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回龙观温馨家园康复站，一名重症精神病患者在带领精残和智障人士练习唱歌，这是他们康复训练项目内容的一部分。A22-A2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
7月12日，西城静心园温馨家园康复站。重症精神病患者在摆放沙盘，辅导老师能以此分析患者的心理特征。
7月12日，一名重症精神病患者在西城静心园温馨家园做早操。
有社区一人需负责数百名精神病患者康复工作；患者康复后受歧视难以走向社会
■ 关注焦点
截至去年年底，北京社区管理登记在档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73295人，这其中除约8000人住院外，目前有6万多人生活在社区。
精神病患者由于长期住院，会出现社会功能减退、情感淡漠、懒散被动等表现。在精神疾病三级防治体系中，社区康复模式是连接医院和家庭的纽带，任务重大。
新京报记者走访北京5个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街道残联，发现专业医务人员、项目经费短缺，免费药品政策未完全放开，给社区康复项目的开展带来枷锁，而社会的排斥和歧视，更成为已康复精残患者走向社会、重新生活的一堵高墙。
目前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康复项目主要分三种，一是医疗康复，对稳定期病人，社区精防医生至少三个月随访一次，指导病人定期到医院复查，鼓励服药，增加服药的依从性。第二种是功能训练，训练恢复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劳动能力及社会交往能力等。第三种是职业康复，这需要康复站开展生产项目，组织精残人士参与，并给予一定报酬，以此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
聊上10分钟，贾育新的手机就会响起三次。
“习惯了”。这位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防科主任印象最深的，还是5年前那通电话。
是居委会打来的，贾育新匆匆撂下饭盒，提上出诊箱就往外跑。那天是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
他赶到时，劲松西社区一居民楼内，一名女精神分裂症患者攥着剪子、站在自家窗户前哭喊，半个多小时的“谈判”无效。趁女子向窗外张望，居委会人员用床单扑住她，贾育新快步上去扎了一针安定，女子安静了。
处理突发事件是贾育新工作的一部分，当时，他是该社区唯一的精防医生，要面对几百个重症精神病人，也要面对部分患者家属的拒绝沟通。
最让他难过的，是费尽千辛万苦康复的精神病人，在社会上难寻出路。
精防医生独木难支
2012年以前，贾育新所在的劲松地区，在档重症精神疾病患者，连续六七年都是朝阳区数量最多的。
大部分时间，他办公室的座位都是空着的。他要走家串户探访社区的患者，向居委会和派出所了解患者的最新动向，了解他们是否按时服药，康复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这两年，贾育新身边又多了两名同事，但面对劲松地区554名重症精神病患者，三名医生依然团团转。
按北京相关规定，对出院的患者，社区一年要不少于4次随访，这意味着每周五天中，至少3天有1名精防医生要去随访，且每天每个医生至少需随访3至5个患者家庭，“门诊每天只留一位医生。”
与贾育新相比，肖玲玲还在孤身奋战，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只有她一名精防医生，而社区的重症精神病患者有231人。
“根本顾不过来，大部分随访只能靠电话，或者患者来门诊开药时顺便就访了。”除了精防任务，肖玲玲还要兼顾地区预防、保健工作。
社区精防医生不止负责精神病患者，还要承担全体居民的精神卫生、心理保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就是那独木桥。”一位精防医生对工作这样打比方。
郭红利，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他掌握的数字是，目前全市社区精防医生仅有约1000人，且基本都是保健科大夫和全科医生兼职，专职的不足百人，“这百人的数据恐怕也有水分。”
抗拒和隐藏
敲不开门，见不着人（患者），很多精防人员随访精神病患者家庭，都会遭遇尴尬。
西城区精防医生徐烜记得，有位女同事在多次登门随访被拒后，给一名患者家打电话询问病情，“对方家人很惊讶，说他怎么得精神病了？”
第二天，男患者找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来就推搡女同事，原来，他婚后一直向妻子隐瞒患有精神分裂症。
有5年社区精防经验的徐烜认为，“可能一半以上的人（患者家庭）都拒访。”
贾育新所在的劲松社区现有554名重症精神病患者，但他有时每月要开1000名患者的用药量，“其他社区的患者悄悄到我这开药，不愿让本社区的人知道自己有病。”
昌平回龙观有12个社区站，每个站的精防员随访吃闭门羹时，总会找张娜求助。
张娜是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精防医生，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但她出马也不是次次灵验。
在培训时领导指点她们，何不学下西城区的同行，提着花篮登门拜访。但没经费支撑，自掏腰包？张娜掂量一下3000多元的月薪，“买个花篮，一天的工钱没了。”
比拒绝更难受的，是进到患者家里，不管张娜说什么、问什么，家属都不理睬，“拿我们当空气。”
张娜能理解家属的心态：家丑不外扬，回避、不信任和隐藏成了一种选择。
今年参加区里一次培训时，一段录像吸引了张娜，那是市卫生局、市科委力推的“精神分裂症社区康复技术”项目，通过培训患者，能让其学会自觉用药，自我监控症状。
张娜连打了20多个电话，没一个家属答应，好不容易有个同意带着患者试听的，听了一次后，再也不来了。
虽然竭力推广，但最后只有7个患者报名参加张娜组织的培训。
“你们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患者家属常常这样开门见山，让张娜觉得难堪。
张娜脑中闪过患者家属的需求：能否药物全免、患者服药出现不良反应时该怎么处理，兼职的张娜没有处方权，很多要求她确实无法满足。
待解的社区免费用药
患精神分裂的柳芳因为停药再次住院，让母亲汪晶心惊胆战，如果继续服用无法免费的利培酮，开销不小，怎么办？汪晶决定“钻空子”。
正好某医院还存着汪晶的抑郁症病历，而她的医保报销额度又比女儿高，就趁着去医院开药的机会，为女儿开些利培酮回来。
“有的患者被迫断药三个月后，情绪就开始不稳定了。”一位精防医生说。
药物，是重症精神病患者的基础倚靠。“最现实的一步是保证大部分患者能免费用药，可这一步就得走好几年。”西城区一位负责给精神病患者提供免费药的医生说。
该医生介绍，2011年，北京市计划在年内让所有重症精神病患者实现免费用药，但并非所有药物都免费。
据了解，目前北京免费服用的药品只有几十种，且各个区县政策不一。
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说，2010年，区卫生局与区残联合作，在全区实行免费服药政策，出院精神病患者只需持残疾证，即可享受此政策。
除海淀之外，多个区县的免费服药政策只惠及低保家庭或困难家庭，个别区县还有一些额外的报销限制。
昌平社区医生张娜说，像利培酮这样的药物，昌平居民就无法从社区免费使用，但海淀区可以，一些户口在海淀、住在昌平的患者家属不得不去海淀拿药。
丰台地区的免费服药只针对低保人群。精防医生肖玲玲记得，媒体报道北京将推行重症精神病患者免费服药后，很多家属问政策何时实施，“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钻空子”不是长久之计，汪晶想到带33岁的柳芳去参加社区的康复项目，“两条腿走路”。
柳芳参加了月坛街道残联静心园的康复训练，在每周四的手工课上，柳芳在编织中国结和斑点狗中找到了乐趣，病情也日趋稳定。
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能像柳芳一样接受康复训练。
“无钱、无人、无场地”
73岁的张金梅很发愁。
去年年初，女儿林萍因精神分裂症复发再次入院，这距她上次出院仅间隔2个月。
出院后，林萍所有的行动就是在50平方米的家中来回踱步，张金梅得用湿毛巾给女儿擦脸，用梳子捋开她打结的头发。“老伴儿没了，如果我也走了，毫无自理能力的女儿怎么活？”
张金梅想到街道残联组织的“温馨家园”，得到的答复是，名额有限，林萍无法入园。被“家园”婉拒后不到两周，林萍病情再度复发。
温馨家园是北京市为残疾人建立的职业康复站。为智力残疾人和处于稳定期的精神残疾人提供集康复、培训、简单劳动、文体和日间照料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市残联官网显示，截至2011年5月，全市共创建360多个温馨家园。
温馨家园收纳精神病患者的条件是：处于稳定期，且办理残疾证。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符合此条件的精神病患者都能入园。
鲍其伟是回龙观社区温馨家园的负责人，也是一家餐馆的老板，2010年，受当地残联委托，他成立回龙观地区唯一的温馨家园。本想多收几个精残患者，但“残联的人跟我们交代，最好不要招精残的。”他明白，即使招，也要招“稳定期中的稳定期。”
初期招的20名学员中，只有2名重症精神病患者。智力残疾学员的家属有意见，他们担心精残学员会发作，伤害到自己的亲人。
除了由残联牵头成立的温馨家园，还有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办的康复项目。在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聂慧瑶觉得遗憾。她说，此前政府曾拨过一笔专项经费，用于组织病人学习超市购物技能，但2007年经费停滞，康复活动也就此搁置。
“无人、无钱、无场地，我们现在是三无状态。”一位社区精防工作者说。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坦言，功能康复应该是要求每个社区必须组织的，但苦于没有经费，开展起来很困难。
即使有经费，康复项目也非一帆风顺。今年5月起，海淀某社区精防科想为精残患者租一处场地做康复，却接连20多次吃闭门羹。
“听说我们是给精神病患者用的，房主连房都不让看。”精防科负责人说。“不是钱的问题，租给你们出了事咋整？”房主们说。
碰壁“高墙”
方诺华，40多岁，清华大学毕业，曾经收入丰厚。30多岁时，精神分裂症夺走了他的一切。
如今，社区帮着已经康复的方诺华联系了多家企业、单位，“就连一个扫地的工作都没有单位肯提供。”
还有一位康复者在超市工作了半年，一天在角落里服药时被发现，老板知道她的病史后，将她解聘了。
“精神病患者像颗不定时炸弹，谁知道何时爆发，会伤害多少人？”用人单位负责人有顾虑。
有的企业更直白：“现在应届大学生找工作都难，为什么要用一个精神残疾人，哪怕他是清华高材生。”
建立康复项目，核心目的就是让患者康复后独立走向社会，但“偏见、歧视、排斥像一堵高墙，将精残患者和社会隔离。”海淀区一名从事13年精防工作的护士这样描述。
在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贾育新把一件用珠子编成的白菜摆在办公室的书架上。每逢上级视察，这位精防科主任都会展示这件患者在康复站做的手工艺品。“他们做手工又不会伤害谁，希望社会能给精残患者更多包容，希望他们能有一份工作的机会。”
现实是：该服务中心康复项目开展近10年，如今每年仅有一两人找到工作。
在不少精防工作者看来，重性精神病患者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可怕。回龙观医院社会工作科医生李楠认识一名出院7年的患者，“他一直很平稳，工作上表现积极，也已结婚生子，他是那个家的支柱。”
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王彤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精神病患者只要按时服药，就是安全的。
举措与现实
北京在逐渐加大对重症精神病人的救治康复力度。
“下一步，本市精神卫生工作重心将逐渐向健全精神疾病护理康复体系转移。”在官网通稿中，北京市卫生局精神卫生处表示。
如何健全康复体系，最新政策动向是，启动精神病残疾人居家与社区康复试点。
西城、海淀、朝阳、房山、昌平等五个区建立首批试点，自7月起，1500名稳定期精神病残疾人可通过报名、筛选参与其中。
通过参与专业人员的居家康复指导和温馨家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机构提供的社区康复活动，这些患者有望在院外康复中，逐步训练就业、社会交往能力，完成出门乘车、购物、洗衣、房间清理等日常生活。
这些消息都是市卫生局、市残联在7月9日发出的。“这体现了政府对精残人士的重视，但这些或许还不够。”多名精防医生说，这一举措的愿景是好的，但缺人、缺经费总是现实问题，能否开展还不好说。
7月10日，回龙观温馨家园负责人鲍其伟在第二天，参加了具体动员会议。
这次会上，他接到通知，他的温馨家园可再接收40名精神病残疾人。“地方不够的话，把我开的餐厅兼并出一部分来。”鲍其伟盘算着。
为了不让高材生方诺华无所寄托，劲松社区给他安排了一个治安巡逻的工作，每天戴着红袖标。
这只是个志愿工作，没有报酬，可方诺华笑笑，“我知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患者及家属姓名均为化名）
A22版-A2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卢漫 许路阳 实习生 王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