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金生对故宫里的文物,有种难以割舍的情感。“钻进去,就像跟不同时期的历史对话。”

  梁金生69岁,穿黑色改良中山装外套,戴一副方正的银边眼镜,鬓角的白发微卷,又从镜腿儿下钻出来。

  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两点一线,38年里搬了2次家,换了5辆自行车。

  “不喜欢跟人挤公交,一堵车他就急。”都是退了休的人,梁金生有一种妻子苏剑始终理解不了的急迫感,“他恨不得每天一出门,就能立马坐在故宫那间办公室里。”

  他的生活轨道在文物和历史里穿梭。如果不是最近火爆的电视节目,几乎和喧嚣的现代生活没有交集。

  “我们一家五代人都在故宫工作,要论工作时长,除了皇帝,没有比我们更久的了。”10月,在浙江卫视一档节目里,他一句话逗乐了台下的观众。到了岁末12月,综艺节目《国家宝藏》播出,年轻人看了他家的故事,在微博上刷屏:“看哭了!”

  退休前,梁金生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主任。他主持完成了故宫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文物清理,180多万件文物,精确到个位。故宫人叫他“大内总管”。

  38年“翻旧账”

  从故宫东华门往里走,穿过三座门,就到了紫禁城原来的会典馆,这就是梁金生的办公室。

  综艺节目的播出吸引了记者和老友的拜访。“梁老,您今天的点击量挺高啊!”东华门的保安见记者来访,在电话里逗乐儿,“平时,没什么人,这两天来的可不少。”

  梁金生的工作并不像电视上展现得那么“波澜起伏”。更多时候,他拿着一柄碗口大的放大镜,趴在办公桌上“翻旧账”。

  梁金生最宝贝的东西是几本民国时期的油印目录,因为常翻,书页油黄、破损,露出白色的装订线。陪伴他的还有一件旧物——一只生锈的蓝条铁皮暖水瓶。

  “梁老,这几件东西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一位同事拿着账本跑来咨询。“这应该是建南京长江大桥时候挖到的。”他摘下老花镜,凑上前看了一眼,又把眼镜戴上,语气肯定。

  梁金生在故宫38年,主要干一件事,管账。

  从办公室出门往西走,不远处就是文渊阁。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当年在文渊阁保管《四库全书》。再往前推,他的曾祖父和高祖父都是清宫如意馆的画师。

  他父亲梁匡忠,则在17岁时就进入故宫,干了一辈子文物保管,2002年退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梁廷炜和梁匡忠参与护送故宫文物南迁躲避战乱。1949年,梁廷炜又运送部分文物去了台湾,梁匡忠留在南京。“原以为跟以往每次迁移一样”,不想,家人分隔两岸。

  紫禁城运出的13491箱文物一分为三——南京、北京、台湾,“三个地方的箱子数加起来,最后对不上。”梁金生说,由于历史原因,很多东西无从查找。

  点查和征集文物,像等待家人团聚一样,成了父亲梁匡忠和梁金生最重要的工作。

  清宫里的遗存按不同时期被编上了不同的编号。梁金生需要一件件核查,还要把不同编号的文物进行考证、理顺。

  1993年,他在台北故宫,隔着玻璃柜,第一次看见了那些被爷爷护送的文物。镇馆之宝翠玉白菜,编号是“岁四零八之一”。

  当年,把溥仪赶出皇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千字文》顺序给故宫文物编号。他按照账本查找:“岁”字号的文物,来自永和宫、同顺斋、总务处、坤宁宫和冬暖阁。

  “一件件核查,挺难的,但是钻进去,就像跟不同时期的历史对话。”从2003年到2010年,他主持了故宫第五次文物清理工作,铆足了劲儿“想给故宫做一本清清爽爽的文物账”。

  这7年时间,梁金生晚上做梦会梦见账本。“梦见账上对不上的东西,在梦里知道从哪里着手去查。”

  王硕协助梁金生管理账目,刚入宫那两年,她觉得梁金生挺严厉的。“七年文物清理,一百八十多万件东西,一件一件去找,每个数字一点一点算出来。”

  20万字的乾隆大藏经,以前不算文物,清理时列入了文物。清宫的铺垫、帷幔等生活用具,也列入文物,“该修复修复,该除尘除尘”。

  还有一些工作让他挂心。

  “比如说,账上有个东西,附属有一个囊匣,或者锦盒,实际上库房报告没有,我就需要把总账上的附件去掉。反之也一样。”梁金生说,这些工作外人看不到,不做完,历年积累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2010年,历时7年的文物清理结束,他写了10万多字的验收报告。

  “清理解决了一部分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一部分没解决。”总结会上,院里给他颁发了首个特殊贡献奖,可他不甘心。

  六十多岁的他没忍住,做报告时哭了一场。

  眼下,梁金生正在核对的是《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这本书从故宫保管部的老人手里传下来,记载的是溥仪通过溥杰偷出清宫的书籍和书画。

  “只要系统里有,就说明当年失散的东西已经找回来了。”他专门选了一根大红色的铅笔,找到的文物,会在目录的名字上画一个红圈。书里记载了两千来件文物,画圈的不到两百件。9月核对完一遍,反过头又开始复核。

  他用右手食指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低头核对书上的名字时,得把眼镜摘了,或者得端起放大镜。初冬的午后,阳光洒在文渊阁绿色的琉璃瓦沿上,灰喜鹊在门前的古槐上叽叽喳喳。

  “故宫的墙,厚”

  在事业的选择上,梁金生绝对算不上“随遇而安”。

  他出生在南迁的路上。父亲梁匡忠为了纪念战争里的漂泊岁月,依照迁移的地点为5个孩子取了名字。他出生在文物返运南京的路上,因南京旧称金陵,他便叫“金生”。

  那个年代,爷爷梁廷炜去台湾的经历,被认定为“盗窃国家文物罪”,梁家人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招工,不要我;招生,不要我;基干民兵,也不要我。”1968年,他在内蒙古插队。五个人申请入党,只有他识字,申请书都是他代写的,最后只有他没入党,理由是“海外关系不好调查”。

  他成了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的“另类”。

  当1979年大批知青开始返城时,“大家都在讨论,只要回北京,淘大粪、扫大街都行,”梁金生的妻子苏剑记得,“唯独他始终不吱声。”那时,同为北京知青的苏剑和他结婚不久,他给不满一岁的儿子取了“骏马”的骏字,打算扎根在草原。

  牧场的场长信任梁金生,推荐他在当地小学教书。知青返城时,他帮“从不求人”的梁金生办下了回城指标。“为了孩子,也得回北京。”场长劝他。

  梁金生想,“要回北京,就一定要回故宫。”他从小吃故宫的饭,在宫里逮蛐蛐。小学时,勤工俭学,在延禧宫的库房门前拔一暑假草,等到开学,学费就有了。

  除了感情因素,故宫也是特殊年代里的港湾。

  “故宫最了解我们家,我到社会上,人家说‘他们家海外有人’,但是故宫不会。它最知道文物南迁是怎么回事。”故宫保护过父亲,他心里想的是,只要进故宫,让我干什么都行。

  1979年,31岁的梁金生因为年龄超标,考进了故宫唯一招收30岁以上员工的工程队。

  在工程队,他和泥、搬砖,当壮工。

  那时候一群工人光着膀子,下身穿蓝色劳动布的工裤,脚踩绿色解放鞋。“蓝裤子”和“解放鞋”在脚手架上来回跑,外国人咔嚓咔嚓在下面摁快门。一堆工友乐:“诶,今儿(照片)又出国了啊!”

  他在午门前墁过地——撒一层土,工工整整铺上砖。城墙上也有他的影子,荒草拔了,从北往南铺上新砖。

  干了5年泥瓦匠,身体开始吃不消时,他调到了保管部。时光交叠,保管部是梁金生的爷爷和父亲都曾供职过的地方,主要管理库房和账目。

  在那些层级分明的文档里,有一个文件夹叫“梁氏家族”。梁金生建了个二级文件夹,叫“传家宝”,里面存着从不同渠道得来的家族资料——有南迁之前爷爷整理文物的照片,也有曾祖父和高祖父的画作。

  退休返聘后,故宫没人给他记考勤。14年前买来那辆黑色捷安特还是每天7点从家出发,1个小时后,吱呀一声,办公室的门被如约推开。

  2008年,刚退休那会儿,返聘费每个月给980块钱。外面有人高薪挖他:“就给九百多你也干啊?!”他笑呵呵拒绝,“我乐意啊!”登门的记者好奇,“外面变化这么大,您就没想过改变一下?”

  “故宫的墙,厚。”他嘿嘿笑,又欠身补充说,“随遇而安。”

 

 


退休后,梁金生的工作相对简单。更多时候,他拿着一柄放大镜,趴在办公桌上“翻旧账”。

  “倚老卖老”

  “老爷子最经典的是他的工作日志。”在王硕印象中,从1985年开始,梁金生开始写工作日志,到现在,巴掌大小的牛皮纸笔记本,摞起来已经是几座小山。

  在同事眼里,梁金生是故宫的一个支柱,“所有经他手的事儿,都有详细的记录。”

  有一次,梁金生跟美国人谈判,对方一定要(借)乾隆大阅图。

  “不行,乾隆大阅图去年出国,今年刚回来,绝对不能给你们(展览)。”僵持不下时,美国来的同行在院子里跟故宫的外事“吐槽”:你们这个梁先生怎么这么死板?

  2005年,在梁金生的提议下,故宫通过了《关于文物保管的规章制度》。

  他最有成就感的,是把文物的休眠制度,写了进去。按照制度要求,凡是从库房里拿出来的‘一级品’文物,展出结束后必须休眠3年,3年内不得再出库。

  “画卷打开,再卷上,连续见光,”梁金生皱着眉头,抖抖双手,“它承受不了。”

  上世纪90年代,一家文物单位曾向故宫借过一批文物用于展览。2004年,梁金生去看文物的情况。进去一看,“我都不认识了。”妃子们穿的彩色花盆底儿鞋,(晒)成白色了。慈禧给狗做的狗衣,也成了白色了。让文物休眠,成了他力推的一项制度。

  退休前,故宫开始做藏品的数字化。“他好像觉得重任在肩,一夜之间学会了用电脑。”王硕说。60多岁的人,不会背五笔口诀,拼音没学过,学的是注音字母,“只能一边查字典一遍打字,典型的一指禅”。

  他不仅学会了打字,还跟中科院合作,帮故宫开发了一套文物查询系统。

  推着他往前走的,很多都是故宫外的普通人。

  1985年,民国时天津第一名医陆观虎的外孙潘大卫,找到梁金生,“要捐给故宫一对儿珐琅冰箱”。冰箱是故宫里流出的,陆观虎疼爱有加,天天用核桃油擦拭。“文革”结束后,潘大卫想让冰箱物归原主。

  “我们要给他一万块钱作为奖金,”梁金生回忆,潘大卫听见就蹦起来摆手:“不要,绝对不要,就写一个市民捐赠,名字都不要写。”

  也是在1985年,河南农民何刚,把在自家院子里挖出的一缸银器,全部捐给了故宫。当时文物贩子扛着一麻袋钱去找何刚,他觉得“东西是国家的,得给国家”。

  “他们觉得故宫是那些宝贝最好的归宿,境界是这种的。”他把手向胸前抬了抬。

  在账本里埋头久了,对领导他也会“唱反调”。

  有一年,某部委到故宫来,要给可移动文物定价,“国家应该掌握一个博物馆藏品的价值”。

  “我说定不了,定了没意义。”他给领导举例子,“齐白石一个扇子,1952年买的,花了15块钱,写上15块,能代表什么呢?文物是无价的。”

  会议开了两天,梁金生犟了两天,最后没办。“调查文物的伤况,可以对决策者起到参考作用的工作,应该做。上面为了完成任务要做的工作,不能做。”他心里有条原则,为了这个,他不怕别人说他“倚老卖老”。

 

 


梁金生的黑色捷安特自行车从2003年骑到现在,晒成了灰色。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38年里换了5辆自行车。

  “他像一块板子,就钉在那儿了”

  2016年,梁金生的生活有一点变化,春节时搬到双井跟儿子梁骏一起住。

  搬完家,他一直转不过神儿来。

  梁骏印象里,父亲一年四季都是衬衣、西裤。“给他买牛仔裤、冲锋衣,不穿;买旅游鞋,不穿。皮鞋只穿一双,穿坏了,把鞋扔那儿,穿上新的回去。”有一年一气儿给他买了三双皮鞋,老爷子还是只穿一双,穿坏了再穿新的。

  “他活在自己的一套规则里,夸张点说,烟灰缸换了地方,可能都得急。”在家人看来,梁金生古板。

  黑色的捷安特从2003年骑到现在,晒成了灰色。海绵的座套磨破了,露出黑色的车座,梁金生有点愁,路边慢慢没了修车店,找不到人修。

  梁骏开了旅行公司,老伴儿苏剑爱热闹,退休之后,不存钱,全世界旅游。

  梁金生只和她出去过一次,“有苏联情结,只俄罗斯那趟去了”。更多时候,在苏剑眼里,他像一块板子,“搁到故宫这一个地方儿,就钉在那儿了”,拉不动。

  梁金生对故宫以外的世界没有很大的热情,除了涮羊肉和炒肝儿,他唯一的爱好是看体育节目。足球、篮球、斯诺克……“比赛和文物一样,不是瞎编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1994年,梁骏买了辆车。过了小半年,梁金生问他,“你这管谁借的车啊,该还人家还人家啊。”梁骏哭笑不得,“对房子、车这些东西,他不费脑子”。

  故宫80年代开始征集文物,财务处买文物就认梁金生一支笔。院里有人说,“老梁这是个肥差”。梁金生听了笑笑,文物的事儿,“一跟钱沾边儿,我就不愿意。”往口袋里塞信封儿的事不少,他的处置办法是“谁要给塞钱,马上就跟别人嚷嚷,对方听了就不敢再送。”

  除了故宫,梁金生最愿意呆的地方是当年下乡的扎鲁特旗。他的电脑桌面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原,那是最近回内蒙古时拍的。

  从结婚到现在,苏剑见梁金生哭过两次。“一次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一次是2006年内蒙古牧场的老场长去世。”

  那是半辈子里梁金生情绪最激烈的一次。他在老场长的家里“号啕大哭”,苏剑劝他,“你这么哭,让人家子女怎么办?”这才劝下来。

  梁金生有个心结,也是梁家人的心结——分散在北京、南京、台湾的文物能够真正聚一次首。

  年轻时,梁骏不理解,“在我看来,存在哪里都一样,文物是全人类的财富。”后来听父亲念叨多了,他开始明白,“对他来说,迎文物回家,就相当于等亲人团聚。”

  聊起一家五代的经历,梁骏说,“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对我来说,会让我非常抓狂。”他生在70年代末,赶上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爷爷梁匡忠给梁骏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关于工龄。“他生前一直抱怨,1949年之前,他在故宫工作的十几年,国家没给他算工龄。”梁骏说,“在爷爷心里,故宫是1925年成立的,他是给故宫工作,中国人的故宫。”

  父亲梁金生让他印象最深的记忆有两段。

  5岁时,他违反父亲的规定,爬上了姥姥家的房顶。那是唯一一次被父亲打,另一段记忆和梁金生的自行车有关。刚上小学时,父亲骑着自行车去学校接他,从北新桥骑回北京工体的家。一路上,书卷气的父亲教他背诵的是四言乐府诗《龟虽寿》。

  他至今仍能诵读: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