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怡伯
美国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规划、政策制定和污染源地区主管副局长
2006年，洛杉矶，公路上挤满了车辆，当地车辆燃油含硫量很低。
2009年，洛杉矶，新环保法规定只有轻污染新型卡车才能进入港口，这引发卡车司机抗议。
美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副局长称，民间团体监督有利环境立法；洛杉矶上世纪曾发生光化学烟雾污染
中国科学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研究组专家表示，1月份京津冀发生的强霾中检测出上世纪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污染物的主要成分。雾都伦敦大家早已熟悉，其实由于重工业和汽车尾气的共同作用，洛杉矶也曾是污染严重的“雾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该地发生了“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之一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从那之后，洛杉矶以及整个南加州地区开始了近70年的空气治理，直到今天，洛杉矶PM2.5已经达日均35微克的低值。2月6日，美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副局长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空气污染治理不仅是立法，更重要的是监测和不断改进。
现状 PM2.5已低至日均35微克
新京报：美国南加州现在的空气质量总体是怎样的？
陈林怡伯：现在南加州有四个郡，加起来一共6000平方公里，有着1600万人口，经常开在路上的车辆大概有1000万辆。
目前，我们的PM2.5年平均值一直是15微克，去年12月刚刚降到12微克。我们PM2.5的24小时日均值则是35微克。
我们现在依然有空气污染问题，但与50年前比起来实在是干净很多了，不仅是数据，也有确实的进步，现在大家会说，洛杉矶还有山，以前大家是连山都看不到的。
新京报：空气污染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是什么？
陈林怡伯：根据最近的研究，在南加州，每年PM2.5仍然造成很多人早死。PM2.5还会对心脏、呼吸有影响，尤其是柴油造成的悬浮粒，都是致癌原因之一。因为空气污染，有的孩子不能上学，或者上班的人需要请假，这造成很大经济损失。
新京报：南加州在上世纪50年代时，空气污染严重，你们是怎么一路走来的？
陈林怡伯：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洛杉矶空气污染很严重，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非常简单。那时洛杉矶还有许多重工业，烧的油很脏，有很大的烟，并且严格管制后仍然无效。
后来，人们又发现车辆运输、交通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现在看来，空气污染问题相当复杂，不是单单一个污染源就能承担所有责任，需要全面地对空气进行治理。
治理 不在立法多少而在随时监测
新京报：那你们到底如何治理空气的？
陈林怡伯：治理空气没有一个简单答案，需要做很多配套管理，特别是要做计划。要调查空气污染根源是什么，找到答案后就要制定法规，然后发放许可执照，来规定车辆、工厂怎么执行法规。我们还要进行现场稽查，才能知道法规是不是真正落实了。
空气治理到底成效怎样，不在于通过了多少法规，而是在于对大气的监测，我们现在有34个大气监测站，来判断空气品质，然后根据报告再回过头来改进计划。
新京报：一些具体的治理例子是什么？
陈林怡伯：车和油的品质越来越好。我们现在的柴油含硫量只有15ppt，汽油只有20ppt，这已经很低了。另外，车引擎设计也有很大改进，不仅减少排放，也减少烧油。
对于老旧工厂，我们希望它们不要只是修修补补，来符合排放标准，最好是更新换代。
我们会通过配套经济效益来鼓励工厂更换车辆。去码头的卡车要改用天然瓦斯，或者换成新型柴油车，我们会给每辆车8000美元补贴。
立法 环境法规优先考虑健康因素
新京报：洛杉矶空气治理也伴随着经济发展。在治理过程中，投入大约多少？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陈林怡伯：我们每次立法，都要评估经济效益。比如，要减低碳排放，这差不多每年要投资几亿美元，但效益却是大过投资的。考虑到民众健康，对旅游业的帮助，大气治理投资的回报是成正比的，而且科技进步也可以逐步减少成本。
过去几十年，空气好转的同时，GDP也在增长，南加州经济日趋多元化，一个产业受限，其他产业还在增长。
新京报：你们的环保部门在面对其他部门、产业或利益集团时，是否存在压力？
陈林怡伯：不能说没有压力，一定是有的。但环境法律基本原则不是考虑对经济的影响，而是更关注健康，所以压力就减轻了一些。环境标准是以健康为唯一考量，但在执行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出分期目标，这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
其实空气治理既需要政府机构彼此配合，也非常需要民间团体的监督。我们的环保团体对空气品质非常重视，无论是舆论界还是环保团体，他们的监督看似很麻烦，但事实上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的立法工作。
新京报：在中国空气区域联防联控呼声很强，这方面洛杉矶是怎么做的？
陈林怡伯：我们整个南加州地区的空气治理是4个郡合起来一起做的，这是按照空气的区域划分的，即使是上风地区，也需要做管制，这是空气污染法规定的。
另外，美国联邦环保署会进行协调，各地方政府协商，相互合作，根据空气污染来源和方位，设计出合理的排放比例。
处罚 重污染者日罚5万美元
新京报：你提到，政府在空气治理中，有立法完善、技术更新、经济刺激等措施，那你们是否也有行政上的措施？比如，在重污染天时采取强制性行政措施？
陈林怡伯：有的。我们很久没有空气糟糕的时候了，但法规是有的，是民众讨论后制定的。比如在PM2.5过高时，家里不准烧壁炉，烧木头，因为我们监测发现，PM2.5样本里这个来源相当高。
还有，比如说夏天臭氧超过某个指数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求工厂停止生产，比如削减50%，更高的时候甚至要完全关闭。
新京报：在企业排放执法监督上，你们是如何做的？
陈林怡伯：我们有24小时投诉电话，即使是半夜也会有人回应。我们的稽查人员在外会以不事先通知方式巡视，如果初犯，先警告改进，否则重罚，甚至要吊销执照。这些督察是公平执行的，不开后门。一般公司都会很注重形象，注意改进，民众监督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新京报：如果处罚方式是按污染次数计算，那么企业违法成本很低，请介绍一下加州“按日计罚”的情况。
陈林怡伯：每天5万美元是由加州相关法规制定的。最高上限一天5万美元是从违法的第一天开始计算，按天算起算到整改当天，因为空气品质一般就是按24小时监测的。
另外，空气质量也有一个年标准，如果违反了年标准，那就按365天算，这个没有处罚上限。还有就是吊销执照，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更大制约，因为所有的投资都没有了。
而如果按次数处罚污染，那么10天的违规和20天的违规就是一样的了。
我们的环保团体对空气品质非常重视，无论是舆论界还是环保团体，他们的监督看似很麻烦，但事实上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的立法工作。
——陈林怡伯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金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