导的新作《小花》，看完之后震动很大，“它对战争不是简单地描写革命英雄主义，而是写人情、兄妹情，还有时空跳跃，黑白彩色的运用，胆子好大。”之后又看了《生活的颤音》，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有接吻镜头。
改革开放之后，之前认为绝对正确的一些事情，实践证明却是错的。有些人反应得快，有些人反应得慢，谢飞也开始反思，于是就有了1983年的《我们的田野》。谢飞认为这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因为里面有自己真实的感触和看法。谢飞最直接的感受是受到改革开放之后从国外涌入的艺术作品的影响。《我们的田野》就从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美国电影《猎鹿人》中受到启发，都是对一个特殊时期年轻人的群像描写。而在电影形式上，谢飞也深受当时意识流、法国新浪潮等影响，“应该让电影时空自由”，电影中两组不同场景的镜头来回切换，最开始的台本来回跳了17次，剪接后发现太乱了，观众稳定不下来。“只好合并，印象中最后剪成了7次。”
共同进步
与第五代导演一起“补课”
与改革开放同一年孕育而出的，还有中国的第五代导演。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招生。谢飞说当时电影学院的招生包容性很大，既有28岁的大龄青年张艺谋，也有16岁的小女孩刘苗苗，“这帮学生给我感觉就是如饥似渴地要学习。”当时电影学院条件非常差，没有正式的放映间，就在一间大食堂，吃完饭以后把窗帘一拉，学生们都坐在地上看片。虽然条件艰苦，但却打开了谢飞和学生们了解西方文化艺术的窗口。每周学生们都从中国电影资料馆租片子拿到学校里放，有人回忆在校四年一共看了一千多部电影。谢飞说，“这是一个补课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这种补课过程里，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与以谢飞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在时间上基本是同步的。谢飞是一边学习，一边教授学生，“跟学生共同进步。”
1986年谢飞拍了《湘女萧萧》，片中有一段男女主角在甘蔗地里“野合”的桥段。而第二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中也出现了相似的一段镜头。对于这种巧合，谢飞解释说，“我们大概都受了日本电影的影响。”1980年，谢飞给学生们放过一个叫《鬼婆》的日本黑白片，其中男女主角在芦苇荡里幽会，“拍摄时运用芦苇的摇动，很漂亮。”张艺谋当时先买下一百亩地种高粱，第二年拍摄就肆无忌惮地全部踩倒。”而谢飞拍甘蔗林时，只是找了一片被大风吹倒的甘蔗地偷偷去拍，最后还是被老乡发现赔了点钱。谢飞后来经常总结，“第五代为什么比我们第四代更光彩一些？就因为他们比我们年轻，脑子不那么守旧，我们还要守规矩，不敢做得太过分。”
1983年谢飞在湖南沅陵拍摄《湘女萧萧》。
尺度突破
被沈从文的勇气所激励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各种文化思潮最为蓬勃的80年代，电影中出现了不少表现情欲场面的大尺度镜头，中国电影人用各种方式不断探索着电影审查尺度的上限。从这方面讲，谢飞也算是一个挑战者。
在拍《湘女萧萧》时，谢飞很明确，这部戏主要表现在“童养媳”畸形婚姻制度下，使得正常的情欲受到扼杀，变成一个悲剧，所以表现情欲是很正常的。中间甘蔗地里的“野合”戏是剧情需要，但是之后拍寡妇被村民沉潭时的戏份时，在角色究竟要不要“裸体”的问题上，谢飞有些犹豫了。
为此，他还专门去问了原著的小说作者沈从文先生，老先生当时已经中风，虽然话说不太清，但还能说出来一点。谢飞问，寡妇偷情被抓住了，一定要裸体游街，还是穿着衣服？老先生说，这是他在湘西各处看到听到的，因为女人做了不要脸的事，就要把她的脸丢尽，必须让她裸体游街，最后沉潭淹死。谢飞心想，“1929年，年轻的沈从文就写出了真实，50年过去了，我都还不敢拍，那也太没志气了。”
这场戏，导演拍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大全景，当时有几百个农民围着，让副导演借了一身肉色紧身衣穿上，远远看像裸体一样；第二种是近景，导演回北京后在学校找美术系的人体模特做近景。审查的时候除剪短了一些全景之外，基本通过了。在谢飞看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无论是电影的审查，还是创作人员、普通观众，都是一点点在变化，在开放的。
《本命年》
《本命年》
现实主义就应该有悲剧
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外的学术文化交流开始频繁起来。1984年，有一对香港夫妇邀请到了好莱坞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日本导演今村昌平来到北京，举办了一个国际电影研讨会。两位导演分别带着自己的作品《出租车司机》和《日本昆虫记》来做放映交流。谢飞导演印象很深刻，“当时是在友谊宾馆放映的，放《出租车司机》的时候，有一个人在现场同声传译。马丁导演一会儿在前排，一会儿又跑到最后排，不停在整个放映间的不同位置听声音，看画面。”对于这几部影片，谢飞看完后感受颇深，“现实题材电影我们不陌生，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强项就是现实主义，写家庭伦理，但他们对人性复杂性的探讨跟我们的电影完全不同。”
之后，谢飞选择拍摄《本命年》和《香魂女》，看中的就是原著里人物的复杂人性。这两部电影都是悲剧故事，在拍摄《我们的田野》时，谢飞当时受到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无悲剧，“新社会发生的事不能写悲剧，必须写出希望。”但谢飞认为生活中悲剧、喜剧、正剧都有可能发生，《本命年》主要是拍出它的真实感和人物的丰满性：姜文饰演的李慧泉既是个强者，又是个弱者；既是好人，又是坏人，有着非常复杂的人性。再加上当时处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变的时代变迁中，劳教释放的李慧泉，开始摆摊，面临社会上的歧视。整部戏就是一个暗色调，很多黑胡同的戏，“别人说我们这是黑色电影。”1990年，电影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谢飞开始还挺意外的，但之后回过头想就明白了，“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是人的学问，这也是在改革开放头十年，我们自己学到的。”
《香魂女》
网络时代
写影评成为大牌“网红”
60多岁以后，谢飞基本就不再拍摄任何作品了，最近20年来，基本就只教教书。然而，他对于以电影为主的文化现象，仍然时刻保持敏锐。他对一些新的通讯传媒手段接受得很早，也很快。1988年，他就买了一台486电脑，开始用电脑搞一些教案文字。现在一些比较红的综艺节目他都会关注，特别是像《我是歌手》这样的音乐真人秀，他觉得带活了整个电视娱乐，经常推荐给学生看，“你不要瞧不起，这两个小时的一场秀，像大片一样，起承转合节奏非常好。而且它有30多台摄像机，捕捉了无数的生动瞬间。现场录完以后，经过剪接，把导演的手段都用上了。”
2014年，谢飞导演注册了豆瓣账号，在上面记录自己的影评观感，“写影评、写看片笔记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学习方法，我当老师后每周总会看两三部电影，但过几年就会忘了看过哪部，于是就开始用iPad记了一年，后来让一个学生给我升级，升完之后全丢了，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很丧。”之后谢飞发现写好影评再传到网上，记录就不会丢失，就开始坚持在豆瓣记录，谢飞表示自己写影评的标准是“不长篇大论，尽量以最直接的艺术感受来评价。”后来还因此得罪了人，去年他给两个新导演的作品，分别打了一星和两星，“我在看片的过程中如坐针毡，真的太难看了，怎么能拍成这样？”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谢飞影评的真实客观，让他在豆瓣收获了26300多名粉丝，成为一名“网红”，很多网友称他为“最大牌网络影评人”。
倒带40年
1
改革开放给你的生活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谢飞：“文革”期间我结婚生子，但最后五年我就下到农村去了，住到了白洋淀的安新县，就是现在有名的雄安新区，感觉很遥远。当时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状态，直到1976年以后才回到北京，一家人住在一起。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结束了之前不正常的状态，让我的人生恢复到正常轨道。
2
第一次出国是在什么时候？
谢飞：第一次出国是1984年去日本，当时是文化部艺术教育司组织的一个交流团，我们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就选我去的。去了之后很开眼，因为那里物质生活很丰富，他们的商品已经开始“开架”销售了，就是商品摆出来，顾客可以随便看，随便摸。我就觉得很奇怪，给偷走了或弄坏了怎么办？因为当时在中国，商品都是被柜台拦住，摆在售货员的背后，顾客都是指着点货，售货员拿过来后还不让摸。
3
改革开放之后，家里买的第一个电器是什么？
谢飞：我还算是个高干子弟，北京有电视是1958年前后。当时我们家很快就有了一台黑白电视，但那时候彩色电视比较少。当时每次出国回来可以买一个外面的产品，因为我是搞影视的嘛，电影已经可以看彩色的了，但在家里看到的不是彩色就很遗憾，所以去日本时就买了一个日本品牌的彩色电视，花了大概十万日元吧。
4
第一次穿西服是什么时候？
谢飞：1985年第一次去美国，那时候每人出国是可以自己拿人民币换30美元的外汇，相比我们的工资很贵，所以什么都不敢买，必须要集体行动，西服也没有，箱子也没有，都是从单位借的。以前我听过刘晓庆去日本，没旗袍，就到北影的服装库里去借道具旗袍，用道具服装当自己的旗袍。当时刘晓庆借了一件旗袍很合适，但有个地方被烧了个窟窿，于是她就找了一朵花别上。所以，你看那时候的明星，跟今天的完全不一样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滕朝 实习生 夏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