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两年零八个月后，国内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云南绿孔雀公益诉讼案”有了判决结果。
3月20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云南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方被判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水电站建设项目，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
2017年7月，环保公益组织自然之友以“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将使中国面积最大的绿孔雀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极有可能造成绿孔雀种群区域性灭绝”为由，将水电站建设方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新平公司”）告上法庭。
公开资料显示，绿孔雀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性濒危物种，在中国，野外种群数量不足500只，比大熊猫的野外种群数量要少得多。2013年起，多位专家、民间公益组织相继证实，在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存在一片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绿孔雀栖息地，野生种群数量可观。然而，这片“新大陆”正面临云南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威胁，一旦电站建成如期蓄水，绿孔雀的命运将岌岌可危。
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新平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已将判决结果上报给总部，是否会进行上诉或环境影响评价后工作由集团总部决定。
“根据判决，水电站目前只是暂时停工，‘绿孔雀保卫战’尚未取得最终胜利。”3月25日，自然之友方面向新京报记者表示。
有关专家认为，即使涉事水电站彻底停建，“如果不采取其他保护措施，绿孔雀还是有灭绝的风险。”
2017年，戛洒江水电站施工现场。受访者供图
保护区以外的绿孔雀栖息地
2013年11月，顾伯健来到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和楚雄州双柏县交界处的绿汁江河谷。彼时，他是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到这里进行一项季雨林植被调查研究。
顾伯健是一名观鸟爱好者，每到一地调研，都会了解当地的野生动物情况。在附近的村子里，村民告诉他，当地有绿孔雀，并向他展示了一枚绿孔雀的羽毛。
公开资料显示，绿孔雀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全球性濒危（EN）物种 1 等级，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中被列入附录 II，在云南发布的首个省级生物物种红色名录中，绿孔雀被评为极危。
据发表于《野生动物学报》的《中国绿孔雀种群现状调查》一文介绍，绿孔雀是体型最大的雉科鸟类，在全世界分为爪哇绿孔雀、缅甸绿孔雀和印度支那绿孔雀三个亚种。中国分布的是印支亚种，仅见于云南省。目前，云南省以绿孔雀为保护目标的保护区有两个，一是大理州青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二是楚雄州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
根据该调查，中国现存野生绿孔雀种群数量约为235-280只，考虑到绿孔雀可能存在未调查区域等因素，估计中国绿孔雀种群数量不足500只。
因此，听说新平县也有绿孔雀出没，顾伯健“觉得非常意外”。他对照地图后发现，村民所述看到绿孔雀的地方离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很近，同属于红河中上游流域。
在当地20多天的调研中，顾伯健每晚都会和村民谈论绿孔雀。有村民讲述年轻时在山上偶然会捡到孔雀蛋，还有人将幼年绿孔雀带回家养。
绿孔雀和动物园里常见的蓝孔雀长得不一样，当地人称之为“老孔雀”。顾伯健介绍，以雄鸟为例，绿孔雀脖子上和胸前的羽毛呈鳞片状，随着光线角度不同，羽毛会由绿色、蓝绿色变为古铜色或金色，蓝孔雀该部位的羽毛则呈蓝色丝状，不会随光线角度不同变化颜色；绿孔雀的脸是黄白两色，蓝孔雀主要是白色，间有蓝色；绿孔雀的冠是簇状，蓝孔雀的冠像一个扇子。
“他们从小就会见到绿孔雀，已经习以为常了，说小时候特别多，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慢慢少了。”顾伯健说。
2017年，顾伯健在新平县野外拍摄到的绿孔雀羽毛。受访者供图
此外，村民还知道绿孔雀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打死一只，劳改十年。”但村民表示，政府部门从来没有到这里调查过绿孔雀的存在，打死一只外界也无从得知，曾有村民打死绿孔雀后自行食用。
2013年的那次植被调研中，顾伯健并未亲眼看到绿孔雀。直到2017年，他再赴新平，希望亲自证实当地绿孔雀的存在。
“2017年3月10日傍晚，红河上游的河谷，日落时山谷中传来了野生绿孔雀洪亮的鸣叫！三年的等待与追寻，今日终于听见了这神话之鸟的声音！这阵阵鸣声伴着窸窣的虫鸣在空谷中回荡，真是激动人心……”这是顾伯健第一次听到绿孔雀鸣叫声后写下的一段文字。
“它的叫声特别洪亮，而且很特殊，几公里外都能听得很明显。”顾伯健说。
两个月后，在附近林区开车时，顾伯健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一只绿孔雀，“从旁边的树林里蹿出来，就几秒钟时间，我都来不及反应它就跑了。”
2017年12月，顾伯健在双柏县、新平县的界河——石羊江畔发现绿孔雀脚印。受访者供图
有争议的环评报告
2014年，顾伯健得知新平县有绿孔雀出没的第二年，云南省红河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环评报告”）通过了原国家环保部的审查。
据环评报告介绍，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是红河干流水电规划十一个梯级电站中的第一级，也是红河干流的龙头水库和控制性工程，坝址位于云南省新平县境内，处于红河上游礼杜江与绿汁江交汇口下游的戛洒江河段上，建设方为新平公司。
“红河流域电力供应较为紧张，规划区域内大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均不能满足自身需求，枯水期要靠省大电网供应50%以上的电力，供电时间与供电量均受到限制。”环评报告显示，该水电站的主要任务是发电，同时“兼顾下游综合用水要求，电站建成后可发展库区航运，促进地区旅游业发展。”
顾伯健回忆，2017年3月份，他重返新平县时看到，水电站已经启动前期建设，清库过程中，附近山上的植被已快被挖光。“水坝一旦修好，开始蓄水，上游近100公里的河谷滩地将全部被淹掉，绿孔雀的栖息地也会消失，这是水电站对绿孔雀真正的威胁。”顾伯健说。
河滩是绿孔雀的一种主要栖息地类型。西南林业大学教授、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IUCN)雉科专家组成员韩联宪告诉新京报记者，绿孔雀习惯在稀疏的树林里生活，为了求偶，雄鸟会在河滩上开屏，“河滩上比较开阔，便于雄鸟求偶炫耀，也方便它们关注周围环境里有没有天敌。”
2017年，戛洒江水电站施工现场。受访者供图
在顾伯健重返新平县前不久，玉溪当地政府也已得知，新平县境内可能存在绿孔雀的栖息地。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明勇向记者回忆，2016年，玉溪市政府的领导从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一位科研人员处偶然得知，新平县存在绿孔雀的栖息地，为了确认绿孔雀的具体分布情况，当地政府委托他在新平县进行科研调查。
于是，从2017年1月份起，陈明勇带领自己的团队，在新平县政府的协助下，在该县多个区域布置了触发式红外相机，并进行了走访调查。2017年春节后，陈明勇发现，多个相机都拍到了绿孔雀的踪迹。
2017年3月份，陈明勇将初期调查结果写成了调研报告，交给了云南省林业厅和玉溪当地政府。
“其实我们当时也知道水电站的事情，一旦开始蓄水，我们那些点（指绿孔雀监测点）都会被淹掉，肯定是影响很大的。”陈明勇介绍，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新平县是目前国内绿孔雀分布密度最高的一个区域，约占国内绿孔雀数量的三分之一。
然而，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环评报告并不这样认为。“绿孔雀主要分布于评价区之外的临近保护区内，但有时到评价区范围内觅食。施工将可能迫使其暂时放弃该觅食地点。一般认为施工对其在保护区分布并没有显著影响。”在论述水电站建成后对淹没区陆栖动物的影响时，环评报告中写道。
这是一份由新平公司的参股方——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注：现更名为“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天眼查信息显示，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与新平公司的控股方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均隶属于中国电建集团。
上述结论与陈明勇的调查结果并不相符。“我们在新平发现了不止一个绿孔雀的栖息点，只有一个点是和恐龙河保护区连起来的，其他几个点是不挨边的。”陈明勇说。
韩联宪也认为，环评报告中关于绿孔雀的影响结论“下得有些仓促，调查不是很全面。”
新平县境内的野生绿孔雀。图片来源：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理局
国内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
2017年3月，得知新平县绿孔雀栖息地即将成为水电站的库区后，野生动物摄影师、公益组织“野性中国”创始人奚志农坐不住了。
从事野生动物摄影20多年，他上一次用镜头捕捉到绿孔雀的倩影还是17年前，在云南省巍山县青华乡一块豌豆地旁边。
3月15日，奚志农和朋友连夜赶赴新平，进村的路上，他们看到，水电站正在施工，工地上灯火通明。
“第二天，我们刚到河岸，就看到两只绿孔雀飞到了对岸。”奚志农说，他拍到的是一只未成年的雄性孔雀，“它的羽屏还没能完全展开。”
彼时，戛洒江水电站已计划当年11月份开始蓄水，奚志农担心，“到时不知道那只未成年孔雀还能不能长大成年。”他决定做点什么。
当年3月29日，野性中国与另两家公益机构——自然之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名给原国家环保部和国家林业局寄去了一封“紧急建议函”，建议马上叫停上述水电站的建设；重新评估该水电项目对当地生态、特别是对绿孔雀等重要保护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影响。
同年7月，自然之友以“水电站建设，将使中国面积最大的绿孔雀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极有可能造成绿孔雀种群区域性灭绝”为由，将戛洒江水电站的建设单位与环评单位——新平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两家公司共同消除水电站建设对绿孔雀的威胁，立即停止水电站建设，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水电站淹没区域植被进行砍伐。
1个月后，云南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立案，由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负责审理。此案成为国内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
2000年，奚志农在云南省巍山县青华乡一块豌豆地旁边拍摄到的绿孔雀。受访者供图
“一般的诉讼针对的是已发生的损害，要求事后救济，而预防性公益诉讼针对的是未发生的损害。” 3月24日，自然之友环境政策顾问葛枫告诉新京报记者，对于保护公共利益来说，预防性公益诉讼的优点是在损害发生前就去制止，这比损害发生后再去补救要好得多。
然而，此类诉讼的难点也恰恰在于损害没有发生。葛枫解释，对于预防性诉讼，原告要证明的是一种重大风险，但又无法从科学上绝对证明水电站会对栖息地中的绿孔雀产生毁灭性影响，“这种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对于原告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为了获取足够证据，2017年8月和12月，自然之友联合野性中国两次组织有关专家对红河中上游流域进行了考察，发现了大量绿孔雀的脚印、羽毛、粪便。奚志农则将自己在新平的野外拍摄经历作为证词提交给了法院。
开庭前两个月，即2018年6月，云南省环保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生态保护红线正式发布。
据云南省环保厅官网介绍，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用途。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面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保障项目建设等需要调整的，由省级政府组织论证，提出调整方案，经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而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绝大部分区域被纳入生态保护红线，也就是说，其开发建设极有可能被禁止。在2018年8月的庭审上，新平公司也表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绝大部分区域已被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极有可能无法继续建设，因此原告起诉的前提将不复存在。”
当日三小时的庭审后，法院表示将会择日宣判。而这也成为了此案至今的唯一一次开庭。诉讼期间，水电站的建设暂停。
2017年3月，奚志农在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淹没区拍摄到的绿孔雀雄鸟。受访者供图
法院一审判水电站停建，绿孔雀保护仍需具体措施
今年3月20日，昆明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淹没区是绿孔雀栖息地，一旦淹没很可能会对绿孔雀的生存造成严重损害。故判处被告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
“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后续处理，待被告新平公司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判决书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不符合环评文件的情形时，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境影响的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
“根据昆明中院一审判决，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目前只是暂时停工，并未被永久停工。项目未来是否会复工或者是否会继续建设，取决于生态环境部审查新平公司完成的环境影响后评价之后做出的决定。”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告诉新京报记者，“绿孔雀保卫战”尚未取得最终胜利。因此，此前曾联名向原环保部发出“紧急建议函”的几家环保组织均希望生态环境部能让戛洒江水电站永久停工。
2017年，戛洒江水电站施工现场。受访者供图
3月24日，新平公司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已将判决结果上报给总部，是否会进行上诉或环境影响评价后工作由集团总部决定。
不过，据判决书，新平公司曾在法庭上表示，绿孔雀栖息地及保护措施等相关研究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作，一两年内都无法研究出成果，存在较大科研难度。
外加已被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现状，韩联宪向新京报记者分析，他认为建设方不会再继续后续环评工作，“他们可能已经被折腾得差不多了，想尽早收手了。”
但是，在他看来，即使戛洒江水电站不再建设，绿孔雀的保护之路仍坎坷重重。“停建水电站只是保护了绿孔雀的一块栖息地，如果不采取其他保护措施，绿孔雀还是有灭绝的风险。”
韩联宪表示，除了水电站，威胁绿孔雀生存的因素仍有很多，其中，栖息地的破碎化是绿孔雀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无法连接的栖息地中，绿孔雀的种群数量很低，不利于种群的繁衍。此外，误食包裹农药的种子、天然林被经济作物所取代、偷猎等因素都让绿孔雀的生存处境危险重重。
“并不是说停建水电站后，绿孔雀保护的春天就来了，如果问题这么简单，绿孔雀也不会濒危到现在这种状态。” 韩联宪说。
新平县境内的野生绿孔雀。图片来源：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理局
陈明勇建议，对新平县绿孔雀栖息地制定国家级的保护规划，“建立绿孔雀国家公园或一定层级的保护区。要从国家层面对这片栖息地予以重视，这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规划。不然即使有一些具体保护措施，到了执行层面也会变味儿。”
在他看来，虽然水电站拟淹没地区已被纳入生态红线，但对于绿孔雀的保护来说还远远不够。“现在只是把它圈起来，但圈起来以后怎么办？就像一个保险柜，没人能碰，但里面的东西如何处理，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措施。”
3月26日，就戛洒江水电站拟淹没区中的绿孔雀栖息地将如何保护，新京报记者多次联系云南省林草局，该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需在接到采访函并经林草局统一安排后方能答复。随后，记者向云南省林草局机要处发送了采访函，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新京报记者 张胜坡
编辑 王婧祎 校对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