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2018年GDP增长目标6.5%符合预期；创新将成驱动力
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五年来，消费贡献率由54.9%提高到58.8%，服务业比重从45.3%上升到51.6%，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我国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
“锐意创新、埋头苦干,守望相助、团结奋斗,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发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如何顺利实现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中应该关注哪些问题？在“两会”期间，新京报推出《经济策》专题。通过深入采访两会代表委员，对新经济、高质量发展、个人信息保护、国企改革、营商环境、产业振兴、下调关税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希望从代表委员们的回答中，寻找到解答问题的对策。
3月6日上午，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就“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回答记者问时介绍，2018年GDP增长目标为6.5%左右符合预期。
6.5%被解读为，体现了不过分追求速度、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导向。
从2010年开始，我国GDP增幅逐步放缓。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开始变速换挡。站在经济发展成就与变革交错的新起点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何把握机会，进入更健康、更高质量的发展轨道？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目标，未来中国将如何实现？
从“有没有”到“优不优”
过去的5年多，我国经济年均增长7.1％，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如何让经济发展符合这一代人的高质量生活需求，是这一个五年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有没有，到优不优。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转变”——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还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新常态。
十九大中，“质量第一”“质量强国”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16处提到质量。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已明确，具体怎么干？
对此，中央经济会议布局8项重点任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从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可以看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脉络更为清晰具体，2018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更加注重“效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经济发展更重视人民生活改善；单位GDP能耗下降3%以上，绿色发展成为“风向标”……
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于创新驱动
如何提升创新能力，引领中国智造，为传统产业创新升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2017年12月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了18项世界顶尖互联网科技成果，其中中国团队研发的占六成以上，去年，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此外，高铁的便利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让每个中国人都深切体会到，交通技术进步给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巨大变化，并被誉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首。
目前，在人工智能、智联网、金融科技等方面，中国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北京中关村成为继美国硅谷之后，全球第二大吸引全球风险投资的区域，人工智能产业与硅谷齐头并进。
在通信行业，华为从最初一家做交换机的小企业成长为今天的通信业巨头，正是依靠持续的创新。今天，华为已经成为通信设备领域的霸主，并在智能手机领域成为苹果和三星的强力竞争对手。截至2014年底，华为成功提案665件网络通信核心标准，占全球1/4，居业界第一。
在面板行业，京东方从过去严重亏损的老牌国企，到今日面板行业的巨无霸，京东方选择自主研发的道路，现在已经进入苹果、LG的供应链，已经向包括华为、OPPO、vivo、小米、中兴、努比亚等十余家客户提供了量产屏幕。
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成为中国智造的“核心力量”。 新京报记者 任娇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代表委员建言
王一鸣：
消费需求升级倒逼高质量发展
中等收入群体日益增长的消费是一个巨大市场驱动力，逼着企业去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服务质量，去满足市场的需求。
新京报：中国现在大约有4亿多中等收入人口，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未来消费市场是否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拉动力？
王一鸣：中国已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最重要的消费群体，这个群体消费增长最快，消费结构也在迅速升级，就是对高端化消费、个性化消费和服务化消费的追求。
这就会形成巨大的市场驱动力，倒逼企业去适应这个群体对高质量、高品质消费的要求。如果企业跟不上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消费者就可能“用脚投票”，企业就可能因失去市场而被淘汰。
因此，这个群体日益增长的消费就是一个巨大市场驱动力，逼着企业去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服务质量，去满足市场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新京报：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提到，新兴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8%，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1.6%。你怎么看到这个变化？
王一鸣：新兴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反映了产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革。
近年来服务业的快速增长，相当程度上是与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迅速崛起分不开的。
比如，2017年网上零售额、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和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32.2%、28%和48.1%，对于服务业的带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还有，旅游业的发展也非常快，旅游业包括境外旅游规模迅速扩大。当然，金融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发展也很快，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迅速提高，也带动了服务业比重的提高。
新京报：从宏观调控层面看，如何适应这种变化？
王一鸣：随着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宏观调控的政策着力点也应从重投资逐步转向重消费。这与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是相呼应的，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相一致的。消费者主体地位的增强，也有利于推动转变政府职能，促使政府更加注重改善市场和消费环境，约束好“有形之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投资导向转向消费导向，就要更加注重采取间接性、引导性的调控手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宏观政策体系；就要更加注重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与市场主体的沟通交流；就要更加注重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支撑系统，提高宏观数据信息准确性和时效性；就要更加注重完善消费统计指标和统计体系。这对经济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宏观调控要主动适应这种变化。
新京报：推动高质量发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哪些要求？
王一鸣：要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要完成三个转型：
一是要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改革开放30多年，主要是填补产品产量、资本存量等“数量缺口”，现在这个缺口基本填满，很多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是填补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等“质量缺口”。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增强发展的质量优势。“中国速度”已享誉世界，如何创造享誉世界的“中国质量”更为重要。
二是要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传统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基本结束，陆续进入到峰值期。未来的产业发展主要不是规模扩张，而是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要完成这个转型，就要推动要素在行业内企业间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再配置，这种再配置对体制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是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素的数量红利，无论劳动力、资源还是土地，都正在减弱。要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这与高速增长时期遇到的“电力瓶颈”“能源瓶颈”“交通瓶颈”是不同的。这就要求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任娇
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袁亚非
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袁亚非：高质量人才是新的“人口红利”
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需要更多的智力资本，那么中国的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红利其实是很大的优势。
新京报：站在宏观国民经济角度应当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
袁亚非：高质量发展，从宏观经济来讲，就是从快到好，从大到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主要是靠资源驱动、投资驱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提高全生产要素的效率。历史证明，任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到这个阶段都会进行经济结构的优化，产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现在人均GDP已经将近九千美元，已经站在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后关口。所以这个时候提出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必然，也是必须要走过的关口。
新京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企业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袁亚非：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企业来说，很重要的就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企业的转型升级。这需要企业坚持实业、坚持创新。
做企业，困难当然是有的，但企业都是可以克服的，当然也希望国家在各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建立支持实业发展、支持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创造更加稳定、持续、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中国企业要主动适应这种宏观经济形势的调整，目前创新已经变成了主旋律，中国企业从过去的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要往创新及消费的转型升级上去走，这方面对很多中国企业都是一个考验。
新京报：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还要过哪些关？
袁亚非：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围绕“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而制定的，“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要实现这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其实就是最重要的要攻克的关口——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防范风险包括金融的风险、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等。防范金融风险要注意好把握力度和节奏，比如M2从原来两位数增长到个位数增长，对实体经济也会有一定的伤害。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来说，他们处于融资链的末端，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他们。所以防范金融风险，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另一方面要考虑实体企业融资的需求。化解经济泡沫以及经济金融风险的同时，希望掌握节奏，不要因为化解风险而带来新的风险。
过去M2的增速一般保持两位数增长，去年大概是8%。8%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乎没有新增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就是边调整、边转型，这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带来高质量的发展机遇，未来服务业的价值链占比可能会进一步提升，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袁亚非：未来服务业的价值链占比可能会进一步提升，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服务业在GDP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从全球来看也很正常。
服务业是以人为本的，围绕人进行服务，人力资本在其中起很大作用。特别是附加值高的一些高端服务业，对人才的需求非常巨大。我认为中国是有着比较大的优势的，中国过去的制造业发展靠的是总人口的红利，如果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需要更多的智力资本，那么中国的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红利其实是很大的优势。
我们的消费升级也要提升。中国的教育水平也很高了，已经培养出一批高学历的“高质量”人才，他们的红利，实际也是新的人口红利。 新京报记者 任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