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笋村多数村民散住在大山深处,村里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打工。摄影/新京报记者 罗婷


石笋村一些建成不久的三层小楼。知情人介绍,这些房子有的是用杀人骗赔挣得的钱来建的。

  云南盐津县石笋村50余人因伪造矿难杀人骗赔被公诉,多名村镇干部涉案

  核心提示:

  六月,骄阳与暴雨交替光临。

  位于云南西北部山区的昭通市盐津县石笋村,刚从泥石流中回归宁静,人们的心里却颇不安宁。

  这个偏僻的山村,正在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石笋村被迅速关注,起因于5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检方的一份公诉书,74名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的被告人被提起公诉。而这74名嫌犯大多数来自盐津县,74人中的约50余人更是来自石笋村。

  在当地,这些嫌犯的作案手段已成为不公开的秘密,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被称为“杀猪匠”。

  “杀猪匠”们结成同盟,出没于各个矿业大省,他们在自己制造的“矿难”中暴富,又因为“矿难”的败露而覆亡。

 

  死于矿难到制造矿难

  亲戚们家里都建起了两层小楼,白砖青瓦,好不气派;亲戚们在一起玩牌,抽的是四十块一包的烟,人人面前堆着两三万的钞票,输赢几千都成了常事,他们兴头高了,还常吆喝着去输赢更大的牛街镇上组局。

  这些年,石笋村人的死与生,最避不开的大概是“矿难”二字。

  和大部分山区一样,石笋村交通闭塞。从昭通市到石笋村,要转多趟车,走上五六个小时的山路。

  资料显示,石笋村位于庙坝镇西北,村里1200多户人,常住人口5300人。

  6月13日,沿着村口上行,路边是漫山遍野的玉米,被刚过去的暴雨浇得耷拉在地。多数村民散住在大山深处,靠种植玉米过活,村里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打工。

  在山西煤矿干了十多年的村民艾华(化名)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外出务工的浪潮席卷而来,男人们抛妻别子去往外乡谋生。由于没有文化,多靠出卖体力,百分之九十的男人都在山西、河北等地挖煤。来自煤矿的工钱逐渐成为村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这些煤矿,多是安全生产不合格的矿井和黑煤窑。

  与采矿挖煤相伴生的,是防不胜防的矿难。

  没有人统计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村里有多少人把性命留在了遥远北方的煤矿。艾华记得,仅村中的过车、酢房、小园、打鱼坝四社,死于矿难的就不少于5人。他们大多正值壮年,坟茔如今散落在山间的杂草后面。

  村中的一处交叉路口旁就立着一座坟墓。墓碑显示,这个名叫杨仕强的村民,2006年9月17日在山西煤窑遇难,年仅23岁,身后留有一对儿女。

  回忆起亲身经历的一场矿难,艾华说自己至今“心疼”。

  那是2001年在山西,瓦斯爆炸,“我离他们干活的地方一千多米,像刮台风一样,煤炭粒打在脸上疼啊。”

  他们,指的是村民王付堂和他不满20岁的儿子。

  艾华自己被埋在煤堆里,三十多分钟后才被刨出来,缝了四针。他说自己无法想象爆炸中心的王付堂父子死去时是什么样子。

  但从2013年起,艾华却发现不太对劲了,村里再没有人因为矿难而死亡,与之相反的,这几年煤炭生意惨淡,山西很多煤矿停工,但一些出外打工的村民却变得越来越阔气。

  阔气的,就包括艾华的八个亲戚。

  “我的八个亲戚都被抓了”,6月12日,艾华语气懊丧。

  这八人是艾泽萍、艾泽伟、艾汪银、艾泽发、艾泽春、艾泽万、艾汪全、艾汪红。

  他的堂弟艾汪全,以第一被告人的身份,出现在内蒙古检方的起诉书中。

  1999年,艾华开始和艾汪银、艾泽万等人在山西煤矿打工,后又辗转河北、贵州、陕西。在矿井下,有人负责挥锹,有人负责放炮,他们一干就是十多年。

  最开始时,一天工资不过25块,后来最多时每月也不过三四千元,拖家带口的,十年里他们始终生计艰难。

  2010年,艾华有了机会转行去承包建筑,从此离开矿井。“现在我才知道,就在我和他们分开后,他们就走上了这条路。”

  并非没有预兆,从2013年起,艾华已经发现他的亲戚们不对劲了。

  亲戚们家里都建起了两层小楼,白砖青瓦,好不气派;亲戚们在一起玩牌,抽的是四十块一包的烟,人人面前堆着两三万的钞票,输赢几千都成了常事,他们兴头高了,还常吆喝着去输赢更大的牛街镇上组局。

  更让人生疑的是,他们总是会莫名消失一段时间,少则20天,多则几个月,回来后又开始出手阔绰。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还猜测他们肯定是去贩毒了。”

  但艾华没想到,他们做的是杀人骗赔的“血色生意”。在警方披露的案情里,2014年在山东,艾泽萍、艾泽伟、艾汪全,找人冒充艾泽萍丈夫杨朝彬,杀人后骗赔。

  一位村干部记得一个细节:2014年,附近村镇出现了“盲井”式杀人诈骗犯罪,民警当时还组织开了村民大会,组织村民观看电影《盲井》,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不要被骗。

  “担心他们被别人骗,却没想到,他们会出去骗人杀人。”这位村干部叹息。

  从骗婚杀人开始

  “最开始是本地人杀本地人,把那些流浪汉和无人照顾的人带出去打工,然后杀死;后来亲属慢慢加入,犯罪团伙越来越大,主要在外地找流浪汉作案。”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介绍。

  在石笋村,提起最早出现的“盲井”案,村里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女人——宋述群。

  2013年冬天,石笋村出现了一件让人津津乐道的“绯闻”:

  石笋村的宋述群和附近红碧村的范后友好上了,他们明明才认识很短时间;

  宋述群和小寨村的翟绪元分手了,他们之前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更令村民不解的是,范后友家里穷,年龄好大了一直说不上媳妇。

  再往后的发展就是范后友死了,死在陕西省白水县。

  那年冬天,范后友发短信告诉侄子,他在陕西白水县南桥煤矿打工,和宋述群、刘孝奇、翟绪元在一起。这条短信后,范后友从此失联。侄子怀疑其遇害,在庙坝派出所报了警,果然,警方调查发现,范后友遇“矿难”死了。

  这与此后爆出的“盲井”案如出一辙——物色老家无钱娶妻、心智不高的男青年,通过色诱等方式骗至矿山一起打工,最后将其杀害。

  宋述群,也是目前大家知道的石笋村第一个因为制造矿难骗取赔偿被抓的人。接近警方的消息人士称,这并非她第一次作案。

  熟悉村中情况的人士介绍,村中第一个被称作“杀猪匠”的人,叫汪强文,绰号“小王三”。

  前些年,他到山西做上门女婿,山西煤矿密布,杀人骗赔案件也多,“小王三也许就是在那里学会了做这种事。”一位村干部推测。

  “最开始是本地人杀本地人,把那些流浪汉和无人照顾的人带出去打工,然后杀死;后来亲属慢慢加入,犯罪团伙越来越大,主要在外地找流浪汉作案。”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介绍。

  据了解,除了范后友,盐津县“杀猪匠”们没有再对本地人下手,他们开始物色外地流浪人员或是去劳务市场雇人,条件是要与团伙中某人相貌相像,用团伙中该人的身份证进入矿场。

  接近警方的人士介绍,在石笋村涉“盲井式犯罪”的嫌疑人中,分为多个团伙,团伙之间互有交叉,有些人横跨几个团伙作案。这些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很精明,每制造一起“矿难”,参与者大多七八人,内部分工明确,环环相扣,各司其职:有负责踩点的,寻找有作案条件的矿;有负责物色作案对象的,通常找的是智障流浪汉、只身打工者;还有专门杀人、伪造现场者;还有些人负责冒充遇难者亲属,这类角色通常由老人和女性扮演。

  记者了解到,在石笋村,多人犯案的艾姓家族并非孤例。在石笋村木林社,杨氏家族有8人涉案,家族成员从2014年开始被警方陆续带走。

  此外,还有陶富财、陶富文、陶富宽等兄弟三人一齐被带走,罗灯兰、艾泽春、艾泽万母子三人齐被带走的情况。警方几次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过后,石笋村许多家庭只剩下老人、妇女和未成年的孩子。

  心照不宣的秘密

  在当地,闲聊被称为“摆龙门阵”,一位村民说,他们虽然表面维持与这些嫌疑人的关系,但实际上小心翼翼,不敢与他们主动谈起杀人骗赔之事。

  在石笋村,问起与“盲井案”相关的问题,有的人表情微妙,露出讳莫如深的笑容;有的人则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避而远之。

  “这确实成为了公开的秘密”,一位村干部说。

  大概六七年前,这位干部就发现一种说法在村民间流传:在外县煤矿打工,可以打死人来赚钱。当时在谈论这件事的人,如村民杨云才,如今确实因为犯案被抓。

  村民杨尚康、杨尚贵是第一批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多年前,村民们就开始谈论,他们在用杀人诈骗的手段参与作案。“他们从外县打工回来,我们都喊他是‘杀猪匠’”。

  根据警方披露的信息,被村民们称为“小王三”的汪强文,至少涉及2012年山西、2014年内蒙古的两起命案,是公安部的A级通缉犯。一位与他相熟的村民说,有人曾劝他自首,他却回复,不知道从哪件事说起。

  “那是因为,他犯的案子太多了”。一位接近警方的人士解释。

  站在山谷中远眺,石笋村长林社位于平坦地带,聚集着青砖白瓦的三层小楼。一位知情人说,这些房子都是集中在这五年内修建的。

  在人均年收入不过2000元的石笋村,却能花近20万的价格去建房,这是一件稀奇事。一位村民介绍,这些房子,有三分之二都是用杀人骗赔挣得的钱来建的。

  有村民指着一座刚建好的三层小楼,说是王付祥的。王付祥是检方指控的第二被告人。村民说,2013年王付祥因为赌博欠下几十万的高利贷,离开村里去煤矿“干活”,一年后“衣锦还乡”,不仅还清了贷款、建了楼、买了十几万的轿车,当上了包工头,并四处请人喝酒、唱歌。

  而庙坝乡流场村的副支书陈古华,2013年两次出门作案,假扮律师骗取矿主赔偿。回家后,一口气买下一百多只羊,花费逾10万元。

  一位村干部说,“盲井”模式开始后,村民们的心态有了两种相反的变化。

  大多数人是敬而远之。在2013年以前,村里每年至少有700人在煤矿干活,杀人骗赔的消息在村中流传后,去煤矿干活的人一下少了几百人。“大家都怕了,怕万一上当受骗把命丢了。”

  另一个极端是,因为眼红一夜暴富的乡邻,而主动要求被吸纳为这个松散杀手组织中的一员,也就是所谓的“杀猪匠”。

  一些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些年,在村里特别是外出煤矿打工的村民之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想要去做“那种事情”,到了山西可以去和“小王三”,即汪强文联系。

  对于村里人大规模犯案的原因,石笋村的干部们也常常围在一起讨论,却满心疑惑,“我们想都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石笋村这么多人犯了案?”

  6月14日,巴彦淖尔市一位该案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告诉新京报记者,他观察发现,这些嫌疑人作案一是赌博,二是贫穷。

  一位知情人士总结,这50多个嫌疑人中,犯罪情节较严重的人往往有一些共同特征:30岁上下,受教育水平不高,常年游手好闲、嗜赌成性,身上常年背着债务,却又习惯于不劳而获。

  一些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又回到石笋村生活。

  在当地,闲聊被称为“摆龙门阵”,一位村民说,他们虽然表面维持与这些嫌疑人的关系,但实际上小心翼翼,不敢与他们主动谈起杀人骗赔之事。

  在村民眼中,除了一些嫌疑人高调炫富,也有些嫌疑人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

  村民说,大家本来不知道郭汝权也做过这样的案子,但他一听到大家聊起“杀猪匠”的话题,就害怕得浑身发抖,要拼命绕开话题。

  更典型的案例是村民王成文,2014年,警方的收网行动开始,他内心惶惶,在一次喝醉酒之后服毒自杀了。警方调查发现,王成文与其妻子陶祖秀、母亲马庭飞、哥哥王成伦都犯了案。

  当地有多名村镇干部涉案

  庙坝镇镇长到石笋村村委会开现场办公会,他不停叮嘱村干部:“这不是喜事,不晓得的东西不要对记者乱说,面上没光。”

  一个县,一个村成为了媒体所指的“杀猪匠”之乡,当地的政府官员如何看待这样的事,将采取什么样的治理对策?在记者采访时,盐津县政府官员对此都讳莫如深,不愿多谈。

  6月12日,盐津县委一位官员对媒体表示,对盐津县这起规模巨大的杀人骗赔案件,目前他们暂不披露任何调查原因或解决措施,“一切都等到案件结束之后再说。”

  盐津县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则表示:“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感到脸上无光,很羞愧。”

  6月14日上午,庙坝镇镇长王存能来到石笋村村委会开现场办公会。在停留的十多分钟时间里,他不停叮嘱村干部:“这不是喜事,不晓得的东西不要对记者乱说,面上没光。”

  一位知情人士称,从2013年村中第一起杀人骗赔案到现在,并没有上级领导追问此事或试图提出解决措施。

  至今为止,村民们收到的跟杀人骗赔案有关的提醒,是2014年村里贴出的一封署名为庙坝镇人民政府的公开信,信中说,庙坝镇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加大打击力度,通力彻查,严厉打击这种丧失人性的违法犯罪,斩断矿难背后血的利益链。

  直至现在,这封公开信仍然张贴在石笋村村委会的外墙上。

  记者采访中得到的信息,在这起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中,当地有多名村镇干部涉案。

  庙坝乡政府财政所的公职人员罗应付,与此次系列案件的第二被告人王付祥,及村民艾汪银合伙作案,是三起大案的策划者。

  庙坝乡流场村副支书陈古华多次假扮律师骗取矿主赔偿。

  有当地村干部和村民说,在一个缜密的杀人骗赔环节中,开具死亡证明是艰难的一环——难在需要与官方打交道,证明此人已死,从而销户,拿到矿主赔偿的钱款。

  而开具死亡证明的权利由村干部行使。

  一位在石笋村工作多年的村干部称,据他所知,石笋村主任毛富伟曾至少两次为他人开具虚假的死亡证明。

  第一次在2013年,是罗应付拿着死亡证明找的毛富伟,毛富伟为他盖了确认死亡的公章。至于那位被证明死亡的村民姓甚名谁,至今仍无人知晓。

  第二次即艾泽萍、艾汪全、艾泽伟在山东临沂市兰陵县杀人骗赔案,艾泽萍拿了丈夫杨朝彬的身份证,艾汪全等人找了受害者冒充杨朝彬并将其杀死。是毛富伟为杨朝彬开具的死亡证明。

  巧合的是,杨朝彬是毛富伟妻子的舅舅,这位知情的村干部质疑,“妻子的舅舅死没死,他不可能不知道,怎么能开具死亡证明呢?”

  记者就上述情况向毛富伟求证,未得到答复。

  至于一些嫌疑人作案后回到村里,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为何当地没有采取抓捕行动或其他措施呢?

  一位村干部叹了口气,“他们都是在外县犯案,政府没有证据,没法管。”

  不仅没法管,这位村干部称,有些村民作案之后,回到家乡,还会利用村里治安员打探消息,了解警方的动态。

  新京报记者 罗婷 云南昭通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