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27 14:30:31新京报
原创版权禁止商业转载授权

解读富士康“十二连跳”之惑(2)

2010-05-27 14:30:31新京报

  
  严密的科层化管理
  
  在富士康生产区旁,有整洁的篮球场。而那些球场并不属于普通工人。普通工人们的球场在宿舍楼边的空地上。那里仅有篮球架,地上没画任何线。
  
  等级,在富士康里有着最现实的体现。
  
  富士康曾以“军事化管理”闻名。富士康资深副总经理何友成解释说,那是一种误读,所谓军事化管理,无非是在上班前员工一字站开,听领导布置当天的工作。
  
  但除了这些,富士康还有着严格的科层制度,员工被分为非铨叙(即临时工)与铨叙(可以不断晋升的员工)。非铨叙工作一段时间可升为铨叙。而铨叙分为员3级和师14级。
  
  刚进来的大学生一般为师2级,郭台铭是师14级别工程师。而周立这样的普通工人则属非铨叙。
  
  一位富士康员工说,现在要求宽松很多,不过还保留一些严苛作风,“招工时会被问到有没有当过兵的,一般当过兵的会比较容易升线长组长。”
  
  员工宿舍也有着类似军队的种种规定,规定细到睡觉头吵哪边,床上只能放那些东西。外衣不能自己洗,只能交给洗衣公司洗。
  
  “我曾经在活少时借上厕所出来玩手机,被巡查的课长抓住,连同组长和线长都被责骂。”一位富士康徐姓员工说,“组长他们挨了骂又过来骂我,反正就是这样一层层往下骂。”
  
  学者苏伟伦在他的一本书中,对富士康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严格的制度令富士康成为一个执行力强大的企业。因为这个超大型企业常会接到“大单”和“急单”,所以执行力成为这个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刘开明告诉记者,日本、韩国企业和受日本企业文化影响的台湾企业的等级制度异常森严,他们非常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这种制度本身也会造成精神焦虑和内心压印。而且人们会忽略制度本身的问题。”
  
  “封闭”之城的孤独
  
  刘开明一直关注着富士康自杀事件。他发现,那些跳楼者的内心都极为孤独。有的孤独由企业造成,另一些孤独是员工的性格所致。
  
  而法国学者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
  
  5月14日,富士康龙华厂区男员工梁姓从7层宿舍楼上坠地身亡。他21岁,进厂半年,和同宿舍的员工几乎没说过话,大家对他的信息基本一无所知。
  
  4月6日,观澜厂区,18岁的饶雪琴坠楼,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其入厂才一个多月。父母称,她平时很少和家里交流。
  
  龙华厂区一名田玉于3月17日跳楼,目前也在医院治疗。她也不愿意向家人述说心里的话。
  
  采访中,周立能理解自杀者的孤独心态。他说,是的,这里的人似乎都很孤独。他入厂3个月,还不知道宿舍里任何一个室友的名字,“每天点个头就过去了。”
  
  周立现在的生活像钟摆一样简单,每天就是工作、睡觉,睡觉、工作,还有就是吃饭时的休息,和在路上的行走。厂区太大,每天来来回回的走,就花去周立余下最后的1个多小时。
  
  “顶多就是周末,去找老乡玩。”周立说。
  
  富士康——这个超大型代加工企业——大得就像一座中型城镇。这里有医院、电视台、书店、图书馆、体育场等城市社区的大部分功能。
  
  但周立说他们更想要公园、电影院,以及更多的休息时间或者是社团活动。“不然,这里就是一座封闭的城。”
  
  刘开明认为,孤独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又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有人就会选择自杀。
  
  最后一根稻草
  
  刘开明告诉记者,在上诉环境造成的层层精神压力下,最后再遭受生活上任何一次挫折或失败,都有可能压垮整个生命,“即便有时候这些挫折,常人看来极为细小。”
  
  饶雪琴父母说,女儿是因感情问题跳楼。梁超的大伯梁献中对记者说,因为岗位调动让梁超一时难以适应,梁超觉得“都是陌生人,工作压力很大”。
  
  记者还了解到,有一名坠楼者是因为发现自己不孕不育。
  
  还有一些坠楼者至今不知道原因,比如卢新。
  
  5月6日,22岁男工卢新从阳台跳下身亡。卢新,湖南人,毕业于湘潭大学,家境贫困,靠贷款上学。因为是学校的干部,所以2009年顺利签约到富士康,属于新干班成员。
  
  他性格活泼,爱唱歌,理想,当公务员。他也是在富士康的年轻人中少数往家寄钱的,第一个月工资1800多,他的朋友看到他认真地在汇款单上填下1500这个数字。
  
  入厂后,卢新生活一直很正常。事发前偶尔向朋友曾红领表示,睡眠不好,早晨四五点就醒,此外觉得休息的时间少了点。
  
  5月2日,卢新约同学喝酒,据他朋友说,卢此前很少喝。
  
  5月4日,晚6点多,卢新要求回家。校友曾红领送他到梅林关时,卢突然改变主意,要去宝安汽车站,找朋友。到了车站,卢则去找了警察,说有人要杀他。晚10点半,卢新回到厂。
  
  5月5日,同学通知他母亲来厂。卢知道后,给母亲电话说没事。当天吃晚饭,卢几乎没吃。饭后散步到工作地点附近时,卢不肯往前走。回厂途中,卢出汗、颤抖,被送回住处。
  
  随后,卢辗转睡不着。曾红领等同学看着他。曾红领告诉记者,“后来他说,我熬不过今晚。凌晨时,卢推窗说看风景,随后跳楼。”
  
  发展社团温暖心灵
  
  在跳楼事件频发后,富士康开始开辟关爱热线78585,其为“请帮我帮我”的谐音。但让富士康资深副总经理何友诚有些失望的是,厂区员工大多形色匆匆,不怎么留意那在空中飘荡的宣传条幅。
  
  除此之外,富士康还开办讲座,实行“联防制度”随时了解员工情况,富士康还开始调整员工宿舍,让员工自行组合,以增进彼此关系。
  
  刘开明博士认为,单单开通一些热线不足以解决,代加工企业需要从全方面提供一个良好的社区生活,要让健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刘开明说,富士康曾有过打算建小学、幼儿园,后因政策所限为能成型。
  
  “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刘开明说,学校此类相关设施的齐全,有助于外来打工者建立家庭,融入社区,增加稳定性。政府应该帮助企业建立类似的公共服务设施。
  
  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则认为,整个社会应该对“富士康”所存在的问题加以重视,因为这并不是富士康所独有,而是所有代加工企业都会有的。
  
  袁易明说,代加工型企业是国际分工的产物,只要国际分工存在,它就会存在。而且,中国的成本优势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所以代加工企业在中国也会长期存在。
  
  已经离开富士康的王勇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富士康跳楼事件只是个开头,今后其他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会面临相似困境。”
  
  在发生“第10跳”后,富士康科技集团开始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
  
  这些工作措施包括:邀请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等方面知名专家入厂专项指导,首批聘用了10位专职心理辅导员,首批培训了100位心理咨询师,为员工排忧解难;建立“员工关爱联席会议制度”,现场解决问题。建立员工关爱中心,为需要帮助的员工提供专业化、全方位的关爱服务。
  
  刘开明说,尤其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更需要多倡导关爱,才能让冰冷的代加工经济多些温暖。而且,还应该让员工自主发起一些组织,以及更多NGO组织能够对员工进行精神和经济上的援助。
  
  本报记者 孔璞 深圳报道
  
  

[上一页]  [1]  [2]

点击加载更多

    • 一天
    • 一周
    • 一月
       回到PC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