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和撰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三卷本的《文集》编入文稿406篇,80余万字,其中的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邓小平“文革”期间的部分文稿,首次对外披露。

  凡有手稿按手稿刊用

  昨天下午3时,《文集》已经摆上北京王府井书店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专柜。在王府井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新京报记者未见到《邓小平传》。

  《文集》白色封皮,扉页上印着一行红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文集》出版说明称,邓小平最主要的著作已经编入《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但还有大量的文稿没有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批重要文稿,对于学习邓小平理论,了解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具有重要价值,因此编成《文集》。

  《邓小平文选》未收录1966年至1974年的文稿,本次《文集》则收录了50余篇邓小平在这期间的文稿,其中包括多篇邓小平在“文革”开始前后的内部讲话和书信。

  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编入《文集》的文稿,包括讲话、报告、文章、批语、书信、题词等。已公开发表过的,做了文字、标点、史实订正。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凡有手稿的按手稿刊用。

  文稿和传记截至1974年

  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是为“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第二起”。

  本次出版的《文集》和《邓小平传》,时间都截止于1974年,即“第二起”恢复工作后。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发动多次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文集》记录了邓小平在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态度。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曾在多个场合表态“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他曾说:“在运动中,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党龄较老的党员尤其应该如此。”

  对于全国上下大炼钢铁,邓小平1959年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说:“这一时期造成党内最大损失的是浮夸风。包括我在内,说了不恰当的话。当时确有那股空气,我们居然相信了,当然也有部分不信。”

  收录被打倒期间撰写材料

  《文集》还收录了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答复有关单位的询问写的书面材料。

  在1972年6月撰写的《对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回忆》一文中,邓小平简述了自己参加红八军的经历以及红八军失败的原因。这是《文集》中为数不多的,由邓小平亲自撰写的书面材料。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开始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文集》中收录了多篇邓小平“复出”后参加外交活动的讲话。邓小平当时就关注钓鱼岛问题,1974年会见日本社会党友好访华团时说:“像钓鱼岛这样的问题,就是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有历史资料。处理这样的问题,总应该有办法嘛!”同年,他在一次国庆活动上说:“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

  【摘要】

  谈整风

  批评我们的人,大多数是中间分子,有的骂我们也骂得很凶,有那么一股情绪,也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不是恶意,不是想把我们这个政府打倒,无非是过去有一肚子气。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没有讲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当然,也还有不少中间分子是讲了公道话的,而且中间分子讲公道话的越来越多。最近,甚至于批评右派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中间分子的话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我们很有益处,不管讲得如何尖锐。有些对我们有隔阂的,有怨气的,出了气就好了。

  ——《关于整风运动》,1957年5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说

  对有些科学家,特别是有建树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有科学水平的,只要不搞政治活动,中央确定采取不斗、讲清楚的办法。

  ——《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1957年8月23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右派斗争等问题

  谈大跃进

  教训是深刻的或是沉痛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就是方法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就要调查研究。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毛主席自我检讨了,并对省地市及中央各部委将了一大军。毛主席调研最多,他说也不够。这是这几年的根本教训。

  ——《大跃进以来的教训是调查研究很少》,1961年3月27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谈“文革”

  毛主席: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党政机关。

  ——1966年6月30日,邓小平起草的和刘少奇联名的信。

  谈反腐

  根据北京的经验,运动深入后就发现了“老虎”(指三反运动中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的称呼,编注),所以提出“打老虎”的口号。云南现在还没有发现“老虎”,证明运动还不够深入。从内外找材料研究发现问题,从具体的一事一案去研究发现线索,是一定可以打到“老虎”的。

  ——《三反运动要达到改造干部思想的目的》,1952年1月29日,在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谈形式主义

  有的机关每天下班后,规定学《毛选》,学文件,有娃娃的也不能回去。其实,效果很差,是在那里搞疲劳战术。《毛选》怎么学法才有益处,要研究一下,总要让人学得有味道才行,统统按一个办法不行。现在有不少学习标兵,各家都搞了,如果统统按学习标兵那样要求也不行。有些文章学过很多遍,像毛主席的四篇文章前两三年就学,现在又重复学,年年都学,作用究竟有多大?又比如讨论,今年讨论了,明年又讨论,结果大家是带着任务讨论,而不是带着问题讨论。听报告,一次不到就叫不积极。一个报告,听一次就够了嘛!为什么要让反复听?形式主义害死人。

  ——《共青团如何领导青年》,1965年8月9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

  谈钓鱼岛

  钓鱼岛,日本叫“尖阁诸岛”,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同日本建交,双方都避谈钓鱼岛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了。要不然,就谈不上建交。可能不久的将来要与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可能把这个问题留下来。把这个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不等于保钓运动可以结束。这个运动还要继续下去,不过以后可能高一阵、低一阵。前一个时候日本提出要霸占这块地方,“保钓”就高一阵;现在暂时不谈这个问题,“保钓”就低一阵,这个运动是长期的波浪式的。

  ——《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1974年10月2日,会见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正在北京探亲旅行的华裔人士时谈话

  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关庆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