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披露称，近日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突发脑出血而住院救治，其家人为其在众筹平台“水滴筹”上发起筹款，金额为100万元。但网友发现，吴家经济状况较好，在北京有两套房产、一辆车，却在众筹时勾选了“贫困户”标签。此案例曝光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应，大病众筹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再次被公众所诟病。

近年来，大病众筹已曝出不少乱象，各类“诈捐”案例屡见报端。2016年，罗一笑“诈捐”事件；2017年，“苏州小伙”为乳腺癌母亲筹钱治病；2018年8月，37岁胃癌患者刘凌峰的家人在众筹平台募捐30万。在这几个大病众筹募捐事件中，几个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与公布的内容严重不符，属于典型的“诈捐”行为，曾让人对大病众筹平台的真实性引发广泛质疑。

大病众筹本来是项具有公益救助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对于身患重病却又无钱医治的经济困难人群来说，宛如“救命的稻草”，为很多身患重大疾病的困难群众重燃生命之火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深得广大民众的推崇和赞赏。然而，由于众筹平台审核管理不严，原本具有公益互助性的大病众筹竟然跑偏变味儿，成为极少数不良用心者“诈捐”谋利的工具，不仅伤害了爱心人士的善良情感，更是有损众筹慈善的公信力。一旦社会公众对众筹互助平台形成不良的印象，有可能会让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大病患者得不到应该的捐助，这才是最大的不幸。

导致大病众筹“诈捐”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众筹平台求助人资料的真实性缺乏专业审核，不符合条件的人也可堂而皇之地进入众筹平台。据媒体披露，水滴筹、轻松筹、爱心筹等几大众筹平台均对求助人的贫困与否及贫困程度不予核实，轻松筹甚至连假资料也能通过，从而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诈捐”、“骗捐”的漏洞。其次，大病众筹目前仍处于粗放发展阶段，很多平台自身能力建设不足，政府部门相关监管制度也处于空白期，仅有一部《慈善法》，但对大病众筹行为没有进行明确的法律规范。第三，众筹平台的各类信息共享机制不够通畅，也为大病众筹乱象滋生留下巨大的空间。

大病众筹对于普通民众确实具有救命作用，未来使用的范围会越来越广，通过网络募捐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项社会“公共福利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予以禁止。但是，要确保大病众筹健康可持续地运行，就需要对显现出来的问题予以重视，并加以解决。目前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大病众筹是否只限经济困难人士？ 二是众筹平台收取管理费，是否要对求助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三是医院、众筹平台等相关部门如何密切配合，建立一个信息通畅的沟通平台，保证爱心人士的知情权。

对于遏制少数人利用众人善心谋取私利、劫贫济富的行为，政府应尽快制订并颁布大病众筹相关的法律规范，如《大病众筹法》，用法律条文对相关问题予以明确，将一切参与方纳入法律的有效监管范围，堵住大病众筹平台存在的管理漏洞，让大病众筹平台成为经济困难人群和社会弱势群体真正的“救命稻草”。

首先，可将大病众筹的对象限制在经济困难或身患重病的贫困人士，经过相关机构或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认定，并提供相应证明，来核实求助人的身份及众筹资格，以有效控制大病众筹的乱象源头。其次，建立大病众筹公开信息发布渠道，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密切合作，允许基础数据在有监管、有保障、政府可控的范围内，提供给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第三方，从信息供给上缓解社会医疗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实现募捐人与求助人信息的有效对接，堵住夸大病情、虚构病情的通道，让捐款者在知情的基础上自愿做出是否捐款的抉择。第三，众筹平台应肩负募捐人信息的审查重任，消除“重收费、轻监管”现象的发生。平台应建立大病众筹长效责任追究机制，一旦发生“诈捐”事件，可追究当事人及众筹平台的法律责任。平台既然收取管理费，就应为众筹信息的真实性背书。第四，政府部门应建立专门的大病众筹监管机构，负责对众筹平台日常行为及发生的问题予以监督管理，建立社会立体监督体系，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针对性和灵敏性，将一切“诈捐”、“骗捐”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加大对“诈捐”、“骗捐”行为的打击力度，涉嫌违法犯罪的应绳之以法, 维护广大爱心人士的合法权益。

莫开伟（财经评论人） 编辑 汪世军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