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庆。资料图

　　新京报快讯(记者李丹丹)今天下午3点，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1983年以来的第14位新闻发言人王国庆亮相回答记者提问。

　　新任政协发言人王国庆曾在媒体任职逾20年，随后任职国新办副主任，长期与媒体打交道。在国新办任职期间也曾主持多场新闻发布会，也曾担任十八大的新闻发言人。

　　在担任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后，王国庆曾向媒体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建立媒体交流群，加强与媒体记者的联系。

　　当记者时喜欢跑政协

　　王国庆与全国政协大会的缘分要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

　　当时，他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曾多次报道全国政协大会。“政协是座新闻的富矿，汇聚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他们思维开放，见解深刻。我当年就喜欢跑政协。”

　　王国庆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出生于1952年，他的成长经历中带着明显的时代印记：在北大荒做过知青、当过翻译、在文革末期留洋深造。

　　26岁那年，王国庆从加拿大名校麦吉尔大学学成归来，加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任职英语部门编辑。随后在22年的媒体生涯里，他历任部门副主任、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台长助理，直至副台长、分党组成员。

　　正如王国庆曾说，我在新闻单位整整工作了25 年，作为记者在国内外也参加过不少新闻发布会，作过无数次采访。在准备一场发布会时，我对记者的要求是多少了解一些的。

　　他表示，如何评价一个新闻发布会成功与否，简单地说就看三个“点”是否结合得好,即新闻发言人说的、媒体关注的、公众关心的。不能把新闻发布会开成了“新闻通气会”、“布置工作会”。

　　王国庆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考虑公众需要什么、媒体关注什么、也不让提问互动”这种缺乏沟通的所谓新闻发布会，记者们是不会好好给你报道的。你发布的信息不被媒体放大，那就失去了新闻发布会的意义。

　　是许多新闻发言人的老师

　　上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就以文件的形式提出。此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十多年间一直致力推动该制度的建设。然而，新闻发言人制度在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才全面确立。

　　2000年，48岁的王国庆离开媒体，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亲历和参与了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

　　他在接受中国外文局主管的《对外传播》采访时曾透露这一制度建立背后的曲折。

　　“有时，我们以国务院新闻办或中央外宣办的名义打电话、发电报催要有关情况，人家还把我们都当成了防备的对象”。后来，国新办调整了工作重点，先推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

　　王国庆曾表示，坦率地说，发生“非典”疫情之前，推动这项工作的难度太大了。全新闻办上下铆足了劲，在我办新闻发布厅举行的发布会一年也就30来场。“有时为了把一位部长请出来，赵启正同志也亲自打电话”。

　　他说，“非典”让人们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所以推动起来容易多了。有很多部门的领导是不请自来。2004年在国新办新闻发布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场数一下子就增加到了60场。

　　王国庆的另一个工作就是培训新闻发言人。在过去十余年间，王国庆主持了几乎所有中央和国家机关等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工作，可以说是许多新闻发言人的老师。

　　“封消息、堵记者使我们在舆论引导上产生被动”

　　在任职国新办副主任期间，王国庆也关注地方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应对。

　　他曾表示，突发事件或敏感案件发生后，对外新闻舆论引导经常出现滞后被动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决策层或决策者一时不掌握准确信息，难以决断的问题。情况不明，当然提供不了“权威信息”了。我们的对外媒体得不到权威信息，当然也不能作不负责任的报道。

　　王国庆说，另一方面，有一些部门和地方出了问题后，不是考虑如何利用新闻舆论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政府一起妥善处置事件，尽量减少损失和对公众生活生产的影响,而是把工夫下在捂真相、封消息、堵记者上，致使我们经常在舆论引导上产生滞后和被动。

　　王国庆说，我把这种不聪明的做法称之为：本来是一个错，变成了两个错。所以，在当今信息传播技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转变观念是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