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记者 戴轩)4月16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授夏穗生去世,享年95岁。上个世纪,夏穗生通过130条狗的手术实验,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奠定基础。之后,他建立起新中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培养了中国器官移植第一批研究生……

 

这位一辈子扎在器官移植领域的老人,辞世前的愿望是捐出自己的角膜,同时拿出生前积蓄,继续培养我国器官移植的人才。


夏穗生教授。图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夏穗生捐献的眼角膜将为需要的人带去光明。图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年为130条狗动刀 探索移植手术路径

 

在医学界,器官移植被誉为“医学之巅”。对于不少终末期患者来说,器官移植是延续生命的唯一希望。我国已经成为器官移植大国。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完成器官捐献6302例,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超过2万例。

 

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器官移植尚是一片未被垦拓的荒土。夏穗生挥下了第一铲。

 

1958年,两只狗在夏穗生的实验室中完成了器官移植:一只狗的肝脏被移植到另一只狗的右下腹,术后,移植了肝脏的狗存活了10个小时。此前不久,国际上已经实施过犬类同种异位肝脏移植实验,但由于信息闭塞,国内医学界还从未听过肝移植手术。

 

夏穗生的这次尝试,是国内首次肝脏移植的探索,与国际医学前沿探索不谋而合。

 

不过从最初的动物实验,到器官移植真正临床应用,期间是一段漫长而困难的发展过程。

 

1963年,美国施行了世界首例人体原位肝脏移植手术,患者存活时间为7天。这一消息传来,夏穗生立即查询外文资料,但手术方对于核心技术只字未提,这意味着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

 

想要实现突破,只能靠自己。

 

为探索肝移植的手术模式,夏穗生开始着手准备实施狗的同种原位肝移植实验。1965年,武汉医学院腹部外科研究室(即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前身)成立,夏穗生任副主任,由于“文革”,这一研究计划一度处于停顿状态。1972年,研究室恢复正常工作,夏穗生作为肝移植小组组长,和杨冠群、朱文慧等同事们一起,在4年里一口气开展了98次分解手术和130条狗的肝移植实验。

 

经过大量的实践与改进,夏穗生和组员们终于将肝移植手术核心模式确定下来。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自主掌握哺乳动物大器官移植的完整手术,为之后器官移植在人类身上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77年12月30日,一位肝癌晚期的女患者在夏穗生手下接受了肝移植手术;不久后,一位男性患者也接受了肝移植手术,存活264天,创下了当时国内肝移植存活时间最长的纪录。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就此起步。

 

“夏教授是一个矢志不渝的人”

 

对器官移植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除了技术难点,夏穗生和组员们还面临经济、社会、政治等多重阻碍。

 

刘敦贵是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教授,也是当年肝移植小组中的组员。他记得,当时实验室里连基本设备都很缺乏,没有高级手术电刀、没有大型消毒设备、没有动物房……一个直径约70厘米的小型消毒锅,要处理所有的器械敷料,蒸汽来源于一盏煤油汽灯,时不时还会被渣滓堵塞熄火,光是术前消毒就要花一天时间。除了夏穗生,小组里其他4人都是年轻大夫,但夏穗生和他们一起清洗医疗器械、做前期准备工作,并不袖手旁观。

 

“夏教授是一个矢志不渝的人,他坚信肝移植是救命的东西。”刘敦贵说,当时药物、肝切除等传统办法,无法拯救一些晚期肝病的病人,“换肝”可能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夏穗生对器官移植的研究非常坚定。

 

第一次实验失败了,就做第二次,第二次失败,就做第三次。实验狗的肝脏切下来后,创面血流如注,夏穗生只能用细丝线逐个点去结扎,一场手术,仅打结就有400个;肝移植完成了,狗却很难存活,那就做分解实验,从灌洗、保存液到温控、免疫,一步步摸索和解决问题。

 

夏穗生的女儿夏丽天说,做实验那几年,夏穗生几乎吃睡都在实验室里,由母亲负责天天送饭。刘敦贵则记得,夏穗生的工作从清晨持续到深夜,接受移植手术的狗一般能存活12个小时左右,夏穗生就一直守在旁边,观察狗的血压、瞳孔反射、呼吸……

 

甘当“人梯” 培养器官移植人才

 

“他严肃,不爱笑,遇到和工作有关的事非常严格,如果你搞砸了,他会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刘敦贵说,夏穗生看着不是一个温柔的人,相处久了,才会发现他平易近人的一面。

 

外出开会,夏穗生和低年资的刘敦贵睡一个房间,没有什么上下级的讲究;实验时被狗咬了,夏穗生让他撩起衣服,要亲自给他瞧;喝冷饮闹痢疾住院,夏穗生每天都去看他,当时条件困难,厕所里也没有草纸,夏穗生怕他不够用,会给他带上一大包。

 

随着器官移植的逐渐发展,夏穗生越发重视人才培养。面对学生,夏穗生甘当“人梯”。

 

1987年,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知水大学毕业,成了夏穗生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留所工作,期间一直接受夏穗生的培养。1991年,陈知水正在读博,当时操作肾移植手术的都是医院中有经验的大夫,但夏穗生坚信,学生也有实践能力,就让陈知水上了手术台,自己在旁指导。肝移植手术复杂、难度高,90年代刚刚兴起,一般只有院长、大专家才能接手,1999年,陈知水还是一名年轻大夫,夏穗生再次鼓励他上台操作。

 

“在国内没几个人能顺利做好,我们压力很大,他也顶着外界的很大压力,但他就说不要怕,成功是你的,失败算我的。”陈知水记得,那一台手术持续了5个小时,由他主刀,夏穗生就坐在手术台旁全程指导,手术开展顺利。那一年,陈知水33岁,成为当时国内开展肝移植最年轻的大夫。

 

中国第一批器官移植的人才,就这样被夏穗生一个一个培养起来,包括博士后1人、博士44人、硕士24人。1992年,国际器官移植学会在法国巴黎召开第14届大会,会议收到论文万余篇,审录600多篇,2名华人被选为大会发言,均是夏穗生带出来的研究生。

 

“器官移植是他的一切”

 

在女儿夏丽天眼中,器官移植事业是夏穗生的“一切”。

 

2013年,武汉市红十字会和同济医院合作宣传器官移植,夏穗生出席。活动最后一个环节是邀请有捐献意愿的参与者上台签字,夏穗生没有犹豫,第一个上台拿起了笔。事后,夏丽天还是从电视上看到了父亲的“事迹”,特意给母亲打电话,问她是否知情、想清楚没,“签了字肯定就是要捐的,能接受吗?”


2013年,夏穗生签署遗体捐献协议书。图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夏穗生的家属签署遗体捐献协议书。图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他怎么会和我说,他想做的事一定会去做。”母亲这样回答。


器官移植在夏穗生的心中分量有多重,家人最清楚。90岁那年,夏穗生出现轻微脑梗,之后日渐加重,思维不够清晰了、手也写不了字,但在家时,他仍爱抱着书在床上看——他的房间堆满了外科学、器官移植学书籍。


意识还清醒时,夏穗生嘱咐家人,死后将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其他器官大概老了没人要了,角膜应该还有点用,可以捐掉。”


刘敦贵最后一次见到夏穗生,是2018年春节前,当时夏穗生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已认不清人了。夏穗生的爱人告诉刘敦贵,夏穗生醒来时,常常念叨他和其他二名同事的名字,他们都是夏穗生的得力助手。


夏穗生的另一个遗愿,是为器官移植的发展做最后的贡献。儿女们便将他生前的积蓄拿出来,又各自攒了一些,合成100万元,捐赠给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畅 白爽

校对 郭利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