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化名）的左臂上，有两条十几厘米长的疤痕平行攀爬，凸起的粉红色，在夏天无处遁形。

他今年34岁，“溜冰”12年。不断进入体内的毒品让中枢神经变得紊乱，一次“点瘾”后，王成耐着心焦和狂躁去找毒贩，对方试图趁火打劫，把每克500元的单价提高到800元。

王成不缺钱，但在毒品的作用下变得易怒，他抄起高尔夫球杆打向毒贩的头，毒贩则把手旁的铁钩挥向王成的胳膊。

当精神和躯体被毒瘾攫住，吸毒者的人生便会立刻失控。王成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及时刹住车，而他的“毒友”中，有的自焚，有的跳楼，有的心梗，有的倾家荡产，有的进了监狱。

北京高新医院的医生徐杰见过几千例像王成一样的“瘾君子”。城市白领、打工者、政府官员、大学生、性工作者、生意人……褪去曾经的社会属性，变成了穿同样病号服的戒毒者。

今年的6月26日是第32个国际戒毒日，毒与瘾，依然是医患和全社会共同的敌人。

瘾

王成第一次见到冰毒是在2007年，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开车郊游，有人把类似冰糖的晶体放进透明玻璃壶中，加热后，顺着吸管吸食。王成以为那是水烟袋。

午饭时，因为晕车，王成没什么食欲，朋友说，“要不你抽两口，管用”。第一口第二口有点辣嗓子，第三口第四口就没感觉了，接着吸，全身舒服起来。就这么“上道”了。

世纪之交，冰毒、K粉等新型合成毒品开始在国内出现，并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泛滥开来。而2007年，是冰毒刚刚进入内地的时候。“那时候玩这个可以疯到什么程度呢？”王成说，“拿着壶，随便在大街上坐哪儿就可以抽，不用背着任何人，连巡警都不知道那是吸毒工具。”大半年后，对冰毒的打击开始严起来，王成们扔了壶，换成了随处可以买到的矿泉水瓶。

2018年10月30日，广州海关通报第三季度查获毒品走私案件的相关情况。图为缴获的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各类毒品。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因为家里有厂，1985年出生的王成有足够优渥的家境，高中毕业后，手里拿着大把零花钱，不愿意按部就班地工作，他开始放账（放高利贷），“说白了和黑社会一样，也就慢慢认识了那帮社会闲散人员。”

许多年后王成回忆，自己在历史课上学过虎门销烟，也在电视剧里看到过海洛因，很清楚毒品“不能碰，一旦成瘾就完了”，但在当时，既不知道冰毒是毒品，更没想到会成瘾。稀里糊涂地，就成了他们那个地方最早一批“溜冰者”。

和王成一样，李哲（化名）也在朋友的诱惑下接触了毒品。起初是夜店的摇头水，后来发现“没啥太大作用了”，接触到了海洛因。

从事戒毒工作的五六年时间里，北京一家戒毒医院的医生徐杰接诊过几千位吸毒者，有为了刺激和跟风的年轻人，有为了减肥的大学生和都市白领，有为了增强性功能的中年男性，也有为了炫富或是享受快感的富豪和官吏……

海洛因、麻古等传统的阿片类毒品价格昂贵，纯度高的海洛因每克能达到1000元以上，但冰毒等新型合成毒品相对便宜，有时花上两三百元就能购得一克。毒品价格的门槛降低，让很多低收入者也开始接触毒品。

两年前，徐杰接诊过一位中年男人，戒毒前，他在矿山上挖煤，家里有两个孩子，爱人没有工作，父母身体不好，作为经济支柱他需要不停工作，别人每月上十个班，他上二十个。因为是超负荷工作，有一次因为工作中打盹，手里的机器误伤了其他同事。

压力之下，男人听说吸毒之后人可以不用睡觉，于是接触了冰毒。毒品带来的亢奋让他不眠不休地工作。但很快，脾气暴躁，精神出现问题，数次家暴之后，他被送来了医院。

徐杰的患者中，有不止一位类似的体力劳动者。曾有一个大车司机为了多拉几趟货，经常开夜车，为了提神开始吸毒，最终丢了工作，人也变得恍惚失常。原本想要将家庭拽出贫穷的旋涡，没想到又因为毒品坠入另一个深渊。

吸食第一口毒品的时候，没人能预想到后来的失控。起初王成总想，等哪天吸腻了就放下了，李哲也觉得，自己想停就停了。事实上，“瘾”，已经攀爬到了人体的每个角落。

王成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焦虑、狂躁，一旦毒品断顿，整个人像野兽一样丧失理智，看全世界都不顺眼。他想起电视上的广告，电池没电时，连接在灯泡上，只能发出微弱的光，但只要充一会电，灯泡立刻亮得耀眼。“哪怕让我抽一口，就感觉充满了电。”

李哲也有同样的经历。吸毒几年后，有一天忽然不想吸了，却发现身体不同意。“浑身疼痛，忽冷忽热，流鼻涕，打哈欠，呕吐，拉肚子，肉疼，骨头缝也疼，真的，无法形容。”李哲意识到，“完了，已经放不下了。”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能控制毒品，但最后都是被毒品控制。”徐杰说。

失控

和毒瘾一起来的是赌瘾。接触了毒品，王成又被朋友拉着上了赌场。

十几年后，王成反思，或许最初朋友带他走上吸毒的路，就是因为认准了他钱多，人在毒瘾的作用下，赌得疯狂。

他发现，吸食冰毒后，人会变得偏执。王成以前从不赌博，吸毒后，推牌九、炸金花、百家乐，坐在牌桌前就停不下来，没日没夜地赌。

他的毒友中，有人夜里不睡觉，不停地洗车，洗过一遍再洗一遍，最后把零件也拆下来洗；有人抱着手机斗地主，几天后朋友再见面，发现他依然在斗地主；有人买回一整盒打火机，每天晚上对着它们琢磨构造和原理……

毒品检测设备。新京报记者王双兴 摄

王成脑袋里只有赌博，最夸张的时候可以一周不睡觉。那段时间，一米七二的年轻小伙子，体重轻到86斤，变得容易出汗、抽筋，只要稍微睡上几分钟，醒来就会“断片”，什么都记不得。

脾气也变得古怪。他比以前更焦虑、敏感、易怒，看到有人在旁边说悄悄话，就觉得他们要谋害自己；一言不合就要动手打架，王成的左臂上有两条平行的疤，右肘上则是一道弯折的伤，类似的痕迹还留在肚子上、腿上。

2016年，王成去找一个开酒吧的朋友，两个人坐在房间里“溜冰”，朋友靠在沙发上睡了过去。第二天接到电话，那位开酒吧的朋友由于突发心梗，去世了。

王成说，两年后，另一位朋友因为吸毒欠下高利贷，四处借钱无果，拎了一桶汽油，自焚了；同一年，还有一位朋友和女友吵架，女友威胁再吸毒就报警，慌乱之中，他从18层纵身一跃，坠楼身亡。

“现在想想，毒品这东西真挺可怕的，驱使一个正常人说自杀就自杀了，特别极端。”王成说。

徐杰介绍，冰毒等合成毒品会让吸毒者的大脑处于亢奋状态，神经递质增加，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因此“心瘾”更重，也很容易出现精神症状和心理症状；而海洛因等传统毒品让人处于抑制状态，主要伤害心脏、肝肾等器官，一旦“点瘾”，身体上的煎熬让人难以忍受。

李哲最狼狈的时候，每天脑子里只有海洛因，“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感一点儿都不剩，什么事都可以往后拖，只有吸毒不行。”最初每天吸不到1克，随着耐受性增加，毒品量也不断增加，到后来，每天需要3克才能维持身体的正常状态，李哲为此付出的，不仅有身体的损耗，还有每天将近3000元的经济开支。

“那段时间都不敢算自己花了多少钱，怕算完之后心脏受不了，嘎嘣一下过去了。”李哲说，因为父亲经商，家境宽裕，李哲在初中时手里就攥着几千元的零花钱，渐渐养成了大手大脚的花钱习惯。接触毒品后，李哲压缩一切开销，钱全都花在了吸毒上。

2016年底，李哲和朋友开车去玩，归途的高速上，李哲不受控制地睡着了。车速将近260迈，钻到一辆大挂车底下，弹出来，又刮碰到了另外三辆车。车祸让高速路堵了十余个小时。

“我的车比正常轿车矮一点，所以车顶被削掉了，但是人没有大碍，要是开正常的轿车，脑袋可能就被削掉了。”李哲说。那次车祸，让他的双眼皮变成了三眼皮，右侧眼睑留下了疤痕，那辆保时捷帕拉梅拉也报废了。

李哲的车在车祸中报废。受访者供图

李哲一米八的个头，鼻梁挺拔，眉眼修长，是个俊朗的男孩子。唯一的不同之处是整个人显得疲惫，声音极小，没睡醒的模样。

两个小时的对话中，唯一出现的语调波澜，是在提起前女友时。前不久，那个曾经陪他走过叛逆时光的女孩子嫁人了，“我了解她，她绝对不可能喜欢那样的（男生），可能就是随便找一个对自己好的人嫁了。”李哲有点尴尬地把眼泪憋了回去。

戒

几年前，母亲知道了李哲吸毒的事。“怕我做什么傻事，没有骂我，也没有说过我，就每天陪着我，走哪儿跟哪儿。”李哲说。那段时间，她迅速消瘦，还长出了白发。

不吸毒，身体的疼痛就会从骨头缝里冒出来，让人痛不欲生；但刚把海洛因吸食到体内，愧疚感又随之而来，觉得自己对不起家人。

双重煎熬下，李哲决定戒毒。

他从外面买回了绳子，告诉家人一旦点瘾，就把他捆到床上，无论如何别心软，也别松开。那次，他被从大年初一捆到大年初七，毒瘾作祟，李哲在房间里挣扎、大叫；母亲心疼，在房间外大哭。

那次的强制戒毒并未见效，时间不长，李哲重又碰了毒。无奈之下，他从沈阳来到北京，到医生徐杰所在的医院戒毒。

戒毒医院的楼层索引。新京报记者王双兴 摄

和李哲的自愿戒毒不同，王成是被家人“骗”来的。被发现吸毒后，他的生活开始受到家人的监督，“那几天特别焦虑，买毒品都得想尽一切办法，经常要忍着瘾，忍到后半夜给哥们打电话，让他们偷摸儿地送一口给我。”王成说。

一天，堂哥找他聊天，聊着聊着，假装漫不经心地给他看了看手机里的照片，是戒毒医院的病房。“你看这环境是不是还可以？就跟住宾馆似的。要不咱们过去试一个星期？”堂哥试探地问。

去就去吧。王成不耐烦。他打算到医院住上三两天，敷衍一下家人。

到医院后，家人说“我们去给你买点吃的喝的”，没想到的是，没多久，保安把生活用品提了上来，家人不见了。铁门一关，“再想下就下不去了。”

王成和李哲成了同一家医院的“病友”，一个在三楼的合成毒品病房，一个在四楼的传统毒品病房。徐杰是他们的主治医生。

平日里，徐杰和其他医生在一楼的办公室里办公，挂满锦旗的墙壁上，一个绿色牌子十分醒目，上面印着《戒毒条例》的第二章第九条：对自愿接受戒毒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对其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

在这儿，王成和李哲，和其他吸毒者，会在初步检查后接受治疗，医治毒品带来的身体损伤，同时通过药物进行生理脱毒，在后期康复治疗和心理治疗的帮助下，逐步降低、摆脱毒瘾。

刚入院的时候，心里像长草一样。弄不来毒品，就常常和其他戒毒者聚到一起，“别的不说，就互相议论那东西的事，你抽的纯不纯？有劲没劲？说白了就是过过嘴瘾。”王成说。

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个长度十几厘米的压舌板。一想吸毒，就到卫生间去，嘴张大，竹板探进喉咙，紧接着胃里翻涌，呕吐物一泄而出。

徐杰介绍，这是心理学上的厌恶疗法，连续21天足以让人形成条件反射，以至于看到、想到毒品会有呕吐的欲望。

救赎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新型合成毒品出现，徐杰列举，像烟叶的“娜塔莎”，事实上是一种合成大麻，服用能使人生幻，毒性强于传统大麻数倍；蓝色片剂“蓝精灵”，本名氟硝西泮，在坊间被称为“迷奸药”“约会强暴药”，服用后会不省人事，并产生顺行性遗忘症；简称LSD的麦角二乙酰胺，也被称为“邮票”，以彩色小纸片的面貌出现，通过皮肤黏膜便能吸收……

另外，吸毒者的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徐杰的患者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我接触到的很多家长，原来都觉得毒品离孩子很遥远，怎么会发生在自己家呢？后来突然得知孩子吸毒，整个人都蒙了。”徐杰说，“事实上，毒品就在我们身边，一定要从小告诉小孩，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

徐杰告诉记者，对青少年的性教育此前也是缺失的，但经过近几年的全社会参与，慢慢有了提升。但在对毒品的认知上，从家长到社会依然存在很大的空白。

记者采访时，一位母亲带着女儿找到徐杰，女生留着短发，瘦瘦高高，语气有些拘谨。几年前，因为痛经服用了某处方药，药物中的盐酸羟考酮是国家管控的一类毒麻药品，服用后，女生感觉到欢欣快感，开始从黑市大量购入，最多的时候，一天服用一百余片。

从2015年至今，徐杰接诊了近250例药物成瘾的患者，“处方药的滥用更为突出和严重，这也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

徐杰和患者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从五六年前开始从事戒毒工作以来，徐杰每年都会接诊五百到六百位患者，其中，大部分海洛因吸毒者会在出院后复吸，相比之下，冰毒吸毒者的戒毒成功率较高，但也有很多人出院后，徐杰再也联系不上。

去年8月，王成用一个多月时间完成了戒毒治疗，情绪渐渐稳定，他留在医院，成了一位志愿者。

他坦言，自己没有什么公益情怀，当志愿者也完全出于自私的理由：离开原来的朋友圈，是为了让自己彻底戒毒。

徐杰说，让一个人戒毒，必须先要戒掉原来的朋友圈，如果已经在生理上实现了脱毒，但心理上再次受到熟悉环境的吸引，努力就都白费了。以前的患者中，有人选择换一个城市生活，有人干脆出国工作，有人甚至上了远洋捕鱼船，一出海就是半年，慢慢摆脱了毒瘾。

在医院当志愿者的生活还算清闲，王成有时帮忙去外地接患者来北京，有时和戒毒者谈谈心、聊聊天，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一方面因为逃离了毒和瘾的束缚，另一方面，是因为重新找回了被信任、被尊重的感觉。

吸毒的12年，以前的朋友早就疏远，身边全是“瘾君子”，大家因为毒品聚在一起，关系好坏，全看手里金钱和毒品的多少。

王成说，重新回到正常的社会中，自卑感经常侵袭。“有时别人看我一眼，我就会特别不自在，心里想，他们是不是怀疑我吸毒啊？”时间久了，就开始逃避人群，因为总觉得别人看向自己的眼光有异样，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朋友的婚礼了。而在吸毒前，王成家世显赫，经济阔绰，是“特别骄傲的一个人。”

在医院的志愿者生活让他重新找回“人”的感觉。进进出出，保安会笑着和他打招呼，有时犯了毒瘾，对方还会形影不离地陪在身边，担心王成再沾染毒品。

前不久，医院领导要外出参加活动，司机不在，便请王成帮忙开车。晚上，各自归家，领导让王成把车开回医院。攥着钥匙的一瞬间，王成突然感动得不行，“我是一个吸毒者啊，人家能这么信任。”他说，“以前，我有朋友吸毒没钱了，借别人的车，然后偷着给卖了。”

徐杰说，吸毒者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坏人，是社会的渣滓。他们是走错路的人，是违法者，但同时也是毒品的受害者，是病人。“他们需要的是同情、支持、理解、包容。”

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编辑 胡杰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