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华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25年生,山西五台人,1946年在太原进山中学读高中时参与地下工作。1952年,于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最近,林毅夫团队的《吉林报告》引发争议,卫兴华为学术界久违的“争鸣”而欣慰。“观点的交锋能够碰撞出真理的火花,现在学术界高水平的不同意见争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实际上,“争论”几乎伴随了卫兴华整个学术生涯。学生时代给《人民日报》写信指出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文章的错误,甫毕业时挑战于光远等学术权威指出著作中的错误,最早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法提出质疑···这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将“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不唯众”作为学术准则。

  白手起家研读政治经济学

  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卫兴华一次次为坚持、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声。

  “展开理论交锋,与我所经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历史以及由此形成的志向和抱负特别是信仰相关。”卫兴华曾在自述文章中写道,马克思把自己的经济学称作“劳动经济学”,与“资本经济学”相对立。“前者是为劳动人民解放和谋取利益的经济学,后者是为资本主义服务和谋划利益的经济学。”

  卫兴华选择和信仰前者。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华北大学基础上组建成立。就读于华北大学的卫兴华前往人民大学学习经济学。当年8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成立,卫兴华被选拔到政治经济教研室成为研究生。按照组织分配,卫兴华从此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但在此前,卫兴华连“政治经济学”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但既然组织安排了,我就当成任务,要学好。”苏联专家一开始就要求阅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资本论》这样的原著,没有任何基础,卫兴华学得很吃力。

  卫兴华想到了“笨鸟先飞”,用勤奋弥补知识结构的缺陷。“别人用一遍能看过来的,我用十遍,人家用十遍能看懂的,我用一百遍。”凭借着“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的信念,卫兴华在两年研究生期间从未有过一次午睡,吃完午饭就赶紧继续看书。

  卫兴华喜欢独立思考,总是发现一些与流行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意见。

  1956年,卫兴华在《经济研究》第一期上发表《关于资本主义地租理论中的一些问题》,指出包括于光远、薛暮桥等经济学界老前辈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问题,对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加总计算中的纰误提出纠正意见。

  在六十五年的学术生涯中,卫兴华出版论著40余本、发表论文、文章1000多篇。他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论文奖、第二届论文奖;2013年5月,获得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相对应的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2015年,获吴玉章人文社科终身成就奖。

  拒绝“泰斗”,自认“知识结构不完整”

  在学界和媒体中,他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泰斗”、“经济学理论研究大师”,但卫兴华对这些称呼不以为意。

  “我最怕听到‘泰斗’这样的叫法,这些是外面朋友给我戴的高帽子。我知道是对我的鼓励,但是这帽子太大了。”这位学界“泰斗”眼光清醒而广阔,多次直言国内并没有世界级的经济学泰斗和大师。“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说你是泰斗、大师,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内学者在国际上很有名、我们没有像萨缪尔森这样学者的著作被翻译到世界各国,希望青年学生和教师中能够出现真正的世界级的经济学泰斗、经济学大师。”

  这位拒绝“泰斗”帽子的经济学人,一直自认为“知识结构不完整”。

  1937年,卫兴华前往东冶镇高级小学就读,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学业被迫中断,只得回家务农。

  “因为日军入侵,学业被迫中断六年,我没有接受过真正完整的教育。后来进入到华北大学,但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和理论。”卫兴华一直为耽误的好时光而遗憾。

  这些年,卫兴华一直对外界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希望弥补知识的欠缺。“我现在每天看报纸,看到出来很多词汇,大数据、3D打印、比特币,但是大数据怎么运用、3D打印怎么打印出房子、比特币怎么投资,我很想知道。”卫兴华遗憾自己因年龄原因,无法探究层出不穷的新科技、新知识。

  因房价飙升感到忧虑

  按照惯例,外出讲学、作报告,主办方会给予一定的报酬。最初,上世纪80年代,卫兴华坚持不要报酬,但周围人都接受,卫兴华也只能接受。“可有些学者胃口很大,没有五千块别开口,甚至有学者要价上万,这话我听着很刺耳。”卫兴华厌恶学术被过分的商业炒作,得知有活动主办方向经济学院行政人员询问卫兴华的“出场费”时,卫兴华告诉行政人员:“千万别跟人家讲钱,跟他们说‘卫老师从来不讲这个,给不给都可以’。”

  “人总要朴素一点,学风也要朴素一点。”卫兴华仍然有着朴素的信念,采访中不时提到“国家”、“人民”这些词汇。“我们这一代,更不用说老一代,首先考虑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幸福。”卫兴华说,“现在有些经济学家替富豪、外国资本说话,为人民币服务,而不是替老百姓说话。”卫兴华说,经济学家应该成为人民的经济学家,在行动上更多考虑弱势群体、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近年来,北京房价飙升,卫兴华难免忧虑。“我们的房价太高,比美国都要贵。我很有意见,没有调控好。”卫兴华从报刊资料上了解到,有人住着上亿元的房子,有的贪官有几套、甚至几十套房子,心里难免不平。

  在报纸上,卫兴华看到有明星收入过亿,忍不住抱不平:“科学家辛苦一生才获得上百万元奖金,也有很多人现在吃不起饭。”

  “两极分化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当时我们投身革命时没有想到这样,当初是要解放大众,改革开放是要让劳动人民也富裕起来。”卫兴华忧虑,贫富差距过大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呼吁要正视这一问题,“让富人可以更富,但也要让穷人富起来”。

  ■ 对话

  “交锋才能碰撞出真理的火花”

  新京报:你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该具备什么?

  卫兴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要敢于批评和争论。你看历史上鲁迅先生、马恩敢于争论,批评多少人。只有通过论战才能使得错误的东西免于以讹传讹,交锋才能碰撞出真理的火花。马克思主义揭示和追求的是真理,我就要用追求真理的精神去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京报:可以给当代的学子提出一些建议吗?

  卫兴华:我常跟学生讲,做学问,理论研究,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不唯众,要敢于独立思考、善于独立思考、勇于独立思考。

  采写/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