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动机
崔永元
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北京永源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近日，崔永元以2亿元的代言费为一家企业代言，远远超过李敏镐等韩国当红明星，被称为天价代言。崔永元己决定将两亿代言费捐给自己的基金会。
崔永元缘何将2亿所得无偿捐出，他的公益之路是如何开始的，又遇到几多困厄？4月11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一古色古香的艺术馆，新京报对他进行了专访。
谈天价代言
心里有点凉，想把2亿代言费拿回家
新京报：最近你接了个 “肥活儿”，拿下10年两亿的广告代言。
崔永元：是的，我和企业方达成意向，4月12日下午我们签合同。两个亿的广告代言费，我打算将它全部捐给基金会。
新京报：为什么捐出去？
崔永元：基金会有个口述历史项目，从口述历史所需经费来看，数字化这部分花的钱是最多的，每年花费1900万-2000万左右，所以，这个广告代言，是足够的。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口述历史保一个底儿。我们可以保证干干净净，踏踏实实，将钱花完。
新京报：媒体报道说天价代言费已一次性付清？
崔永元：没有。根据企业的业务情况，我们来灵活调整捐款额度，就是说10年是不少于两个亿。我们最后确定的捐款方案可能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年，基金会需要500万，那你企业就捐500万。明年呢，基金会还需要500万，当然，从你企业的规划来看，你想捐3000万，这样对你是有好处的，好，那你就提前告诉我，我们提前将使用捐款的规划做出来，把钱合理花出去。但现在，我心里有点凉，我不想捐了。
新京报：不想捐了？
崔永元：现在很多人吹毛求疵，在折腾我们。那天我跟那个捐助者通电话时，我说我现在心里有点凉，我不想干这个事儿了，我说代言我还是要代，我想将这个钱拿走，拿回自己家去。
新京报：拿回家后又多了个亿万富翁？
崔永元：两亿元差不多交7000万左右的税，剩下的1.3亿左右的钱就是我自己的了。我自己拿着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管。当我拿出来做公益时，倒有人说三道四了。
新京报：回到两亿代言费，你对商家还打了个“补丁”——如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必须保证给消费者退货。为什么要打补丁。
崔永元：我觉得这是媒体过于解读了。这是新广告法规定的，不是我发明的。新广告法规定，你代言的商品出了问题，你要担责。
新京报：你按照新广告法做了什么？
崔永元：我只是按广告法提出合理要求，跟这些个来找我的企业都说，我们能不能主动一点，拿出一部分来，放在公共账号上，你哪怕在那儿理财呢，反正是你的钱。一旦与消费者发生了纠纷，说不清楚时，我们先赔给你。然后或通过第三方，或打官司，把真相搞清楚，然后谁的责任谁承担。
谈被质疑
做公益动力在消减，幸福感在降低
新京报：近日，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广受质疑。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基金会发生类似情况？
崔永元：目前已经面临了。方舟子他们不是公开举报我了吗，质疑我账目有问题，最近北京民政局、红基会等都来查，账本都快翻烂了。
新京报：查到问题了吗？
崔永元：没有问题。但是，作为个人来说，我有点伤心。刚开始，我特别欢迎质疑，因为你是在关注我们的行动，也在认真看我们的账目，但有些质疑胡搅蛮缠。比如说，看到一张图片是孩子在吃肥肉，就会质疑说你们为什么让孩子天天吃肥肉，这个养猪的人是否是我的亲戚。
孩子吃饭的照片几千张，非常多，如果真要质疑，你也得花点工夫，做个统计，一共吃了多少顿饭，这多少顿饭有多少是吃肉的，多少顿吃肉里吃的是肥肉。你不能找到一张是肥肉的照片，就说天天给孩子吃肥肉。
新京报：这种质疑多吗？
崔永元：很多。有一段我非常愤怒，我就想停了这项目。现在为什么不停呢？是我们舍不得这些孩子。要不然孩子们又回到了吃黄豆而没有肉吃的窘境中。
新京报：被质疑后，心情沮丧？
崔永元：我们本来是不图名，不图利，只图公益慈善的效率，但是，一些无理质疑让效率也大打折扣，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去做解释工作。
对我们来说，职业人都追求职业的快乐，目前，我们做公益慈善的动力在慢慢消减，幸福感在降低。
新京报：你的基金会还不到一年……
崔永元：对，不太想做了。我可以改变这个生活方式，我其他的生活方式可以大幅度提高，我可能一年挣一两个亿，我不用捐了，我周游世界好不好，拍个片子，写一本书，题目叫《崔永元周游世界》，然后各电视台邀请我当嘉宾，让我讲讲世界各国啥样的。如果我的书还卖得特好，也是民族脊梁。我每到一个地方，还给当地的残疾儿童，每人50美元，我也是道德楷模。何乐而不为呢。干吗让你在这里围攻我。
新京报：什么情况下不做基金会？
崔永元：如果被无端泼脏水的情况继续恶化，我肯定不做基金会了，统统不做了。
新京报：如果不做，也许有人说，崔永元害怕被质疑。
崔永元：（到那时）肯定还会有比这个更难听的说法，说你黑钱黑够了，又怕查出来，所以赶紧撤了。
新京报：真这样的话，你怎么办？
崔永元：他说什么都无所谓，我们不在意，因为自然有人来查真相。我认为，包括饱受质疑的李亚鹏的基金，我觉得不应该有问题。
新京报：为什么？
崔永元：李亚鹏在演电影，演电视，拍广告中，不管他是好演员，还是一般演员，没人能说什么。但做了基金，问题就来了，有人说他通过基金转黑钱。我们来给李亚鹏算个账，他一年拍电影，做广告，演电视，挣几百万几千万，是游刃有余的，但他不挣，他一定要做公益基金，从里面还黑这几百万几千万，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呢？
再拿我来说，我的公益基金，口述历史、乡村教师培训，每年需要近两千万。你想想，当一个人有两个亿的时候（近日广告代言），他不把这两个亿拿走自己花，而是在别人捐款的两千万里，再想办法去黑几百万，这是不是有毛病啊（笑）！
新京报：对质疑者有什么建议？
崔永元：就是说，你可以监督我，质疑我，这都没有问题，但我希望你理性，我希望你懂行，如果你认为我做的公益慈善，就是你玩弄的对象，或者就是你骂的对象，我告诉你，你错了，你换另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伺候，这个机构不跟你这么玩了。
谈明星慈善
乘专机做慈善，有什么不可呢
新京报：近日，伊能静抱怨，做公益过程中，因选择乘飞机，被网友质疑，为什么不坐火车？
崔永元：这说明慈善发育不全，在发达国家，或者更文明一点的国家，很少有人因为慈善公益活动而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新京报：可以开着游艇做慈善？
崔永元：当然了，做慈善，你可以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游艇，乘专机或者包机也行……只要不违反法律，不违反道德，有什么不可呢。
新京报：那募捐方投入可能很大。
崔永元：他们会自己算投入产出，比如，一共募捐了100万，筹款费需4000万，傻子才干呢。最后整个募捐是7000万，成本可能要花掉600万，或者800万，我认为是值得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没人敢公开这个，为什么呢，不少明星一做慈善，就被认为是道德楷模，被质疑做慈善还坐头等舱，还带保镖。那好，这些人可以选择不做。
新京报：怎么看待明星做公益的发心？
崔永元：如果有明星认为，自己是明星，在做公益，就能成为道德楷模。如果是这个出发点的话，我就告诉你，离被砸不远了。
新京报：有无打着公益旗号，参加商业活动并以此牟利的明星？
崔永元：我听过类似的事，很惊讶。比如说是参加一个慈善晚会，要唱一支歌或表演一个节目，对外说不收钱，私下还是收钱。我挺愤怒的，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呢？
新京报：也有明星做公益被指走过场？
崔永元：有可能，如果他们选择走个过场，不选择酒驾或者吸毒，是不是该鼓励鼓励他们。大家都走这个过场不是挺好的嘛。
新京报：有些明星身陷负面，然后通过公益的形式复出。
崔永元：就是说我们全社会都没有将公益慈善当成一个日常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还是当作出神仙，出圣人，还是当成这么一个祭台来看待的，所以很多明星，比如一些负面新闻，我吸毒了，从明天起我帮助乡村教师了，证明我洗心革面了，我就成个新人了，这是落后的慈善理念。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公益慈善不发达，理念也不发达，实际操作也不发达。
新京报：在发达国家，明星做公益的情况如何？
崔永元：国外一些发达国家非常普遍，你不可能发现明星不做公益，你不做公益就成不了明星。像姚明，刚去美国的时候，英语什么的没那么好，他也得去幼儿园或社区，给孩子们用英语念童话，哪怕陪孩子玩一会儿呢。他必须做。
谈公益观
公益不是做好人好事，一定是生活方式
新京报：如何理解公益慈善。
崔永元：我认为，公益慈善不是高尚行为，是一个人所选择的非常平常的生活方式，当他选择公益慈善后，用不着你将他树立成道德楷模，他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有人选择了抽烟，有人选择做公益。公益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只是捐钱，你叫好也行，帮人指路也行，微信上点个赞也行。
新京报：点个赞也行，公益就没有门槛吗？
崔永元：你捐一块，是好样的，你不捐，也没问题。你就在网上给转发，说陈光标捐了一块钱，好样的。那么，你也是好样的。但凡谁做慈善，你就怀疑不干净，如果是这样，中国的慈善不可能健康发展。
新京报：在你看来，目前我国公益领域发展健康吗？
崔永元：相当差。目前做公益仍停留在“共和国脊梁”上，做公益的和被照顾的（人）全都不安。我们看到的公益项目，很多是仪式，捐款仪式、小学落成仪式，等等。就是大家觉得这是石破天惊的事儿，才去办这些仪式。等什么时候，仪式都取消了就好了，因为想做慈善的人不想要这些仪式。而接受帮助的这些人，也觉得不应该有这些仪式。
新京报：仪式多说明什么问题，目前我国公益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崔永元：和中国足球现在的状态差不多。我觉得是逆水行舟的状态，为什么是逆水行舟呢？当他平稳的时候，反没有问题，一个破船，两个破桨，一个破蓑衣，就在水里漂。你现在要加速，甚至想要向高处走，你肯定受到的阻力就大。
新京报：面对阻力，你有什么建言？
崔永元：不能将公益当成好人好事。一定要扭转这个观念，否则肯定会出问题。这个人会因为干好事成为一个道德楷模，很快发现这个道德楷模穿帮，是个伪君子，这样的事情会一个接一个出现。所以说，公益慈善，本来就不是好人好事。他一定是生活方式。
谈制度法规
公益也有负能量
新京报：做公益慈善，所传递的是否都是正能量？
崔永元：也不都是正能量，有时候也负得厉害。
新京报：怎么讲？
崔永元：比如抗震救灾，公募基金会往往能募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但国家有规定，每年必须花掉所募集的70%。
新京报：这个制度有问题？
崔永元：我们假定公募基金会募到100亿的话，就要花70亿。但像这种大的执行机构里，可能也就20-30个专职人员，他怎么可能执行掉这70个亿呢？没办法，为了不违规，他就将钱给这个省，那个市，这个县。然后地方拿到钱后就可能建广场、豪华办公楼，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腐败就慢慢出来了。
新京报：你的基金会也每年突击花钱？
崔永元：我的基金会去年注册成功后，募捐当日，如果所有企业、爱心人士的募捐我们都接受的话，应该有3个亿入账。但我们没办法拿，因为我们花不了。如果都拿了，制度就会逼着我出事儿。
新京报：怎么避免基金会不出事儿？
崔永元：为了不出事，我只能做预算式募捐。也就是我们把今年要花的钱先算出来，比如，今年计划要花1900万，最多募捐2500万，再多肯定花不了70%。或者乱花了。
新京报：但不少公募基金会是捐多少要多少。
崔永元：对，所以老出事儿。对于募款来说，不是每年都能募到3个亿。赶上这一年，企业经营好，今年可能支持多一些，明年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如果明年募集不到钱，基金会项目就无法展开。
新京报：公益项目可能无法持续？
崔永元：对啊，我特别头疼。这样会逼得有基金会去造假，让一个人做好事，还逼着他去造假。这是不对的。
新京报：国外基金会募捐情况如何？
崔永元：在美国，基金会的筹款费用一般不计入行政管理费，且无法律限定。国外基金会公开透明，后发制人。首先信任每一个基金会（人）都是好人，一旦出了问题，你就倒霉了。换句话说，你出了问题，就可能坐牢。
谈生活工作
拒绝女儿做个人基金会项目志愿者
新京报：就你而言，什么时间开始做公益？
崔永元：没有明确时间点。我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大院的孩子一块玩，中午，赖在谁家吃饭都挺正常。那时候穷，但大家就习惯了这种分享的生活方式。慢慢地，我的生活也成为这种状态。
新京报：在你的公益生活中，较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崔永元：上世纪80年代，我做广播电台记者，当时拆开一封读者来信，是一个中学生写的，说马上要参加高考，但家里没钱要辍学了。他写信就是要向我们告别一下，以后听不到广播了。
新京报：然后呢？
崔永元：我用办公室电话打到他们学校。校长告诉我有这人有这事儿。我就给学校寄钱，要求这个学生不能退学。后来他就考上大学了。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到2001年，我出了本书，到黑龙江去签售，他和他父亲就出现在现场。他跪在那儿时，我愣住了，以为是告状的呢。
新京报：后来做基金会了，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崔永元：没有变化。以前呢，有多大能耐做多大事儿。100块钱做100块钱的事儿，1万块钱做1万块的事儿。现在有了基金会，既然有了钱，就要做得专业精细点。
我更倾向于偏门的项目，像口述历史，这属于文化类的，这样的基金，我们国内特别少，国外特别多，我跑了很多国家，像博物馆、私立大学，都是基金支持的。但在国内，我们大家不认为这个与慈善有关系。他们认为慈善就是有人要死了，有人吃不饱，有人要动手术了。
新京报：家人呢，是否也做公益？
崔永元：我女儿非常想参加我的基金会的个别项目，想当志愿者，想攒她的公益时间，我不让她参与我这事儿。
新京报：为什么？
崔永元：因为这个环境不好。如果她参与，可能更会有人说三道四。我就让她到社会上找去。后来女儿处处碰壁，再后来，我了解到，女儿在一个咖啡馆做义工。她非常理解我。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最近在忙什么？
崔永元：我目前的身份是大学教师，最近在忙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展馆布置的事儿，展馆自习室古色古香的桌椅、台灯等所经历的时间多达上百年，多是从文物市场淘来的。我在想，我是写上“严禁”，“罚款”，“杀掉”，“活埋”这样的标语防止学生破坏呢，还是将这一间间自习室交给孩子们，自行管理呢？
你看这个自习室，有个悬挂着的葫芦里放着糖，为什么放糖呢，我们考虑到一些学生有低血糖，如果突然血糖低，就去吃一块。
这里有一个问题，当糖被认为是小吃，可能被吃干净，当发现这是为低血糖学生准备的，是救命糖时，学生就不可能当小吃吃了。和做公益一样，这个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你每天都需要向里面放糖。
声音
●做慈善，你可以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游艇，乘专机或者包机也行……只要不违反法律，不违反道德，有什么不可呢。
●你可以监督我，质疑我，这都没问题，但我希望你理性，我希望你懂行，如果你认为我做的公益慈善，就是你玩弄的对象，或者就是你骂的对象，我告诉你，你错了，你换另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伺候。
●有人选择了抽烟，有人选择做公益。公益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只是捐钱，你叫好也行，帮人指路也行，微信上点个赞也行。
●我们本来是不图名，不图利，只图公益慈善的效率，但是，一些无理质疑让效率也大打折扣，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去做解释工作。
采写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摄影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之特写
“在小学一年级时你就被告知，今后只能去做盲人按摩。”有视障人士半开玩笑地调侃这样的专业安排，但这就是现实。
参加考试的视障生说，其实他们也有很多梦想，也想做律师、心理咨询师、音频制作、老师……但却难以实现。
4月5日是国家法定的清明节假期，像中国所有大城市一样，青岛的马路上同样挤满出游车辆。青岛市盲校高三年级班主任高娟并没闲工夫享受这春暖花开的好时光。这天上午，她在班里忙着给同学们发高考准考证和火车票，再过一天，她就要带着和她朝夕相处了三年的同学们进京赶考了。
之记录
3月8日马航MH370航班失联，其后的一个月里，飞机去向成谜，乘客家属也在希望与失望间挣扎徘徊。
而在痛苦悲伤之际，他们的身边多了一些“陌生人”的陪伴相守，帮他们走出阴霾。这些“陌生人”，有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志工，有林紫心理机构的义工，也有海内外的普通民众。
通过“知行合一”的培训，课程内容涉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骨髓捐赠、环境保护、小区志业、海外赈灾八大志业的内容，从个案到群体关怀；另一方面通过下乡家访的方式进行磨炼，通过不断积累经验，学习到心灵抚慰的技巧。整个学习过程持续终身。此次参与马航救助的志工，至少有一两年以上的志工经验。
之助梦空间
严格说起来，隋英是个“不务正业”的律师，她两年没接案子了。现在她急需筹措一笔钱，建立一个能为事故伤者紧急垫付医疗费用的基金——“马路天使交通事故伤者救助基金”。垫付的资金等伤者赔偿款到位后再还款给基金，以此形成循环救助。而基金的立项费用至少100万元。
之公民行动
环境的持续恶化，让公众反思，通过什么样的行动来保护和改善环境。
近日，新京报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或个人，他们用果皮、菜叶等废弃垃圾制作“酵素”，自称“酵友”，坚信这些垃圾能够改善环境。
酵素的“改善环境说”是否成立，目前，我国尚无定论。但在民间，已逐步发酵。
之许愿计划
鲍小雪和鲍小语是一对小姐妹，小雪9岁，小语6岁。鲍小雪声音清亮，说起话来像小麻雀叽叽喳喳，两眼笑起来弯成月。小语比姐姐稍显文静。
小姐妹来自湖北十堰，在“重塑未来”公益活动的资助下，和妈妈在北京丰台广济医院接受治疗，小雪是先天性O型腿，小语和妈妈一样，先天X型腿。姐妹俩已完成手术，腿部固定了钢圈定型。妈妈还在等待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