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前，34岁的褚新惠结束了深圳打工的生活，回到江西泰和县的老家，在孩子读书的学校旁租了一间房子，加入了乡村陪读妈妈的行列中。
这个中心小学所在的村子里，聚集着很多像她这样的陪读妈妈或陪读奶奶。她们和孩子们挤在一个房间里，照顾孩子的一日三餐，抽空打零工补贴家用。然而，回到家乡，陪伴在孩子们身边，焦虑仍如影随形。
陪读妈妈张雪兰在照顾孩子们吃饭。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陪读妈妈让村里作坊不缺工人
11月6日，江西吉安市泰和县石山村。村里的夜比城市来得更早，天刚黑，路上就没什么行人了。
路边上的小学里，教学楼灯火通明，透过大门的栅栏，隐隐约约能看到走动的人影。几个家长站在校门口，等待下晚自习的孩子。
刚下了晚自习回家的孩子们。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这天是学校开门的日子，住校的学生可以回家一晚上，洗澡、换衣服。一周中的其他四天，孩子们是不能回家的。
学校斜对面，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摆着三个工作台，几大捆白色的耳机线搭在旁边的架子上，电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垂的很低。屋子里很安静，只有一台很小的电扇发出细微的声音。这是一个做耳机线的小作坊。
做耳机线的小作坊。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褚新惠坐在靠近门口的工作台前，埋头工作，很久都没有抬头。
她的孩子，就在对面的学校上学。今年9月，原本带孩子上学的奶奶生病了，褚新惠结束了深圳打工的生活，回到江西吉安市泰和县的老家，成了一位乡村里的陪读妈妈，租住在这个中心小学和中学所在的村里。
房间里的另外两个女工，都是和褚新惠一样的陪读妈妈，一位陪读了1年，另一位已经陪读了7年。她们三个人都来自七八里外的下东村，在这里租房，陪孩子读书。除了每天照顾孩子的一日三餐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间小小的作坊里，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
村子里，像这样的小作坊还有许多，做喇叭的、做毛绒玩具的、做手表的、做耳机的、做工艺品的……大的有十几个人，小的只有两三个人。
石山村是乡里的中心小学和中学的所在地，周边村落的孩子们，都在这里上学，有人看中了其中的商机，在村里办起了来料加工的小作坊，专门招收来陪读的女性。老板不管她们每天上多长时间的班，甚至也不管她们上不上班，随来随走，计件付酬，干多少活儿，给多少钱。
作坊工作很适合要照顾孩子的陪读妈妈们，很多人长期在各个小作坊工作，一直到孩子初中毕业。慢慢地，石山村小作坊成了村子里标志性的产业，也让这个原本普通的村子，变得比其他村更“繁华”一点儿。
加工一根耳机线 报酬一分钱
褚新惠戴着口罩，低着头，仔细分开耳机线的每一个线头，放到电烙铁的焊头上，1根线要精心地焊接4次。每加工1根，她们挣1分钱。
每加工1根耳机线，能挣1分钱。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下午6点半，学校下晚自习了，两个年轻的老师站在校门口的公路边维持秩序，防止孩子们跑到公路上。有车过来的时候，她们向对方挥手，提醒司机减速。
接孩子的家长，几乎都是女性，而且人数很少。大多数孩子直接三五成群地回家，或者回到村里的出租屋里。
小作坊里的三个人没有动，一直在工作，有一批订单要的急，明天中午就要发货，老板催的很紧，仨人都在赶工。她们的孩子稍微大一点儿，可以自己回家。
小作坊里的三个女工，原本都在深圳、广东等地打工，回乡最长的韩玉琳在这里已经7年了。7年中，她陪女儿读完了初中，现在接着陪儿子。7年了，她仍然有些不适应这里的生活，这里更忙、更累、收入更少、压力更大。好在儿子已经初二了，再过1年多，她就能结束这样的生活。
刚回来1年的张雪兰，还要在这里熬很多年，陪读的生活，远比她想象的更难，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买菜、做饭，等孩子上完早自习回来吃早饭，中午12点做午饭，晚上5点做晚饭……其余时间都在这间小小的作坊里度过，即便如此，每个月也只能赚1500元左右，只有原本在外打工时的三分之一，甚至不够支付母子三人在这里的生活费用。
一栋小楼里合租着四家人
晚上9点，初中的晚自习下课了，张雪兰起身收拾东西，还扫了扫地，然后关上门，三个人各自回家。街上的商店和小作坊，天刚黑就关门了，只有她们要一直工作到9点。
张雪兰和褚新惠住在一起，这是一栋乡村常见的三层小楼，每层有七八十平方米左右，一层是饭堂和厨房，二三层住人。每层两个房间，住着四家人，有九个孩子，四个陪读的家长，其中两个妈妈，两个奶奶。韩玉琳租住在另一家，但也不远，骑着电动车，几分钟就到家了。
张雪兰和两个孩子住在一间屋子里，屋里有两张床，她和女儿睡一张，儿子睡一张，此外只有一张小小的桌子。屋里有卫生间，可以洗澡，但因为没水，只能当摆设了。
合租的四家人，每家都只住一间房，人最多的是57岁的肖晓莲家，她带着两个孙子和两个外孙子住在一间屋里。她打过5年工，儿子结婚生子后，就回家带孙子，孙子上学，她就来这里陪读，顺便把两个外孙也接过来一起上学，这样的话，女儿就可以抽身去打工。
还有一家是72岁的彭夏秀带着孙女住，她在这里已经住了7年，陪孙子读完了初中，接着陪孙女。每周五下午，老伴会骑着电动三轮车接她们回家，周一早晨再送过来。
妈妈们回来的时候，屋子里有了短暂的热闹，孩子们在各个房间里乱窜，妈妈们手忙脚乱地烧水、做家务，张雪兰的两个孩子找各自的同龄人玩儿，褚新惠的儿女则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打水都要用纯净水的大桶打。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张雪兰想去打水，但最终放弃了，准备明天晚上再去。白天要打工，她们通常都在夜里下班后再去打水，电动自行车的脚踏板上，放两个纯净水的大桶，一次打两桶水，可以用两三天。
打水的地方在山里，电动车10多分钟就到了，泉水从山上下来，穿过山间的公路，在公路的另一侧流出。泉眼的地方原本是一个土坡，没有任何设施，很容易滑倒，而且就在公路边，以前还出过事故，后来村里修了台阶和一块停车的平地，情况好多了。但夜里打水仍旧有风险，尤其又是女性，因此她们通常会结伴去。
高中入学率远远低于城市
晚上的热闹很短暂，妈妈们开始催孩子睡觉，不到晚上10点，小楼里就变得安静了。
尽管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但回乡的妈妈们，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她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还要处理各种各样意料之外的问题。
刚刚回乡的褚新惠，就碰到了麻烦。她的大女儿从小在山东的外婆家长大，今年刚转到江西老家，但学籍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山东的学校提供了相应的材料，但新学校要求更多的资料，否则无法建立学籍。打电话给山东，那边也提供不了更多的东西，折腾了两三个月，还是没解决，褚新惠有些想放弃了，常年在外打工的她，不知道怎样解决这样的麻烦。
学籍的问题困扰着这对母女。学籍不能落实，初中尚可，如果想考高中、考大学，肯定不行。
刚刚转学的女儿也在为此烦恼，老师催了她好几次。但她更没办法，反而影响了学习，尤其是刚刚换到陌生的环境里，本来就紧张的情绪，演变成了焦虑。她甚至偶尔会考虑要不要继续读下去的问题。孩子听说了，在这所学校里，很多同学初中毕业后就不再读书了，如果她也不上高中，学籍就无关紧要了。
在中国做了30多年乡村教育研究的学者罗斯高，曾经发布过一个乡村学生初中升学率的数据，数据显示，在农村，高中入学率只有37%，远远低于城市的93%。
事实上，一部分没有上高中的农村学生，会选择职高、职业学院等。新京报记者采访中也发现，不少学生愿意去职高或职业学院学一门手艺，他们的想法是，至少比父辈们完全靠体力打工要强。
在今天，初中毕业后闯荡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难。褚新惠的女儿告诉记者，老师前两天刚刚给他们上了一堂未来规划的课，告诉他们，初中毕业算童工，没有人会雇用，而且将来即便等到成年，工厂早就智能化了，也不需要一线的体力劳动者了。
匆匆忙忙的午饭
11月7日早晨，记者再次来到褚新惠打工的地方。
孩子们早晨6点多起床，去学校上早自习，7点多回家，张雪兰她们已经准备好了早饭，匆匆吃完后，接着去学校上课。张雪兰稍微收拾了一下，她也该上班了。
天刚刚亮，村里的街道上，也开始有了生气。小商店、饭馆都开门了，做完早饭的陪读妈妈们，也从各自的出租屋出来，进入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加工作坊，开始上午的工作。有些作坊的门口，还贴着招聘女工的启事，上面写着待遇2000-3000元，看起来比张雪兰她们的收入要高。但张雪兰告诉记者，其实还是计件工资，收入和她们肯定差不多。
一家做玩具的作坊里，坐着十多个女工，她们告诉记者，加工一件玩具6分钱，但速度慢，一天下来，也就赚五六十元，和干别的工作也差不多。而写着2000-3000元招聘女工的作坊中，一位女工告诉记者，她们的收入其实也达不到启事上的水准。
在这个村庄的各个加工坊里，女工们的收入保持着差不多的水平，她们的工作时间，同样保持着一致。
中午12点，张雪兰收拾了东西，回家给孩子们做饭。褚新惠没有起身，仍在干活儿，这批货订单时间确实紧，要多加一会儿班。而且家里只有一个厨房，一起做饭有些拥挤，晚一点儿回去，刚好错开。
回到出租屋，两位带孙子的奶奶已经做好了饭。张雪兰快速洗菜、下锅，今天她做了米粉，盛在一个大盆里，昨晚做的鱼还有剩下的，热热就是一个菜。孩子们还没回来，她抽空收拾了一下房间。
家里只有一个厨房，大家都在忙着做午饭。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12点20左右，褚新惠一路小跑回家了，厨房正好空出来。厨房不算大，摆着四个灶，每家一个，但切菜、洗菜的地方共用，抽油烟机也只有一个，其他三个灶上没有。
短短5分钟左右，褚新惠就炒好了两个菜，米饭拜托不上班的两位陪读奶奶提前蒸好了，褚新惠把菜端到房间里，没来得及吃，又一路小跑走了——作坊里还有一点活儿没干完，老板还等着发货呢。
一天中最热闹的10分钟
12点半以后，孩子们陆续回家了，除了褚新惠，其他几个陪读的家长，都把饭菜放在一楼的饭堂里，大堂里空空荡荡，只有两边墙跟前，各放着两张桌子，他们四家人一家一张。
孩子们和家长聚在饭堂里，空了一天的饭堂，忽然间就热闹了起来。七个孩子围在三张桌子前吃饭，聊天的声音，碗筷碰撞的声音，家长询问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肖晓莲家的四个孩子，两个没有椅子，端着碗站在屋里吃饭，有时候还会跑到别人的桌子前，边聊边吃。
中午孩子们回来吃饭，有的孩子端着碗站着吃。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只有褚新惠的两个孩子在自己的房间吃，女儿刚刚从山东转学过来，对一切都还很陌生，甚至不大能听得懂这里的方言，她不愿意和大家凑在一起吃饭。弟弟陪着她在房间里吃，不过弟弟吃得快，三口两口拔拉完了饭就走，留下她一个人。
中午休息的时间很短，孩子们吃得都很快，甚至不怎么吃菜。每家的盘子里，都剩了许多菜，张雪兰做的鱼，昨天晚上剩下了，今天中午又剩下了。
前后只有10分钟左右，孩子们回来，吃饭，然后又离开。这间一楼的饭堂，从安静到喧闹，然后又回归安静。
等到褚新惠干完老板的活儿，再回来吃饭的时候，屋里已经空了。就着剩菜，她吃了点儿饭，没来得及收拾，还要接着上班。
一条能看到尽头的路
在回家陪读之前，张雪兰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回来之后，才发现还是把一切想得太简单。
对她们来说，陪读根本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不是简单地和孩子团聚，一起陪伴孩子学习、成长，她们要面对比以往更大的压力、更琐碎的家务、更繁重的工作。
首先要面对的是经济压力，在这里陪读，房租一年2000元左右，米是从家里带来的，菜要到市场买，孩子们在发育，要买点儿牛奶、水果补充营养。
在乡村里，蔬菜比城市里便宜，但水果、牛奶反而更贵，一盒城市里四块八的牛奶，这里要卖六七块。此外还有孩子们春秋的衣服，还有学费，小学一学期要缴600多元，中学1000多元。张雪兰算了一下，一年下来，她和两个孩子要花两三万。但赚的却更少了，哪怕寒暑假也出来打工，收入也不到两万。
“什么都得省着用，回来陪读，赚钱的人少了，花钱的却多了”，褚新惠说。沉重的压力让她有些不胜负荷的感觉，以前在工厂打工，吃住不用操心，有食堂、宿舍，虽然要花钱，但至少简单，不用自己去想办法，但回家以后，两个孩子和她所有的一切，衣食住行，都靠她一个人操心。
陪读租住房里间简陋的床。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这样的日子，她至少还要过五六年，“到时候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褚新惠说。
其实，她心里是知道的，只是还不能接受。这是一条看得见尽头的路，孩子们总会长大，会毕业，去更远的地方上学或打工，不用陪读了。
但那时候的她，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今年39了，等小孩们都毕业了，我也40多了，打工都没人要了”，张雪兰说。
可以不陪读吗？
很多上小学的孩子，父母都在外打工，他们在寄宿制的学校上学，周末回爷爷奶奶家，也一样过来了。但正如褚新惠女儿所说，这些孩子，初中毕业后，能继续上学的并不多，而且，即便上初中，学习也只是个形式。张雪兰告诉记者，她儿子曾对她说，很多同学放学后就是聚集在校外抽烟、打游戏。
张雪兰不愿意把孩子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她改变不了别人，但希望陪在孩子身边，她想帮助孩子踏上更好的人生之路，没有能力给他们报各种学习班，学习各种才艺，也不能让孩子上补习班提高成绩，以后考重点高中，考名校，但她觉得，至少不能让他们早早地学坏。
褚新惠也希望孩子们能更好的地读书，一直读下去，不要重复她的路，尽管对她来说，这很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巍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项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