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来，张景宪寄出近千封信，帮11名烈士寻找到了家人。受访者供图
山东省菏泽市张和庄烈士陵园。受访者供图
山东菏泽市一社区党支部书记，11年前决定帮136位烈士寻亲；寄信近千封，找到11人的亲属
“该烈士（20岁）于1947年12月，牺牲于菏泽战役，望邮递员同志再辛苦一下，帮烈士找到家。”两周前，江苏南京邮政六合区分公司雄州投递部收到一封信件，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为“王慰华烈士”。
不过，邮政工作人员发现，信封上的地址已经不存在了。当地派出所听说此事后，加入到烈士寻亲行动。通过查询烈士家谱、查阅当地档案等进一步详细核查，派出所的民警最终确认，信封上的“王慰华”原名王殿华，并找到了他的亲人。
这是山东菏泽54岁的张景宪，在过去11年中，找到的第11位烈士亲属。
2008年起，每天去张和庄烈士陵园转转，成为张景宪的习惯。作为一名曾在前线参战过的退伍兵，他对烈士有种特殊情怀。张景宪有个心愿，为陵园里的136位无名烈士找到家。
烈士墓没有墓碑，张景宪通过村里老人口述，并查阅相关史料，确定了这136位无名烈士生前都属于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23师。根据该线索，他找到现在部队的军史馆，拿到了烈士们的花名册。
“写信是最古老的办法，也是目前最有效的方式。”自2008年至今，为了帮烈士寻亲，张景宪一共寄出了近千封信件。
3月11日，张景宪告诉新京报记者，帮无名烈士寻找家人，就像大海捞针，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会坚持做下去。
●谈缘起
曾经当兵 对烈士有特殊情怀
新京报：请你介绍一下张和庄烈士陵园。
张景宪：陵园全称是“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张和庄烈士陵园”。烈士们是在1947年12月牺牲的，陵园建于1948年。
这里埋葬了华东野战军136人，都是无名烈士。此外还有40位烈士有姓名、有详细地址，是我们当地的，都迁到这个陵园里来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每年清明节，我们当地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学校师生都会自发来扫墓。周围群众自发来的也很多，说明烈士们还没有被遗忘。
新京报：什么时候萌生了帮烈士寻亲的想法？初衷是什么？
张景宪：2008年，在一次扫墓时，有人说，这些烈士墓在这里这么多年了，可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家人在哪里。从那个时候起，我慢慢帮这些烈士寻找家人，结果这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此外，我当过兵，1982年入伍，1986年退伍，在前线打过仗。这些烈士虽然不是我当时部队的战友，但对他们，我同样有种特殊感情、特殊情怀。现在他们都已经去世几十年了，他们的家人也不一定知道他们牺牲在菏泽。给烈士寻亲找家，我想了却他们的心愿。
新京报：为何通过邮寄信件的方式帮烈士寻亲？
张景宪：这些烈士牺牲时，谁都不知道他们具体的家庭住址。后来，我从烈士生前部队的军史馆，找到了这份资料，从而得到这些烈士的信息。于是，我想通过书信，找到他们亲属。
虽然写信是一种古老的方法，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当年没有手机、网络，其他途径必然行不通。而且如果地址有变动，熟悉当地的邮递员也能很快在周边拉网搜索，这种方式很妥当。
●谈收获
寻亲多年 发现一位幸存“烈士”
新京报：最开始就你一个人帮烈士寻亲？现在有其他力量协助你吗？
张景宪：一开始，确实是我自己一个人找了几年。后来在搜集、整理烈士信息时，结识了很多热心志愿者。比如，当年我找到了菏泽一位研究党史的专家，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
再到后来，《齐鲁晚报》刊发了一篇有关我帮无名烈士寻亲的报道，引起了一位老兵的注意。他叫刘浩然，也是菏泽人，到我们烈士陵园调研了一圈后，他又给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据他介绍，这136位无名烈士生前都属于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23师，都是他老部队的战友。就这样，积累的资源就多了起来。
新京报：请你讲讲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寻亲经历。
张景宪：最有意义、最激动，也是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2013年，我当时按照烈士名单上的地址，帮一位烈士寻亲，找到了滨州的阳信县。按照好多热心人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本人，当时他还活着。
这让我十分激动。这个名为“魏元吉”的老战士，在菏泽战役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部队清理人员时，发现没有他，就以为他“牺牲”了，因此他被记在了烈士名单上。
所以说，这些年，他就是个无名氏。说实在话，这么多年寻亲过程，能真切地感觉到战争的残酷和战士的无畏。
新京报：到目前，你帮助多少位烈士找到了亲属？
张景宪：136位无名烈士中，目前我只找到了11位。每年清明节，他们的家人都会前来扫墓、祭奠。2019年，我刚发出去70多封信，现在已经有5位疑似烈士亲属主动与我联系，有的来自山东济南，也有的来自湖南长沙和江苏南京等地，目前正在对接当中。
●谈困难
寄信百封 被退率九成九
新京报：这些年，你一共寄出多少封信？信的内容是什么？
张景宪：从2008年到现在，我一共寄出过近一千封信。在信里，我会简单介绍一下烈士的情况，包括牺牲时的年龄、牺牲的时间、牺牲的地点、涉及的战役，以及烈士如果现在活着该有多大年龄等。因为想给烈士寻找亲属，年龄段有导向性作用。这样写，让大家看到信后，可以按照年龄段，向老年人打听，进而确认当年失去联系的战士身份。
新京报：寻亲期间，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景宪：我差不多每发出去一百封信，能被退回99封，这是最大的困难，也是最伤心的事。信寄出去了，寄出去的是希望，但回来的是失望，心里难免有些不舒服。
新京报：这期间你想过放弃吗？或者说，让你这11年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张景宪：说心里话，我还真没想过放弃。因为只要把信寄出去，就有一分希望在，不寄出去这封信，就一点儿希望也没有。无法找到烈士们的亲属，会带给我挫败感，这种感觉就是我的动力。
新京报：对你的坚持，亲朋是什么样的态度？
张景宪：起初他们不支持我这么做，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劝我有这精力，不如陪陪家人。他们只要一提这茬，我就会告诉他们，从老百姓的角度讲这是积善行德的好事，而作为一名基层干部，这是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久而久之，大家也就理解、支持我了，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
●谈意义
传“家书” 让烈士魂归故里
新京报：你认为帮烈士寻亲的意义是什么？
张景宪：烈士年轻的生命没有了，能够让他们魂归故里，这是目前我能想到的最有意义的地方。战时，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作为后人，我觉得应该把这些未送达的“家书”，替他们送达。
新京报：下一步，还会继续你的“寻亲之旅”吗？
张景宪：我现在54岁了，还可以再做几年，但是很多烈士的家人可能已经很大岁数了，这其实是在抢时间，趁很多烈士的亲人在世，要把这些“寻亲”信都给他们送到，我的使命就算完成了，人生也圆满了。
新京报：你想过老了之后，找个接班人，继续帮烈士寻亲吗？
张景宪：我还没有考虑那么远，但在我们家乡，有很多热心人都愿意加入到给烈士寻亲的队伍中。下一步，我希望全国都传递这种正能量，年轻人通过网络发布信息，扩散这些寻亲信息。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一凡 实习生 曹梦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