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灵宝市，绵延的山脉延续着八百里秦岭的险峻幽深，也塑造了山脚下黄河南岸连绵丘陵和纵深沟壑。黄河从北滚滚而来，在中条山的西头处陡然向东，函谷关千百年来雄伟矗立，流传着老子过关留下《道德经》的故事……

2012年，出生于小秦岭山脚下罗家村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回到村里，打算进行一场“文化先行”的乡村综合实验，一个低成本的、只要“爱故乡”就可以复制的实验，尝试着从文化动员入手，寻找在现代化过程中重建乡村生活空间、重塑农民主体性的方式。她说，“乡村当然要发展经济，农民也要生产、赚钱，但乡村不只是生产单位，农民也不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主体，村落是一个生活、生命和生态共存的真实空间，它是现代社会多样性的一环，不是以发展的名义却肆意攫取资源的地方，也不是一切都以‘赚钱’为本而生活质量为末的地方。”

何慧丽教授谈文化乡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拍摄

和理想不一样的乡村

嫁到罗家村之前，樊少欢有一个田园生活的梦想。

樊少欢出生于灵宝市黄河边的村庄，但从小跟着做生意的父母在城里生活。她对城市的观感并不好，父母常年忙碌，留她自己在家，屋子里只有方便面陪伴着她。樊少欢曾经觉得，乡村应该才是更适合她生活的地方。

2002年，樊少欢嫁到小秦岭山脚下的罗家村，但很快她就发现，乡村生活和想象中的并不一样，“那时候外出打工的人还很少，村里人生活普遍紧张，我以为只要家里人对我好就成。但实际上，生活的窘迫，本身就会带来许多家庭问题”，她说。

2012年，42岁的何慧丽回到生养她的罗家村，花了半年时间，协助罗家村组建了约有200人参加的秧歌队、腰鼓队和盘鼓队，其中就有樊少欢。何慧丽与樊少欢谈了很多次，谈村里的留守老人、妇女、小孩的生活，谈村里出现的一些家庭问题。

罗家村盘鼓队。受访者供图

樊少欢说，那时候像她一样的年轻人，觉得老人就应该照顾孩子，平常谈的都是谁家老人给钱，为年轻人买房买车，很少有人谈年轻人应该为家庭做些什么。那时候村里流传着一句话：“娶个媳妇是买的，生下娃是给他奶的，年轻人就是要拽的。”

在社会学研究中，当前的北方农村和南方农村，在社会结构上有着本质不同，南方农村尚保留着宗族式的社会基础，而北方农村则以不出“五服”的小亲族关系为行动单位。灵宝的村庄里，虽然还保留着村民五服以内较亲密的关系，但其中的内涵却在消失。何慧丽说，“很多东西破碎了，传统农耕方式改变之后，生活方式、文化取向也随之改变。”

对樊少欢来说，乡村是陌生的，且和想象中的不同。对何慧丽来说，同样如此。从小走出山村一路读书、工作，42岁的时候再回来，故乡却成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矛盾体。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为乡村带来了现代化愿景和生活目标；另一方面，却又由于产业过剩、农业增收乏力而缺乏人口城市化的充足条件；同时，当时小秦岭的金矿开采导致了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农村原有的老树、民居、公共空间、古迹景观程度不同地被损坏，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也本末倒置，乡村确实不是原来的乡村了，但有没有变得更好呢？很难回答。”

被忽视的传统和历史

何慧丽出生于罗家村，十多岁走出山沟，此后一直在外求学、工作，她说自己其实一直不懂故乡，“小时候就觉得村里穷，就想进城”。

罗家村的乡村文化建设。受访者供图

重新回到乡村，她才发现，自己的故乡原来真不简单！罗家村有1700口人，600多户人家，包含三个自然村——罗家、孟村和寨子沟。这三个自然村环境都极好，有古树、古庙、古城，属于以灵宝西坡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大型遗址群的范围之内，村内有好几处先人生活在此的见证——灰坑和陶片，也有中古时期的“飞龙在天”景观。

从罗家村向西到马村、南上村、巴娄村，继续往西就到了闻名黄河金三角的传统“骂社火”文化习俗所在地——东常村和西常村，以及曾经作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探源工程之首的灵宝大型西坡遗址。传说中的轩辕黄帝铸鼎原，距离罗家村只有20公里，其周围的考古发现、村名地名、以及风俗习惯的高度吻合，可以佐证这儿昔日的辉煌。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在这里骑牛出函关，留下了道德五千言……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留下了无数痕迹，只要稍用点心，到处都能发现。

何慧丽有些遗憾，觉得自己发现晚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看到上高中的兄长把《道德经》、《山海经》等老书天天拿在身边看看，我却从来没想过背后的意义，等到回望的时候，村里年轻人早不再读《道德经》了，更何况体现了中国人远古地理神话观的《山海经》。”

传统时代的罗家村，有一整套系统有序的农耕文化，十里八乡的人，依靠着传统、风俗、历史乃至传说故事形成了一种坚固纽带。从娘娘山顶到砥石硲这一带的山体向北延伸，同吃一方水同住一片地域的自然村落，有十二个。于是，当地人就组织成民间“十二社”，共同信奉位于罗家村村南的忠孝庙，敬的是山神介子推和土地神二神。

这十二村社，每年都轮流着在春节期间来响山，来把山神请回村，请来地方流行的蒲剧戏班子，举办三四天的社戏，其间其他村的村民们都四方汇聚来看戏、交往，并祭祀山神介子推。他们认为，2000多年前的重耳，在逃亡时就曾从山西南渡黄河，来到娘娘山砥石硲，并在山间藏身，“刮骨奉君”的传说就在这里。

村民做的传统花馍。受访者供图

“我们的农耕文化中，村庄、农民不是原子化的，而是形成完整的文化系统，乡村的人际关系、邻里关系乃至村落关系都非常紧密。十二社就是农耕文明中非常典型的一种形态，它展现的是先人在顺天敏时的农耕文明中，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关系，是在同一种文化形态下守望相助、互相结亲来往、共同存续的”，何慧丽说，“只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关系逐渐被消解了。有些消解是不可逆的，所谓面向未来的生态文明，其历史根基又在哪里？”

在罗家村，何慧丽请来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师生力量，及诸多当代乡建界知名人士，协助罗家村建起了一个党支部主导的综合性合作社——弘农沃土农牧专业合作社，周边村子都来跟着学。逐渐地，多个合作社连为一体，成立了“弘元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和其他地方的合作社不同，这些合作社及其联社，不仅是生产上的合作，它更重视文化和道统意义上的合作，合作者帮助村民进行创业互助。但更主要的，是组织社员和村民尊老养老，并且在村里以各种文艺演出形式宣传“孝亲、合作、生态”的理念。

从重建家庭伦理开始

2013年，何慧丽在罗家村建立了豫西第一家乡村书院“弘农书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广“孝亲文化”，希望从重建家庭伦理开始，从“幸福人生与和谐家庭”出发，重新发掘和构建乡村文化。

樊少欢是最早参加的成员之一。

村民母女一起在书院里学习。受访者供图

她说，“以前没想过，家庭中老人和孩子的关系是颠倒的，孩子对老人诸多要求，但没人会想老人需要什么，也很少有人会设想该怎样回报老人”。弘农书院协助村里成立了文艺队，成立了弘农剧社，把罗家村和周边村子的家庭故事编成戏剧、小品和唱段在小秦岭山脚下的村庄里演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颠倒的家庭关系习以为常，但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时，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现实中的不正常”，何慧丽说。

“演出效果很好，因为我们是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告诉大家，在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首先要做的，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常言道，家和万事兴，家庭建设自然就会变好”。樊少欢告诉记者，弘农书院前几年发起的“弘农故事会”已经扩展到附近很多村，最开始演出就在罗家村，后来其他村的文化能人也不断加入进来。

两年前，樊少欢生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娃，终于儿女双全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娃，17岁，在以前，并没有想过要生第二个孩子，她认为自己想法的转变，和弘农书院在村里传统文化有关，“以前觉得一个就够了，生第二个压力会很大，自己也会很累，但推己及人，就会考虑的更多，只有一个孩子，他会不会觉得孤单，有了兄弟姐妹之后，孩子会不会感觉更好？”

生态发展其实也是传统

“弘农书院”的名字，取自灵宝市的古名“弘农”。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设弘农郡，就是现在的罗家村所在的灵宝市。

罗家村以前是一个纯粹的农耕村庄，何慧丽发现，村里原本就有一套自我循环、生态种植的系统，每年秋冬，村里人会到山上割草，回来后混合人畜粪便，自然发酵后就是天然的肥料。近几十年来，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土地的出产更高了，代价却是地力的快速消耗和环境的恶化。

何慧丽邀请了很多专家和学者，在弘农书院讲课，其中就包括如何发展生态种植和养殖，“传统中有很多值得挖掘的财富，比如以前的种植方式，本身就是生态友好型的，它在村庄这个小环境里，形成了一个小的自循环。在今天提倡生态种植的时候，是不是可借鉴呢？”

书院的课程，很快就开始改变村民的观念。赵泽民就是其中一位，当时赵泽民种十多亩地，主要是苹果。在书院成立的前一年，赵泽民想尝试生态种植，他发现在市场上，冠以“有机”的农产品，价格比普通的更高，所以他停了化肥。不过，效果并不好，苹果树结果很少，而且品相差，反而卖不上价。在书院听课后，他才发现生态种植远不是那么简单。

赵泽民在弘农书院分享生态种植经验。受访者供图

后来，赵泽民砍掉了大部分苹果树，开始种杂粮、蔬菜，每年只种一季，并且摸索了一套自循环的模式，“种五谷的地，主要是秸秆还田，果树地里则种草，或者让野草自己长，长到一定高度就割了还田，到秋天树叶落尽之后，再翻耕一次，让草、树叶在土壤里发酵成肥。”

赵泽民的五谷、蔬菜、水果，产量比别人低很多，有时候品相也不如别人，但在市场上更受欢迎。

回到故乡的年轻人

和其他村不同，罗家村的年轻人更多，村书记王登波告诉记者，书院成立后，返乡的年轻人多了，村里通过土地整治和流转，承担了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整理出几百亩新品种苹果果园，作为村集体经济，然后分包给年轻人，此外还提供其他方面的便利，帮助年轻人创业。

书院虽然并不直接创造经济利益，但王登波仍然感激书院，“这是教化之功，没有教化，没有文化的熏陶，年轻人天天只知道赚钱，他们老了以后怎么办？对村里来说，没有年轻人，又何谈发展？”

陈振丰是2003年回乡的，回乡后养过羊，种过苹果，也养过猪，但都不算成功。2018年，他重新有了养猪的打算，在弘农书院的引介和资助下，与村里另一返乡青年何盼阳一起，于2007年春季专门赴东北向李云凤老师学习了一个月的“发酵床养猪”技术，这是一种生态养猪的技术，通过发酵床分解猪的排泄物，达到环保和循环利用的效果，“说起来并不复杂，在猪舍里铺上土、秸秆等，培养特定的微生物群，这些微生物能够帮助分解和发酵粪便，变成有机肥。好处是零排放、猪也不容易生病、肉的品质也好。”

发酵床养猪。受访者供图

当然，发酵床也有缺点，猪的出栏时间更长，效益自然会有所下降，“如果只追求效益，肯定不会选这种方式。但除了效益之外，还有很多更值得追求的东西。书院教我们尊道贵德，教我们合和生态，我留在村里，做生态养殖，所得的其实远远不止养殖的利润，在家可以陪伴父母妻儿，种地能种出好的蔬菜水果，养猪养出好的猪肉，把人做好，把地种好，把猪养好，本来就是一种值得自豪的成就。”

对何慧丽来说，用文化建设村庄，并不回避赚钱的问题，但她认为，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赚钱，生活是不是只有赚钱这一个目标？如果一个乡村产业并没有承载着一种文化或精神，所谓赚钱又如何持续？

疫情止于乡关

几十年来，和所有乡村一样，罗家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果树产业链条中广大果农的边缘化和分散化、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务工，村落变空，原有的生活方式迅速消解。

“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乡村，难道只有这些东西吗？母系社会开始人们就在这里栖居；近万年以来直到公元前五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黄帝的部落在这里生活；距今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在这里的函谷关撰写了千古道源《道德经》；两千年前，汉武帝在这里设弘农郡……但现在，有几个人还了解这些呢？数千年文明还留下多少？”她说，“这不仅是罗家村的问题，也是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所有中国乡村共同面临的问题。曾有辉煌农耕文明的这片热土，不能丢掉可持续发展下去的底气和经验。”

弘农书院里的青年晨读团队。受访者供图

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口正式超过乡村，何慧丽说，“自那时起，乡土中国已经发生了千年巨变，变成了城乡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城乡中国不是城市化的中国，乡村是和城市并行不悖的生产、生活的空间，不能把乡村和城市等同，也不能用城市的模式去发展乡村，城乡中国一定是城市与乡村功能互补的平衡体系。”

今年春天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让何慧丽更多思考乡村建设的途径，“为什么说疫情止于乡关？在乡村，相对散落的空间、较小的流动性、更慢的生活节奏，相对稳定的亲族熟人社会性质，人们平时与大自然更为亲近的生产生活，给疫情的防控提供了更大的战略纵深和更多经验的可能性。当然，乡村也有缺陷，公共卫生水平的不足，农民素质的相对落后，乡村相对的无主体、无组织的失序问题……也同样存在风险。但即便如此，在这场疫情中，乡村也显示出了它巨大的价值。”

不是所有的发展，都是以城市化为模式的，都是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的。何慧丽说，“这些年来，农业生产规模化、乡村社区化的现象很普遍，发展农业产业，动辄就是千亩示范园、万头养猪厂、大片的单一经济作物。但疫情之后，我们发现，在一个地域里，多样化才使得生态系统更稳定，才在突发高风险事件时让人们有最起码的生存保障，从而更好地生存和生活。”

重新反思乡村的发展、重新发现乡村的多功能价值，何慧丽说，“当前，我国正在推动和探索生态文明的建设，我想，生态文明一定是以乡村振兴为载体。为了生态文明而搞乡村振兴，一定是新瓶子装新酒，而不是还继续唱着过去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歌谣。乡村是经济体，也是人生存和生活的空间，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让人放松、让人感到舒服，让人觉得‘活着真好’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体系，应是‘孝亲为根、生态为本、合作为纲、文化为魂’。”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巍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