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注意了！新型病毒传染快，自己的生命自己爱。不办酒，不吃酒，身体健康才会有；不赶场，不集会，以后有的是机会……”

这是四川西南部某镇的防疫宣传视频。画面中，一辆七座面包车停在窄窄的乡间小路上，挡风玻璃前挂着红色横幅，写着“疫情防控宣传车”。车顶是一个圆形白色扩音器，循环播放着宣传音频。镜头一转，可以清晰地看到道路两旁的菜地、山间茫茫的白雾。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二，在镇政府负责民政工作的张强（化名）开工返岗。四川西南多山，村与村之间相隔较远，住户分散，讲着当地方言的大喇叭成了最常见的宣传工具。

“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移动喇叭。”张强说，不同的是，有的村把喇叭放到车顶，有的村用摩托载着喇叭，有的村里村干部自己拿着喇叭满村转。

1月26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超500万人离开武汉。疫情也随着人流从武汉扩散到更远的地方，把许多街道、乡村变成了防疫“小一线”。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地的基层干部为了防控疫情各出奇招。

腊月二十九，一场街道办的动员会

张强最早知道新冠肺炎，源于武汉警方的一次通报。

那是2020年元旦，武汉警方称，有8人在网上传发与肺炎有关的不实信息；随后，公安机关对8人进行了教育批评。“但当时看到的是有人转发的辟谣信息，所以没放在心上。大家都觉得无所谓，是个谣言。”

20天后，张强和家人到药店买药时发现了异常：结账时，有个人差点把店里的口罩买光，药店老板也说最近口罩脱销。张强赶紧买下了店里仅剩的5个棉纱口罩，脑子里紧了一下。

按照以往的习惯，那几天亲友会一起聚餐。但前一晚，消息灵通的家中长辈刻意打了电话，说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今年的聚餐就免了。两件事情一叠加，张强感觉情况可能比较严重，上网一查，“消息就铺天盖地的来了”。

几乎与张强同时，在湖南长沙某街道任职的王丽对肺炎警觉起来。1月20日，她从电视里看到了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的采访，知道了新冠肺炎“人传人”。她迅速让父母出门买口罩，父母生活在长沙的一个镇子上，镇里的几家药店口罩已经缺货。

1月22日，武汉汉口火车站，佩戴口罩的旅客。图片/新京报 拍者

1月23日下午，王丽所在的街道召开了年前工作总结会。按照往年惯例，总结会就是强调一下作风建设和纪律问题。但这次的会议气氛有些紧张，每个人都被安排了固定的座位，分管领导还一再强调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请假。

会场内，200多人聚在一起，包括王丽在内的一半人戴了口罩。“但当时没有确切消息，大家都不清楚肺炎到底什么情况。”王丽事后回忆当时的情形，感觉那是一件颇有风险的事。

那次会议上，领导强调要注意防控，还要告诉身边的人疫情的严重性。至于具体怎么防控，领导没什么好策略；疫情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在场的人谁都不太明确。“所以下面执行的人也不知道要不要大力宣传疫情的相关情况，万一造成恐慌，大家都是有责任的。”王丽说，干部们最终决定依靠口头、微信等方式在有限的人群内传达疫情。

王丽是一名“80后”，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她记得“非典”初期也是谣言满天飞，大家都很恐慌。这一次，新冠肺炎前期的发展与“非典”时期很像，“我自己感觉肯定是严重的。”

“能不出去的就不出去，能不进来的就不进来”

和王丽一样，张强是在腊月二十九的年前总结会上接到任务的：和村干部一起入户摸排外地回乡人员。“因为村干部是最了解情况的。年前谁从哪儿回来了，他们基本都知道。”

张强工作的地方在四川。他所在的镇将回乡人员分成三个层次：从武汉返乡的、从湖北其他地市返乡的、从其他省市返乡的，从武汉返乡的是重中之重。但随着疫情发展，摸排工作不断接到新要求，“像1月30日，又给我们提了一个重点，因为重庆和湖北接壤，重庆现在的确诊病例比较多，所以又要求把从重庆回来的人当作重点排查对象。”张强说。

对于不同层次的人员，监管要求各有不同。比如从武汉回来的人，每天要接受两次体温检测，从其他地方回来的人只需检测一次。张强说，这些工作都由村医负责，一个七八百人的村子，外地回乡人员不超过50人，村医的工作量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河南某村村口设置的检查站，核查进村车辆及人员。  受访者供图

王丽的摸排工作，从村子一路延伸到街道所在的行政区边界和高速路口。为了排查往来车辆，他们在高速收费站、进入行政区的街道间设置了两个检查闸口，街道工作人员、执勤民警、测量体温的医护人员全部在场，入区车辆一律接受检查。

“2019年猪瘟的时候，我就守过这边的两个路口，查猪，现在又在这里查人。我对那个地方也很熟了。”王丽说。

对入区车辆的检查分门别类：长沙牌照的，只需测量乘车人员体温，无异常就能放行；湖北省外的外地车牌，要询问车从哪儿来、是否去过武汉，并登记车主手机号码。

湖北省内的车牌登记信息更加详细，车辆何时离开湖北、从湖北何地离开、要去何地、是否会在当地居住等等，都要问到。登记完信息后，工作人员还会把信息转发至车辆的目的地乡镇或街道。“微信工作群里每天都有在高速路口统计的数据，工作人员还要写一两百字的小简报。”王丽说。

另一项工作重点是减少人员流动。

吴刚是湖北省黄冈市某村的村委会副主任。在当地，一个村子的日常管理工作会被划分至几个垸内，吴刚负责管理其中的一个垸。

吴刚家在垸口，1月25日左右，两辆汽车横亘在路中间，挡住了唯一一条进垸的道路。也是从那天开始，垸口设置了检查人员，劝返往来拜年的人员。

同样在村口设置路障的，还有河南省商丘市某村。据该村负责民政工作的林芝介绍，从1月25日（大年初一）开始，村口设置了可移动路障，上面还拉起了横幅：湖北返乡人员请自觉在家隔离。路障旁，村委会的执勤人员支上桌子，摆好体温计、新冠肺炎宣传单和信息登记表。“如果不是很特殊的事儿，村里面的人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外面的人能不进来就不进来。”林芝说。

其实没有文件要求通过封村、堵路的方式隔离人群，但任务下来了，基层干部就得想办法。“他们用一些比较土、比较原始的方法去执行，但效果非常好。”河南某县级政府工作人员感叹。

在红白喜事面前如临大敌

大年初二，张强返岗的第一天就遇到了难题：当天，一户村民家里有喜事，要办婚宴。但一天前，四川省市场监管局才联合省卫健委、省商务厅发出通知，要求禁止任何餐饮单位和个人举办任何形式的群体性聚餐。但农村办酒少则十几桌，张强说，按照每桌10人计算，至少要来上百人。

要叫停这场婚宴吗？张强有些为难。“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从初二开始的，他们就是这天办婚礼，之前也没跟人家说过这个事情。你现在过去搅黄了，人家肯定有抵触情绪。”但张强想了想，还是和村干部一起硬着头皮找到了这家人，双方协商后决定，婚宴照常举行，原本定在晚餐后的表演取消。

婚宴开始前，张强和村干部收集了所有外地宾客信息，还给宾客们发放了防疫宣传单。在四川西南，统揽婚礼全局、负责招呼宾客的人叫“支客”，会随身携带话筒。张强把“支客”拉到一边：“不要光喊客人们吃吃喝喝，你再把卫生防疫知识在这个喇叭上说一下。”

婚宴开始后，意想不到的局面发生了——许多受邀宾客没来，桌边的很多位置都是空的；即便是那些到了现场的客人，也没怎么动筷子，“可以说是把肉端到桌子上都没人吃。”张强暗暗松了一口气，看样子大家都很重视这场疫情。

那场婚宴过后，镇里除丧事外的宴席全停了，丧事也只能办两桌。为了从源头控制聚餐，镇干部找到了所有能做大型宴席的厨师——总共不过10人。干部们说，防疫期间不能接酒席，“所以这几天老百姓有人想办酒，也找不到厨子了。”

最近几天，张强发现在生命安全面前，普通居民的防范意识很强。他时常看到坐在田边晒太阳的村民，都是一个人戴着口罩孤零零地待着，相互间隔着老远，“这儿坐着一个，那儿坐着一个，多得是。”

湖南一边，王丽也在努力防止人群聚集。

这几天，长沙气温回暖，公园里的梅花开了。按照往年的习惯，每到此时便有许多人到公园赏梅。1月28日，王丽在公园入口处挂了7条横幅，劝大家不要扎堆，容易感染。公园里还有两名执勤人员，一旦发现五六个以上的人群聚集，就会规劝他们分开。

长沙的KTV、网吧、餐馆、麻将馆等人员聚集场所也都关了。“小区里面的婆婆嬢嬢最喜欢打麻将了，不关停麻将馆真是好大的风险。”王丽说，工作人员每天还会去麻将馆一类的地方检查，谨防他们偷偷开门，“就像打游击一样。”

为了做横幅，市里的红布被买光了

除了基础性的防疫工作，许多基层干部还要承担宣传职能。

林阳在河南省某县的纪委监委工作。1月25日，林阳所在市的基层乡镇要悬挂防疫横幅，但县城里做横幅的门店都关了。一些基层工作人员联络了各种地方，最终在郑州找到了还能做横幅的店铺，便连夜派人过去定制。

“因为各个街道、乡镇都要做横幅，我们市里的红布一下就被买完了。”林阳说，一些乡镇实在没办法，就连夜赶制了大字报，手写了宣传标语。

王丽也要参加防疫宣传。1月25日，街道干部自制的宣传横幅上，是网上流行的通俗易懂、接地气风格。比如河南信阳的七里棚社区，就曾挂出过“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等宣传横幅。王丽说，他们做的横幅与河南的很像，“很通俗，但可能有点极端。”王丽表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通俗”的横幅，传播的效果会更好。

春节里，仍在营业的横幅店是绝对的稀缺资源，王丽能把事情办成相当不易。让她没想到的是，大年初一做好的横幅，大年初二就差点“下岗”。因为区里统一下发了十多条宣传标语，王丽没办法，只好请人再做一批。

河南信阳七里棚社区的宣传横幅。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网页截图

到了大年初三，区里的横幅挂出了街，市里又下发了15条“文绉绉的、书生气的”宣传标语，要求按照这个标准做。彼时，前两天的横幅已经挂满了街道、社区和公园，王丽没换，“如果再做的话再用市里的内容吧，不然太浪费钱了。”

宣传口径的另一项工作是填表，每天每个单位派出了几辆宣传车、出去了多长时间等，都要填表上报。

王丽要求手下的宣传专干把这些内容统计好，按照区委宣传部的要求做成表格，再由自己上报。但同样的宣传车数据，卫健部门、城市管理部门也要统计，所以卫健专干、城管专干又要按照各自条线的要求重新填表。“就宣传车这一件事，我知道的至少要报三条线。”王丽说。

好在从1月27日起，街道对表格进行了整合，各部门只需填报自己主要负责的工作。“比如我负责宣传车和横幅的统计，今天有几辆车、什么时候出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城管负责统计聚餐情况，今天哪个村有红白喜事、劝停还是暂缓、暂缓的时间确定没有、负责的领导是谁，都分开了。”在王丽看来，表格整合后统计的内容更详细、数据准确性也更高，但对一线工作人员而言，工作量也大大减少了。

极为有限的防护措施

在长沙，街道人员返岗后，每天可以领到一个一次性口罩，有一天领到的还是防PM2.5的口罩。口罩防护效果有限，面对大量湖北返乡人员，摸排时是否挨家挨门入户成了一个问题。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又是在过年期间，你不可能隔着老远跟他喊话。你进门后还要先跟他拜年，聊一会儿天，才能把登记的事情讲一下。”王丽说，如果不站得近一点、表现得亲切一点，对方很难配合工作。“你站得十万八千里远，他才不会给你登记。”

可一旦切入正题，情况往往陷入尴尬。当王丽告诉村民要佩戴口罩时，对方通常会问“你要发口罩给我们吗？”王丽瞬间哑口无言，“他们总觉得政府是万能的，觉得政府喊一声就会有无数的口罩，有些事你没办法跟他们讲清楚。”

张强也缺口罩。他1月30日戴的是一个白色棉布口罩，2019年闹猪瘟时剩下的，已经戴了两三天。因为没口罩，有时到村里检查，张强也只能坐在车里远远地看一眼，和村民隔着一段距离打个招呼。

“村医有一堆口罩，防护服其实也有，但那是村医的储备物资。”张强说，镇里、村里再缺物资，这些东西也不能拿给其他人员用，只能留给村医。

为了找到可用的防疫物资，张强镇上的干部们发动了各种社会关系。前几天，镇里好不容易买到一批口罩，原本准备下发给各基层工作人员，可快递走到一半就被截住了，“说是这批物资被调往武汉了。”

河南某村的工作人员在村口登记武汉返乡人员。 受访者供图

因为防护措施有限，王丽一度担心自己成为移动的“传染源”。“我有一个女儿只有3岁，我特别怕传染给她。我跟我老公说，不论怎么样，你一定要保护好她。”提起女儿，王丽的声音有点哽咽。

如今，每天下班回家，王丽要先在家门口摘下口罩，扔进专门的垃圾桶。进门后脱下外套，再用酒精把裸露在外的皮肤、手机、挎包全部擦拭一遍。换完衣服、洗完手，她才会抱起自己的女儿，“我能做的，好像也就这么多了。”

1月29日中午，距离疫情中心最近的吴刚，终于收到了一批他和村民一起筹钱购买的一次性口罩，大概几百个。他把口罩装到一个白色的塑料口袋里出了门。接下来的两小时，他要按照每人一个的数量派发口罩。连续数日的阴雨天气，在这一天放晴。

（文中张强、王丽、吴刚、林芝、林阳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李桂  实习生 曹一凡

编辑 滑璇 校对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