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在舞台上饰演的经典角色(部分)。 图/视觉中国

  日前,北京人艺《茶馆》结束了本轮演出,从1958年诞生至今,演出已超700场,这部经典戏剧也已经在舞台上上演了整整六十年。作为第一代“掌柜”王利发的扮演者,于是之对于《茶馆》的意义不言而喻,曹禺曾说“《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瑰宝,于是之是撑持这瑰宝的平民艺术家”。即便后期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再站在人艺的舞台上释放光芒,于是之依然以自己的能量,保护和支持着一众热爱戏剧、勇于创新的年轻人。

  到今年于是之已经离开我们5年了。新京报独家专访了于是之多年的老友、戏剧评论家童道明还原“人民的演员”于是之的台前幕后。在童道明看来,于是之和他“亦师亦友”,两人因戏剧而相识,于是之对他的影响又远远超出了戏剧范畴。 

  老友记

  于是之&童道明

  大槐树和年初三的约定

  于是之和童道明的相识,算得上情投意合、一见如故。

  1979年,童道明发了一篇文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非谈》,其中的戏剧观念让于是之产生了共鸣,但童道明并不知情。自那以后,许多戏剧杂志都找童道明写文章,童道明很快就成为一名圈内活跃的戏剧评论人。1988年在南京的一个戏剧节,童道明才得知,于是之曾去过编辑部推荐他,“他说有一个叫童道明的,你们不妨去请他写些文章。”

  八十年代末,于是之与童道明经常一早就去紫竹院公园散步。那时童道明住在官园桥,于是之住在香格里拉饭店对面,要是想聊天就打个电话,相约第二天一早去紫竹院公园。有次聊天一直聊到将近中午,于是之说,“走!到我家吃涮羊肉!”两人走上紫竹桥,于是之停下脚步,指着桥下南侧的一棵大树说:“你看,这棵槐树该有两三百年的树龄了,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拉煤的工人,从门头沟往北京城里送煤,走到这里,他们一定会在这棵大树底下歇歇脚的。”说罢,还默默地面对大树站了一会儿。几年后于是之与童道明作了一次“戏剧对话”,虽然讨论的是戏剧问题,但于是之最终还是将话题落到了那棵老槐树上:“我家门前,有草坪,有树。我就经常去看它们,一天不去,仿佛丢了朋友。”从此,童道明向人们说起于是之,往往要说到他那棵树。“我常常遐想于是之与那棵大槐树‘相看两不厌’的景象,要知道,这也是可以入诗、可以入画的呀!”

  于是之走了,童道明想着,那棵大槐树一定很寂寞,因为再也没有人每天像看望一个朋友那样地去看望它,亲近它。

  二人之间还有一个约定,每年年初三下午两点,是童道明和于是之相约一定要见面的日子,每年的这天童道明一定会准时出现在于是之旁边,于是之生病前后童道明都遵守着这个约定。于是之住院之后,童道明会坐在床边跟他聊聊天,跟于是之说,你的老朋友老童来了。于是之没有反应,但有时候,眼角会有眼泪流下来。“他说不了话”,童道明说。“但他能流泪。”

  直到今天,童道明还一直珍藏着于是之赠他的“牛”字,每次见字,就犹如见到了老友于是之。

  忆 演员于是之

  他从未因《茶馆》得意,甚至不好意思提及

  “王利发是什么时候想死的?”童道明记得到了80年代的时候,于是之还在跟人讨论这个问题。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谢幕,《茶馆》一共演了374场,于是之一直在想,却直到最后也没有答案。“这样一个问题他可以想这么久,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来对待角色的。”童道明说。

  于是之对人物的揣摩都是从细节入手。戏中,王利发不断在茶馆的醒目地方粘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然而“国事”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茶馆。他作为掌柜,也一再谈论着国事。“粘纸条”在戏中有着对主题至关重要的烘托作用。考虑到粘贴纸条手上不可避免会沾上糨糊,于是之会让双手和身体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观众看到的就是,王利发与别人谈话时,那两只不大干净的手简直无处可放,只能举在胸前。这个姿势来源自于是之小时候的邻居,住在小学校里摇铃的老工友陈大爷。1957年排《茶馆》前,于是之特地去拜访他。除了听大爷回忆往事之外,陈大爷的某些性格侧面也启发了于是之:“虽然操劳却好干净的手”。王利发虽然生活在底层,但又是一个勤俭麻利讲究整洁的人。“手”的动作透露出很多细节。

  《茶馆》中的王利发可以看做于是之最重要的一个舞台角色,但是他从来没有因此得意过,甚至还会有点不好意思提及。童道明说,于是之觉得自己因为王利发得到了太多的荣誉。“他的倔强就决定了,他本人不可能像我们那样来谈论《茶馆》的意义。”

  比起王利发,于是之反而更愿意谈及的、觉得自己演得好的角色是《骆驼祥子》中的老马。于是之跟童道明说,在“老马”身上,他把“假的演真了”。以于是之一贯谦虚低调的性格,他很难得讲出这样的一句话。

  “老马”背后还有一个情义的故事。一般的演员都抢着演大角色。《骆驼祥子》一公布要开排,于是之就抢了演老马。老马剧中的戏份和台词量都不大,出场时间不过十多分钟,于是之交的申请报告字数甚至不比老马的台词少。童道明说,于是之之所以对老马情有独钟,因为在于是之少年时代住的一个大杂院里有这样的三轮车夫,于是之和车夫们非常熟悉。车夫们有个组织,大家把血汗钱集中起来,以解决穷哥儿们一时的急需之用,当要发个通知,记记账本的时候,就找于是之过去帮忙抄抄写写。

  “他总觉得要做点什么事情,才能对得起这些老邻居。”

 

 


1992年7月16日,于是之《茶馆》告别演出后在首都剧场后台,最后一次为观众签名。童道明供图


于是之《茶馆》告别演出后,卸妆的他与好友童道明的后台合影。 童道明供图

 


“我很幸运在人生道路上碰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
童道明供图

  忆 知识分子于是之

  他能看穿庸俗,一辈子不会说漂亮话、搞关系

  于是之爱读书,喜欢跟知识分子聊天,非常尊重知识分子。有一件事令童道明至今记忆深刻。英若诚重病时,于是之去看望他,回来之后心情很不好,给童道明打电话聊天,“他说北京人艺有三个清华毕业的,两个已经去世了,一个又病成这样。”那时英若诚已经肝硬化,大口吐血。于是之感到很痛苦。

  于是之有着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天性,一辈子不会说漂亮话、搞关系。童道明回忆,某个领导写书法、搞画展,好多人去捧场、赞美他,但于是之不会这一套,“因为老于觉得他的字不行。”80年代初,《茶馆》到东京演出,那时中国人对日本的电器趋之若鹜。演出前有些演员还在交流买了什么电器,于是之很生气,将茶杯往地上一摔,“我们干吗来了?”“他能看穿庸俗。他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气,。”

  童道明问过于是之,表演艺术家跟演员,更喜欢哪个称呼?于是之说演员。在童道明看来,这不仅是谦虚,也是于是之对自己职业的思考。“为什么作家、诗人不会说自己是语言艺术家?为什么演员就觉得一个演员的称呼不过瘾,非得要加上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于是之对自己的职业有自豪感。

  忆 师长于是之

  挺林兆华,欣赏李保田和姜文

  从1984年到1992年,于是之做了8年北京人艺副院长。童道明说于是之真不想当这个官,“但也好在他当了(官),成就了林兆华。”林兆华是一个不愿意开会的人。于是之追思会的时候,林兆华去了,说了一句话,“没有于是之就没有我”。说完站起身来就走了。在童道明看来,讲话最短的是林兆华,讲话最有分量的也是他。

  1982年,林兆华的《绝对信号》在人艺一楼排练厅诞生,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剧场戏剧”。童道明说,“那个时候的观念是咱们不能学(西方),而小剧场又从西方来,所以林兆华完全有可能被扼杀在摇篮里,剧院的领导和老一辈都反对《绝对信号》,有了曹禺和于是之的力挺,才使得这戏顺利上演。同时于是之支持林兆华在《绝对信号》里用不少诸如‘意识流’之类的现代主义手法来丰富戏剧的现实主义。”

  十年之后的1992年,时任北京人艺副院长的于是之为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庆典撰写《探索的足迹》一文,以《龙须沟》《虎符》《绝对信号》三个戏的串联来概括北京人艺四十年来的发展轨迹。《龙须沟》奠定了人艺现实主义的基础,《虎符》开始了焦菊隐话剧民族化的探索,而将《绝对信号》和前两部作品放在一起,外界看来这是给了林兆华相当高的肯定,等于视林兆华为焦菊隐之后北京人艺在导演艺术上的传承者。

  于是之对林兆华的喜爱,还有一种说法是——“文革”时,林兆华工人家庭出身可以戴红卫兵袖章,但林兆华没有成为造反派,他从不对牛棚里的老领导、老艺术家冷目相向,人品经受住了考验,于是之尤为欣赏林兆华这一点。

  于是之也是不少演员的“启蒙师长”,比如姜文。童道明说,有两个演员于是之很欣赏,一个是李保田,有一次于是之给童道明打电话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听说李保田谈自己有两个老师,其中一个是自己。而于是之喜欢的另一个演员就是姜文,同时于是之之于姜文也是带有启蒙性的。

  1997年姜文在排练话剧《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童道明问于是之是否想看姜文演的戏,于是之说想。姜文听说后很高兴,他说“于老师要来看戏是比领导看戏更重要的事”。童道明清楚记得,于是之去首都剧场看姜文演的《科诺克》是在1998年2月14日,那天正好是情人节,不少观众手里拿着玫瑰花向于是之致意,那也是于是之最后一次走进首都剧场。

  据童道明回忆,1992年《茶馆》于是之最后一场演出那天姜文也去了,还找了于是之签名。“我问过姜文看过多少遍《茶馆》?他说记不清,他可以把台词都说出来。姜文非常想演《茶馆》,想演王掌柜的角色,于是之也觉得姜文合适。但最后这件事也没有成。”童道明回忆道。

  忆 领导于是之

  他非常尊重别人的劳动

  在很多人看来于是之晚年之所以会生病,是当副院长累坏的。自1984年他上任到1992年卸任,除了演出外,分房、涨工资这些事情都要管,繁重的行政工作也使得于是之压力很大。

  于是之在人艺最开始主管的是创作组,人艺所有创作组的人都特别喜欢他。平时编剧们的生活非常自由,于是之每周都会组织六七个编剧一起聊天吃饭,在于是之的主管下,编剧组的创作环境非常宽松。同时于是之一直鼓励和帮助戏剧新人——编剧何冀平到人艺的时候刚毕业不久,起初她想写一个讲烤鸭的剧本,这让于是之很担心,但于是之还是同意了,并鼓励何冀平这个题材有前途,很新鲜。最终,何冀平写出了《天下第一楼》。包括于是之帮郭启宏一起完善《李白》的剧本,给了很多建议,童道明说,“连郭启宏自己都说过,如果在其他的单位,这样花心思改剧本,编剧的署名都要署于是之的。”

  于是之在对待编剧剧本时,也有着自己的习惯。比如即便提意见,一定是要用铅笔写,这样可以随时擦掉。于是之对别人的劳动非常尊敬, 给别人的剧本提意见,都得事先提前读两遍,这让童道明非常佩服,坦言自己学不来。“他觉得人家辛辛苦苦花了好长时间写了个剧本给你看,你看完一遍就给人家提意见是不够的。但我觉得剧本读一遍以后,是可以提意见的。”

  童道明从来没有把于是之仅仅看做演员,“他是中国一名优秀的知识分子,我很幸运在人生道路上碰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

  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刘玮 实习生 刘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