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废都》、《秦腔》、《古炉》、《带灯》等。
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贾平凹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上会之前他做过不少调研，准备提交一些议案、建议，其中对于秦岭的建议，他认为应提升到一个精神层面来认识秦岭。
谈履职：当代表就要反映基层意见建议
新京报：你是第几次当选人大代表?上会之前做了哪些履职准备?
贾平凹：我是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当过25年的政协委员。上会之前，做过不少调研，准备提交一些议案、建议。
新京报：你打算提哪些议案、建议?
贾平凹：我想提关于秦岭的建议，不光是秦岭的生态保护，更应该提升到一个精神层面来认识秦岭。还有关于“龙”的对外英语翻译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重新翻译关于龙的概念。我还建议会议名单里，女性的名字后边不要注明“女”，取消这个注释。为什么不在男性的后面写个“男”呢?为什么在女性的后面写个“女”呢?我觉得这种做法对女性反而不公平。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代表的身份和职责?
贾平凹：我本来的角色是写作者，地方作协的一个工作者。我觉得，代表是有一份责任的，要把最基层的人民的意愿表达出来反映上来，对我来说，最起码要把地方上的那些文艺工作者的想法表达出来。要么选你干啥?选你肯定不是从创作这个层面选的，选你就是要你给大家说话的，把基层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上来。
新京报：这次上会，你最关注的是哪些议题?
贾平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善和保障民生方面的改革政策、措施，是最令我关注的。一般老百姓关心的更多的也都是民生问题，住房、上学、医疗、健康、污染等等。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特别多，语言特别平实，很多具体的民生方面的事情都写出来了，我觉得这是让人满意的地方。
谈文学：三年才能完成一部长篇小说
新京报：有书评人评论说，“我认为一个普通的读者，读懂贾平凹需要一点时间”，你认为呢?
贾平凹：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我的小说的故事情节不是多么的离奇，不是多么跌宕起伏，所以读起来读得不快，万一读快，又没有那些情节，没有那些离奇的故事，所以说逼着你不能读快，只能慢慢读。就像吃东西，慢慢酌酌才有味儿。
新京报：最新出版的小说《山本》，是你的第16部长篇小说。从2011年的《古炉》，到2013年出版单位《带灯》，2014年的《老生》，2016年的《极花》，几乎每一两年，你都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有人说“如今的贾平凹已经停不下来了”，是不是这样?
贾平凹：不是每一两年，实际上一般都是三年才能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比如一部小说，五月份就脱稿了，明年一月份才发表，这样多半年就过去了，一般人不知道这个背景，从明年一月份开始算这个时间段。每一部长篇从头到尾都需要两三年时间。尤其是《山本》，是实实在在的三年时间，这三年除了开会、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处理单位的事情，大部分时间基本上都在写这部小说。每部小说严格来讲，搜集材料、思考构思，费的时间很多。真正开始动笔写，就快了。但是我写作有一个特点，最少要写三遍。比如写一部十万字小说，我先在笔记本上写十万字的草稿;再把草稿拿来，改抄，就是一边改着，看着原草稿，一边重新抄写誊写，写一遍;然后再改一遍，从第一个字，重新又开始写。实实在在要写三遍，十万字起码要写三十万字。如果有大的修改，必须是从第一个字开始，重新写一遍，我就是这种习惯。
新京报：那么你是不是已经停不下来了呢?
贾平凹：五十岁以后，创作欲望好象特别强烈，觉得有好多东西要写，所以就写下来了。兜里有东西就要写出来，至于写得好还是写得不好，起码尽自己一些力量，把它表达出来。像鸡下蛋，鸡有蛋你不让他下他也憋得慌。好多人问为啥能写这么多?因为经历的事情也特别多，总想把他写出来。
而且，创作让我对中国社会保持一种新鲜感，你必须接受这个社会，不能脱离这个社会，因为社会发展很快。
有的作家有一个毛病，写着写着就不到生活中去，只在房子里写了，文学土壤就板结了。你在一块土地上不停的种庄稼，老给他施化肥，他的土壤就板结了，就不长庄稼了。所以对生活、对社会，要保持一种新鲜感，要研究这个社会，关注这个社会。
新京报：《山本》之后，你还会给读者一部什么样的新作品?现在在构思什么样的故事?
贾平凹：创作完一部作品，起码有相当一段时间要读书，要进行生活储存，生活储备。所以这个阶段基本上会读书，或者到下面跑一跑看一看，了解一些情况，至于自己下一步到底写什么?我现在也说不出来。
新京报：当年你在《古炉》的写作后记中说，“我感激着那三百多支签名笔，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大筐里。”一部《古炉》，历时4年，写坏300支笔，那么其他作品呢?你是不是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创作了?
贾平凹：实际上现在这个社会，精细的创作是特别难的，他需要自己能静下来，可外部的干扰很多。我现在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虽然我不坐班，但是会议和文学活动特别多，占用了不少时间。除此之外，基本上我都用在写作上。我检讨我这一生，对家庭我付出的还是少。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我付出的太少了。我在自己家以外的地方，又买了个房子作为我的工作室。每天早上，老婆用车把我载到工作室，最迟八点半我必须到我的工作室。晚上回到家基本上都是十二点以后了。年年如此，就是逢年过节也是这样，大年初一吃过饺子，老婆就把我送到工作室了。
长期这样生活，家里的事情就完全由老婆来承担了，我生活能力太差，比如说社交，处理家里的杂事，亲戚朋友礼尚往来，都推给老婆或者别的人。这点是很内疚的事情。这样时间长了以后，自己也孤僻了，不愿意和更多人在一块。我有女儿也有外孙女，时间长了也想见他们，但是他们一来，又叫她们赶快走，好象把我的平静生活打破了。这也都是自己的毛病。
新京报：从《秦腔》《古炉》《带灯》《老生》再到《极花》，题材都是以乡村为主，有观点认为，你身在城里，可心还在乡下，一直都在乡村里，你认为呢?
贾平凹：截至目前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大量的作品都是乡村题材，可见自己的心思都在乡村，乡村的情况我都熟悉。或许明年或者再过几年，我又转身写城市生活的时候，那时候就发生另外的变化了。
新京报：有一位书评人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从《秦腔》《古炉》《带灯》《老生》再到《极花》，有着强烈的经验式的乡愁气息，似乎每一部作品都是从对故土故人强烈的某种情感和关照下，用自己相对成熟的自言自语式的厚重的文学口音表达出来的。反思和记忆有很多，他只是把急于跳出的题材和故事用文学之笔呈现出来，拳拳之情和赤子之心随处可见”。你觉得，这段文字，能解释您一直关注乡土文学的原因吗?
贾平凹：我觉得这位书评人说的很符合我的想法，感谢他的理解。对乡村，确实从内心发出来一种挚爱，发出来一种关心关注，不停的关注他，研究他，所以有好多东西冒出来，想要写成书。当然谁先冒出来，冒得特别强烈就开始写它了，有好多的偶然性。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在庙里抽签一样，摇签桶的时候，看哪个签跑出来?为什么突然写这个题材，不写那个题材?为什么把这个题材提前写了，那个题材后边写了?自己也说不清。
新京报：最新出版的《山本》，以秦岭为背景，讲述了战争时期，棺材铺童养媳和土匪井宗秀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题材?
贾平凹：这个题材实际上是以秦岭为背景的，为什么以秦岭为背景?原来我大量的乡村小说、乡土文学都是写我老家的，都是我生活的那个村子。后来我就慢慢扩大了，扩大到秦岭，因为我的故乡就在秦岭里边。《山本》这部小说原来叫秦岭志，后来改名叫《山本》。为什么写这么一个题材?最早的时候我是想写秦岭的草木和动物，秦岭是国家的森林公园，里边的草木有几千种，特别丰富，我想写那些东西。写的过程中，偶然就回味了二三十年前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慢慢匀染，慢慢吸收别的材料，最后就写成了现在这本《山本》。
新京报：你的作品，《秦腔》讲述了一个小镇、一条小街三十多年的变迁;《古炉》描绘了“文革”时人性的变化，《极花》讲述了一个被拐女孩的命运。能不能概括一下，通过这些作品，主要想表达什么?想告诉读者什么?
贾平凹：从我的内心来讲，想表现在现实这个时代里，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又是什么样的?继而可以说是梳理中国人的历史和现实。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大时代，变化特别复杂，人心也是特别复杂，我就想把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性好好的挖掘出来，写出来，记录一下这个时代。
新京报：《极花》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指称作品在为人贩子、拐卖妇女辩护。你其他的作品，比如《废都》，也曾经引起一些争议，怎样看待这些争议?
贾平凹：《废都》当年引起的争议可以说铺天盖地。我觉得任何作品产生争议可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观念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必然产生争议。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统一的看法，你说东有人肯定要往西。身处的环境不一样，地位不一样，修养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还有一些争议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误读。或许他满肚子学问，满肚子知识，但是他的环境、他的地位，导致他不了解具体的现实生活，他凭书本上的那些知识来理解，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不管怎么争议，我觉得争一争有好处，对的，不怕争议;错的，在争议过程中改正。作为一个作家，必须以最大的真诚面对这个社会，面对人民，也面对自己，真诚的面对生活，也要真诚地面对现实。只要真诚，啥事都好办。就害怕不真诚，或者说假话，或者说矫情的话，或者故意说偏执的话，我觉得那样对别人、对自己、对社会都不好。
新京报：有书评人说，《废都》是你创作生涯难以超越的巅峰。你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贾平凹：别人评价怎么评价都可以，有些人评价作品是从思想角度上，有的人是从技巧上、文本上，别人怎么说那都是别人的事情，我自己就是把我能写的东西都写出来。就像从地里收庄稼一样，从地里能收多少庄稼回来，尽量的都收回来。不能说麦子就比水稻好，也不能说水稻比麦子好，反正只要是庄稼，我都尽一切力量把他收回来。
新京报：你的作品中经常采用方言，为什么用方言写作?
贾平凹：实际上不是方言，是西北人或者是陕西人的日常用语，因为我大量的作品写的是西北人的日常生活，写的是日常的生活，说的是日常的话;写的是家常事，说的是家常话，这应该是统一的，并不是说我故意要用方言来写。其实大量的写叙事的文字，基本上尽量还要写叫大家看清楚。只是一些对白，肯定要使用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尽量能符合他的水平、他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方言，但是不能说特意用方言来写作。
谈网络：关心网络文学 但从没上过网
新京报：有没有注意到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文学?看过网络文学作品吗?
贾平凹：社会发展到现在，网络文学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分支，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网络文学中有相当多的优秀的作品，这一点也不能否认。比如说这些年很火的一些电视连续剧，都是网络文学改编的，那么受欢迎，影响那么大，证明网络文学也是不错的。我读过一些网络文学作品，但是读的也不是很多，因为有的作品长得很，读起来比较费劲。我从来没有上网读，都是别人下载之后给我读。
新京报：你自己从来不上网?
贾平凹：我连电脑都没有，一直没有电脑，就不上网。但是网上发生的事我还是都知道的，因为周围的人都上网。
新京报：你为什么不用电脑写作?用电脑不是更方便吗?
贾平凹：电脑开头没学，后来就再也没有学了。写作过程也是人修行的过程，磨炼自己、提高自己的过程。就像种庄稼，必须要耕地，播种，收获，经过这一系列过程，收那个庄稼你吃起来香，你不能拿回来就吃，这样就体会不到那个过程了。用手写虽然费了劲，可也有好处。像吃面条一样，最早吃面条都是母亲用擀面杖在那儿擀面条。后来突然出现挂面、机器面，大家特别新鲜，都去吃机器面，觉得机器面又方便又好吃又漂亮。吃了几年以后就厌烦了，又想吃母亲给他擀的手工面了。这个时代应该是手工面、挂面、机器面并存的一个时代，不能说机器面就不好了，大量的人现在还是吃机器面，但是谁能吃到他母亲给他擀的手擀面，我估计那更幸福一点。道理是这个道理，要重视那个过程，有时过程里边包含很多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