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严打”背景下，公安局刑讯逼供获有罪供述，检察院未尽审查证据义务，法院没直接证据仅凭口供定罪

　　昨天，浙江高院认定“萧山5青年劫杀出租车司机案”原判错误，宣布陈建阳等5人无罪。

　　5天前，6月27日，被害女司机徐彩华案的终审，浙江高院认定，项生源系18年前杀死女出租车司机徐彩华的真凶，判处死缓。

　　回顾这一杀人案，是什么原因导致“一案两凶”？错案是如何形成？

　　多名法律人士指出，萧山案是一宗没有直接证据、仅凭口供定罪的典型错案。

　　司法活动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错案不可能是某个人或某个机构可以独立办成的。萧山案如何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闯过司法链条层层“关卡”，最终成为错案？

　　昨天，该案再审案审判长向5人道歉：“你们的案子公检法都有责任。”辩护律师钟国林呼吁，在司法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应守牢无罪推定底线，不能采取刑讯逼供、诱供等手段非法取证。

　　【背景】 1995年“严打”期间的两起命案

　　徐祥华接到妻子徐彩华的死讯，是在1995年3月20日的夜里。那天，恰逢萧山市当年“两会”开幕。

　　据《萧山日报》报道，徐彩华案后，萧山开始长达2个半月的春季严打整治斗争，截至1995年5月，先后收容审查了“违法犯罪分子130名”，“沉重打击了刑事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

　　但是，徐彩华命案的调查一度陷入僵局。徐祥华回忆，萧山市（现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局刑警大队一民警，曾不下3次到家中走访，但半月后命案亦不见进展。

　　1995年6月，萧山召开夏季治安工作会议，萧山市公安局强调，“对车匪路霸、抢劫、重特大盗窃案件要加大破案力度，快侦快破”。

　　不料，2个月后，萧山再发出租车劫杀命案。当年8月12日晚，绍兴籍出租车司机陈金江被害。经鉴定，陈系被他人卡颈、勒颈及锐器刺伤腹部导致肝破裂，引起窒息和大失血死亡。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徐、陈二案，直到当年11月，仍无进展。

　　“在小小的萧山市，短短一年时间，竟然发生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杀的严重刑事案件，徐彩华案长达八个月又毫无突破，给公安机关造成巨大压力，可想而知。”当年的辩护律师留下的辩护词如此记载。

　　两案的僵局，直到检举证人朱富娟的出现，才得以打破。

　　【公安】 据口头举报确立侦查方向

　　1995年11月15日，杭州市三堡收容审查站，一个因组织卖淫被警方收容审查的女子，向警方检举了一条“报复杀人案”线索。

　　这名叫朱富娟的女子检举内容大意为，三个男子收了别人18000元钱，用刀杀了一名开车的男司机。三名行凶的男子，分别是住在萧山小南门的“陈建阳”、“阿东”、“建平”。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萧山市公安局根据朱富娟的举报确立了侦查方向。11月28日，20岁的萧山欢潭籍青年陈建阳被带进派出所。差不多同一天，萧山欢潭乡名字带“建”、“平”、“东”的男性青年，纷纷被警方带走。多年后，陈建阳等人统计，当时一共17人被抓，大多数被释放。

　　3个与陈建阳接触较多的男子后被收容审查，他们分别是，21岁的小饭店老板田伟冬，20岁的轧钢厂工人朱又平，19岁的水电工人王建平。

　　此外，在陈建阳被警方传唤前2个月，1995年10月，同村的18岁少年田孝平，因为持刀在乡村公路上抢劫货车被抓现行，已被萧山警方收容审查。

　　“他们大多是那个年代的‘问题青年’，田孝平抢劫被抓现行，陈建阳和田伟冬有盗窃行为，这很容易增加警方对他们的怀疑。”一位知情人士回忆。

　　回顾萧山案侦破过程，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程序瑕疵，出在检举人朱富娟身上。朱的检举内容，并非亲眼所见，而是来自于一个贵州籍女子郑彩芳。

　　“但纵观全卷，并无这个关键线索知情人郑彩芳的任何讯问笔录。”多位辩护人指出。

　　“那个年代普遍重口供轻证据，办案程序严重不规范，换在今天，这样的证据，不要说收容审查，就是办理刑拘，我都不会签字。”一位90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刑警分析。

　　18年后，萧山案专案组成员大多拒绝接受采访，不愿介绍当年办案细节。目前，除了业已固定的卷宗材料，没有更多信息还原，从专案组接获朱富娟检举线索，到陈建阳等5人被收容审查，警方到底做了哪些侦查工作。

　　不过，据6月25日再审庭审现场披露的细节，除了田伟冬一人“打死不承认”，陈建阳等4人均当庭指控，第一份有罪供述，大多是在经历吊、铐、跪、扇耳光、拳打脚踢、警棍击打等刑讯逼供下做出的。

　　“那个年代，有了口供，基本就是铁案。” 一位当地司法人士分析。

　　【检察院】 重要指纹证据神秘“消失”

　　1996年3月7日，萧山市公安局向萧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出起诉意见书。

　　萧山警方随卷移送了后来被辩护人认为“矛盾百出”的有罪供述。一些讯问笔录上，不见侦查人员签名。

　　陈建阳等5人被认定分涉两案：陈建阳、田伟冬、朱又平、田孝平抢劫杀害徐彩华，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田孝平抢劫杀害陈金江。

　　根据司法制度设计，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官承担着事实证据审查及证据收集过程合法性的审查职能。

　　“检察院和公安的关系，原则上应该是制约为主、配合为辅，但那个年代，公检法被看作是一家，司法实践中往往成了配合为主、制约为辅。”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辩护人分析。

　　上述辩护人指出，当年即便警方没有固定作案工具、赃款赃物、目击证人及血迹指纹等直接证据。6个月后，1996年9月28日，萧山市检察院依旧批准逮捕陈建阳等5人。

　　1996年11月26日，萧山市检察院将此案上报杭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中，陈建阳等5人翻供，指控遭刑讯逼供。

　　1997年初，杭州市检察院退回此案，要求警方补充侦查。警方后随案移送“一块带血的石头”，但血迹无法作出检验报告；关于两案赃物，警方称“我们在侦查、预审阶段均进行了工作，无法获取”；对于刑讯逼供，专案组则出具了两份“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材料”。

　　在缺失的诸多证据中，指纹证据异常关键。18年后，辩护人、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钟国林律师，从警方提供的新材料中发现：在徐彩华的出租车上，萧山警方还从车内及车引擎盖上提取到10余处指纹。而在陈金江命案中，警方现场提取到至少18枚指掌纹。

　　两命案的现场指纹，有比对条件的均在10枚以上，但均未随卷移送。“程序上讲，办案机关这是选择性移送，尤其是隐匿或不开示对嫌疑人有利证据，严重侵犯辩护人知情的权利。”

　　目前，尚无法确定这些指纹证据是警方未移交检察机关，抑或是检察机关未将其随卷移送。但专业人士指出，如此重要的直接证据的缺失，检察机关显然未尽到审查证据的义务。

　　在直接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在1997年6月24日，陈建阳等5人被警方带走21个月后，杭州中院开庭审理萧山两起命案。

　　【法院一审】 没有一个证人到场

　　徐祥华还记得当年在萧山法院一审开庭的场景。他和陈金江的家属都在场，作为被害人家属，他们要求对凶手“处以极刑”。

　　“陈建阳的律师凌为健，给我印象最深，”徐祥华回忆，凌为健在法庭上辩护，说当事人根本没有参与作案。

　　一审从上午9点30分开始，到下午3点30分结束，中午休庭1个小时。

　　凌为健生前留下的辩护材料显示，当天的庭审，物证方面起诉书中涉及的刀具、电线等工具，均未出示。检方出示的唯一物证，是一块石头，认为是杀害徐彩华的凶器，但未作血迹、指纹鉴定。

　　此外，该案34名证人，无一人出庭作证，鉴定人也未到庭。

　　庭审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言等证据，只问被告人有无异议，“被告人略作解释，则遭训斥”。

　　陈建阳等4人在庭上依旧指控刑讯逼供，但检方宣读了此前公安机关出具的无刑讯逼供的自我证明材料。陈建阳等4人坚称并未作案，法庭认定“纯系推诿罪责之词”并未采纳。

　　庭上，凌为健律师指出，从证据学角度讲，要认定陈建阳等人作案，至少应当具备的直接证据包括，曾与嫌犯打过照面的证人指认、购赃人员指证、公文包、电线、作案刀具等实物证据。公诉人则称，“由于时间已久，无法取得”。

　　辩护人还要求提供“车辆方向盘、车身、拉手指纹鉴定”，公诉方却未予回应。“律师要证据，但他们拿不出来。”陈建阳的母亲裘仁梅回忆。

　　虽然辩护人当庭提出众多疑点，坚持认为陈建阳等4人参与抢劫犯罪的证据不充分，杭州中院仍于1997年7月11日落判，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处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死刑，朱又平死缓，田孝平无期。

　　“1996年适逢‘严打’，那时的司法机关办案、判案，奉行‘两个基本’原则，符合基本证据确实、基本事实清楚即可。”一位浙江司法界人士认为，萧山案一审可以说是“严打”背景下的产物，没有直接证据，仅凭口供定罪。

　　【法院二审】 “疑罪从轻”改判死缓

　　一审宣判后，除了田孝平，陈建阳、田伟冬等4人均向浙江高院提起上诉。

　　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辛本峰接受了田伟冬的委托，为其做无罪辩护。据辛本峰回忆，二审系书面审理，“没有开庭”。

　　1997年，二审审理前，浙江高院法官到萧山看守所提审了陈建阳等人。

　　据陈建阳回忆，提审仅5分钟，高院法官说，认罪的话还有保命的机会，“不承认可能年底就枪毙了”。朱又平在再审的现场也提到，当年提审时，遭遇法官“死亡威胁”。

　　辩护人方面，凌为健依旧为陈建阳辩护，辩护词写下14页；王建平的辩护人，许德法、仁德辉两位律师，则写下12页辩护词。

　　综合二审律师们提交的书面辩护意见，一致认为萧山案疑点重重、矛盾百出，缺乏定案的直接证据，再加之侦查机关“逼供信明显”，故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定案。

　　辛本峰回忆，浙江高院审理萧山案期间，内部引起不小争议，他曾将反映问题的材料递至高院一位副院长手上，材料批转给刑庭，要求慎重判决。

　　“证据确实存在诸多疑点，最主要的是移送过来的材料中没有指纹证据。”《法制日报》引述了一位法官的说法，如果当年证据确凿，高院一般不会改判。

　　按照上述浙江高院法官的解释，正是因为该案存在着诸多疑点，浙江高院遵循了“疑罪从轻”原则，改判死缓。

　　很多人质疑为何不坚持“疑罪从无”？浙江高院参与萧山案二审的审判长张德宝回忆，当年面对这样两起命案，涉及改判，下级法院又是杭州中院，难度和压力都非常大。

　　“承办法官、刑庭还有院里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最终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院长也只是一票。三名死刑犯都被改判为死缓，这个案子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只能在量刑上留有余地。这个案子稍微左一点，三个人肯定杀掉了。”张德宝说。

　　1997年，王建平的辩护人许德法律师，在辩护词末尾写道，“定案必须要有证据，没有证据任何时候都要翻案的，只有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特别是不轻信逼供信搞出来的口供，才能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徐彩华遇害17年后，通过当年未移送的现场指纹，杭州警方锁定并抓获真凶项生源。陈建阳等人沉冤得雪。

　　陈建阳说，改判前，他问过浙江高院的法官，如果项生源没有抓到，5人出狱后申诉，凭现有的证据能不能翻案，“法官的回答是，几乎不可能。”

　　采写 新京报记者 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