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后骏 摄
龙应台与母亲。
与儿子飞力普、安德烈在酒馆聚会，玻璃倒映出龙应台在拍摄儿子。
受访者供图
如今的龙应台回到屏东，每天陪伴母亲，过着浇花种菜的田园生活。 新京报记者 刘玮 摄
应答
面对浩瀚的历史和短暂的人生，一路前行的轨迹就是不断失去。让我们来和龙应台谈谈生死，也谈谈世代，聊聊从当女儿到做母亲、当作家到做官员的身份转变，从而窥见龙应台《天长地久》创作背后的答案。
生与死
死亡是个人的事情，至少现在我不恐惧它
新京报：《天长地久》中你涉及了一个中国人会比较忌讳的话题“死亡”。看你的描述感觉不到你对死亡的恐惧，甚至你还提前替儿子想好万一你发生意外，要怎么处理你的银行账务。对死亡的不忌讳来源于不恐惧吗？
龙应台：恐惧啊？比较恐惧的会是，不得好死，而不是死亡。
新京报：所以也会有人主张要“有尊严地死”，但是看书里你写苏黎世安乐死那一段，觉得你也并没有确定这件事。你对死亡和安乐死之间的关联是怎么看的？
龙应台：这本文学书不是一个讨论安乐死的场域。安乐死，牵涉我个人，我或许会赞成，但是把它当一个政策要来讨论，就是另一件事了。一旦做成政策，要非常细腻、周全，具备所有的配套措施，譬如你如何判断给不给人这个（安乐死）权利，实际的执行要怎么做？所有其他的法律也必须包含在内，这个政策才不会被滥用、错用。就我对于台湾的了解，我觉得所谓非常细腻周全的配套措施这个前提现在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不会贸然地说，做。
新京报：你觉得，死亡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吗？
龙应台：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死亡更个人吗？
新京报：比如家人会觉得，即便你是躺在医院，但只要“你在那儿”对于我来说就是精神支柱。
龙应台：这个家人太残忍了吧？家人有什么权利？一个人到最后一无所有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是你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当女儿与做母亲
如果没有反思 爱会变成勒索
新京报：你也想问母亲，和父亲之间五十年的爱情需要用什么暗号来让对方知道“无尽的爱”。在你看来，母亲和父亲之间的爱是一种怎样的交流方式？
龙应台：他们那一代人的爱，我说不清楚。但他们绝对没有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中文的 “亲爱”这个词很有意思。他们很 “亲”，也许，就人与人的一生相处而言，“亲”比“爱”更重要呢。
新京报：大家好像很难跟亲人说得出“我爱你”这三个字。
龙应台：我可不错过。我经常坐飞机，每一次飞机起飞前要关手机的时候，我一定发一个简讯给我的儿子，“机舱要关门了，我爱你。”这是我一定做的，做到我死。
新京报：你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跟母亲有什么差别吗？
龙应台：差别太大了。美君那一代人从战争年代存活下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小时候会嫌我妈怎么那么的不整齐，家里乱七八糟的，我对她挺批评的。长大了之后会明白，我们连交学费的钱，她都没有。她必须要想各种方法存活，哪里还有余力去做这些呢？了解到美君那一代人当时的状况，会有很深的同情跟体恤，这种同情跟体恤，不存在于安德烈跟飞力普对我的态度，他们对我的是“爱”，不是“同情体恤”，因为状况太不一样了。
新京报：你反而挺能同情体恤儿子一些，还专门写了“母兽十诫”——对儿子的女朋友或者媳妇绝对不要做的事。
龙应台：爱和放手，真是太难了。儿子的女朋友真的抢走了你的所爱，但是你还要假作宽阔呢。我出公差到欧洲去，想跟儿子独处，我儿子说一定要带女朋友。有时候觉得，爱儿子的女朋友，好像比爱敌人还要难呢。但这是非做不可的功课。我有进步啦。
新京报：如果儿子好大了，没有女朋友你会着急吗？
龙应台：那又要着急了。很矛盾吧？两个儿子常用这个弱点嘲笑我。
新京报：以前听别人讲段子，爸爸特别爱女儿，女儿要是交了男朋友，爸爸就要去买猎枪了。妈妈对儿子的爱也是类似的感受吗？
龙应台：有点像吧，这就是要克服的东西。以前在古典的中国小说里读到，寡母带的儿子有多可怕，寡母跳脱不掉自己的爱的掌控。最糟糕的是儿子也跳脱不了，一辈子就被困在其中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不就写这个吗？
新京报：所以爱很容易变成一种绑架和勒索？
龙应台：很容易。如果没有反思的能力，你的爱很容易就变成了勒索。我是很相信，“儿女的独立宣言”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如果你有女儿，教育方式上会跟儿子不一样吗？
龙应台：没想过。但有女儿多好，搞不好她还会登报帮妈妈找个男友之类的（笑）。不像儿子早有结论说，妈你不可能啦，你的个性太独立了。
写作与从政
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提出问题
新京报：现在会有一种质疑，认为知识分子只会提意见，拿不出解决方案，觉得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发声是很无用的。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龙应台：不同意。提出看法跟提出批评就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功用，而如何去执行和去解决问题，是另外一批人该做的事。我们可能要先明确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比如我写批评文章的时候是知识分子，我去做官（注：2012年5月起龙应台任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首任部长），就不是知识分子了对不对？那我们就界定，没有实质公权力而只限于提出看法的人叫做知识分子。如果定义是这样，表示知识分子的职责本来就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官员身份的事情。说知识分子只会说不会做，就如同批评怎么卖面的摊子不卖黑森林蛋糕。
知识分子放下笔，那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了。我们也不该再用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去要求他或宠爱他。这时，就要以做事的标准来看他。卖黑森林蛋糕的，就不是卖面的。
新京报：你以前说过一个好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是一个好官？
龙应台：往往不是。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
新京报：你是怎么能够在这两个身份之间做到相对平衡的转换？
龙应台：通常擅长于做思考、提出意见的人，不擅长真正动手去做事，而真正擅长做事的人，不一定擅长思考，两种能力是完全不同领域的。我算是非常重视实践细节的人了，而且也很了解做事的时候特别需要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细磨沟通，也非常重视实践管理及效率稽查等等。作为文人我几乎算得上“孤僻”，习惯静思独处，但是做事时，我花很多的工夫在细节的沟通上。
但是我做得不够好，譬如说，做官的必须身段柔软，跟你即使痛恨或瞧不起的人，为了政务通畅，还是得耐心周旋。这一方面我就做得很吃重，很艰难。
新京报：很多人都觉得知识精英进入了政治圈，会担心他们丧失掉自身独立性？
龙应台：不是说会丧失独立性，这个前提是错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时，你只为自己的思想负责，你是一个作者。我写《野火集》就代表龙应台。但是当龙应台去做官，她的任何一句话都不代表她个人，她代表着整个机构、整个制度、社会，她凭什么还强调她的“独立性”呢？她是一个被公民选上的政策论述的一个执行环节——这跟一个人为自己负责，是多么天差地别的大承担啊。
我们社会批评拿的尺度是错的，说你要言行一致，当你做知识分子指点江山的时候，跟你后来做官有了公权力的时候，你要做一样的事，讲一样的话。怎么可以一样呢？后者一定要委屈，一定要有整体观，因为你顾全更多了。你不是个人舞台。
但是当团队的立场和你的核心价值抵触的时候，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大声嚷嚷来表演自己的“独立性”，而是辞职，脱离团队，离开权力的位置，然后再谈所谓“独立性”。知识分子的负责对象是自己一人的信念，不偏不倚，所以“独立性”重要。执掌公权力的官员，是对整个政治机构和社会负责，他必须把他的个人放下；如果要凸显个人，你先离开那个位子，这才是负责。
新京报：对于你来说，写作和从政到底哪一个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影响？
龙应台：不一样。写作是一种影响，公权力在手让你可以实践，是另外一种影响。两种的影响都很大，但关键不在于哪一个影响力更大，而在于你这个人做什么最适合。比如虽然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你要到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去受很不堪的人折磨，为了得到做事的预算，要忍气吞声，你做不做得了？
我对这两个位置都很尊敬。很多知识分子是没有办法去受屈辱的，但是政治本身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东西，不是一个只为自己负责的人所能够承担的。如果我们认为任何知识分子都可以做官，那是把做官这件事看得太简单了。
新京报：所以我能这么理解，比较起来身为作家的龙应台更开心快乐？
龙应台：那当然，快乐指数高太多了。像我这样的人去做官，百分之百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社会服务。除了服务之外，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了。
新京报：但是在外界大家看来，当时你处在出台一个政策就会影响到很多人的位置，现在你回到屏东，过一些浇浇花种种菜的乡下生活，需要适应吗？
龙应台：适应？我倒觉得写这本书的重要性，不亚于我在做官的时候做的事情。你用一个博物馆法、电影法政策来改变社会，跟你用一本书来帮助这个社会的人认知生死，你说哪一件事情比较重要？
新京报：现在生活在屏东陪母亲，你都是特别快乐的乡村生活。作为一个看过全世界、去过无数地方的人，如今回到乡村，依然会有归属感吗？
龙应台：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念大城市。从2017年8月1号开始在这，快一年，这一年应该说是我这六年来快乐指数最高的时候。但我不能很轻率的一概而论说，乡村比城市好。我在乡村生活快乐，有多少比例是因为我知道我随时可以回到大城市去呢？我是台北人，拥有一个繁华都会作为个人的“后花园”，然后到乡下来过过日子，你说这个乡村太美好，这是绝对的事吗？如果乡村生活就是你唯一的世界，繁华都会完全遥不可及，那么结论会不会不一样？
所以我能说的是，是的，我这个五十年来全世界走遍的人，现在回到乡村生活，发现乡村是一个巨大的、丰美的博物馆，同时也发现，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都市，都市的视角是狭窄、偏颇而自以为是的。
新京报：现在回台北的频率如何？
龙应台：不太高。回台北就是开会，或者见远道来的朋友。现在美君在乡下，就以她为核心，能够陪伴多久就多久。天长地久，也不过片刻。
【说文解字】
1 创作
新京报：看到《野火集》会觉得你的文风特别犀利，带有批判性，但后来你写了一系列亲情的书又很温馨。当时是因为回归了家庭生活给你带来了一些写作上的变化吗？
龙应台：温柔的《孩子你慢慢来》跟凶悍的《野火集》其实是同一个时期的作品。每个人都有左脑跟右脑，情感跟理智同时存在，应该是这个状态。
2 文字无用？
新京报：你曾说过，自己一直在思考，有时候觉得文字是没有用的，因此把给美君的信当成了“一个人的功课”。到如今这本书出版，“文字有没有用”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龙应台：对文字和思想的这个怀疑，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科技跟网络的发展，使得以前文字影响社会进程的直线关系乱掉了。以前一篇文章会让读者看到，中间有一层又一层的品管“守门人”，从记者到各层编辑到媒体的规则。网络科技撤走了所有关卡的守门人。一夜之间暴起的网红和一个皓首穷经三十年的专家，拉平了。知识和知识的影响力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字的位置，确实需要重新思索。
3 年轻人看世代
新京报：《天长地久》中有一段你和飞力普关于牛仔裤太便宜的对话，飞力普不赞成你买很便宜的牛仔裤，认为太便宜一定会有工人遭到严重的剥削。很多大陆网友不是很理解，他们会觉得把工厂关掉了，工人不上班，不是会更可怜？他们认为这种观点仅仅是一种“政治正确”？
龙应台：要先想清楚什么叫“政治正确”。之所以会有“政治正确”出现，是因为它的相反面非常庞大，为了要去改造，或者是修正这个相当庞大而压迫的东西，才会出现一种抵抗的力道，抵抗的力道强大了，就可能被反讽的人贴标签叫做“政治正确”。
譬如，之所以会出现对女性不能歧视的“政治正确”，是因为歧视女性这件事情已经进行了几千几百年，庞大到不行，才会有抵抗的力量出现。所以“政治正确”这四个字存在，一定代表它的相反面存在着一头怪兽。只有当反抗怪兽的力量自己变成了有压迫性的怪兽，本身变成一个不分青红皂白、打人的棒子时，原来的抵抗力量才变成需要被批判的“政治正确”。
牛仔裤的例子也是这样，如果称它为“政治正确”的话，要想到它的相反面存在一个非常庞大的剥削性。年轻人不能够不看到那个相反面存在已久的怪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