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河南人”身份在应聘时遭到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下称喜来登公司）的拒绝，闫婷将喜来登公司告上法庭。5月15日，该案二审宣判，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杭州中院）驳回原、被告双方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原判：“喜来登公司赔偿闫婷1万元，并在全国性媒体上登报道歉”。

2019年7月，闫婷通过招聘平台，向喜来登公司投递简历，次日收到该公司的回复，认为闫婷不适合所应聘的两个岗位，不适合原因一栏则只写了“河南人”3个字。随后，闫婷起诉该公司，要求其赔偿精神损失6万元。同年11月26日，杭州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喜来登公司赔偿闫婷精神损失费9000元，合理维权费1000元，并在《法制日报》上登报道歉。

杭州中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显示，一审过后，因赔偿金额较低，闫婷提起上诉，而喜来登公司因其没有歧视“河南人”的主观故意，也提出上诉。杭州中院认为，原审法院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所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今日（5月18日），新京报记者对话闫婷，她说在自己的就业平等权受到侵犯后，做了起诉侵权这件正确的事，“地域歧视是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我能做的，只有去解决因它而出现的侵权问题。”

2019年7月3日，闫婷在招聘平台上，向喜来登公司投递简历，次日收到该公司的回复，认为闫婷为“河南人”不适合所应聘岗位。  受访者供图

无法通过平台交涉，于是选择起诉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选择走法律程序？

闫婷：我本身是学法学的，相对其他同龄人来说，我的法律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当时看到结果，就能意识到，公司的这种行为，侵犯了我的就业平等权。

新京报：看到拒绝理由是“河南人”时，心里怎么想？

闫婷：当时很气愤，还没等我开口介绍自己，公司就因为我是河南人，把我拒绝了。不知道该怎么和这家公司理论，就先联系了招聘平台，希望平台可以去跟招聘公司交涉一下。但是平台不管这个事情，迫于无奈，我就选择了走法律程序。

新京报：家人怎么看待你的行动？

闫婷：立案后，我跟家里人讲了情况，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支持我。但过了一晚上家人又联系我，担心我一人在外做这样的事情不安全，劝我放弃。我觉得去起诉，是正确的事，所以就这么做了。

新京报：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为何你提出了上诉？

闫婷：因为我觉得，法律应对受到精神损害的当事人，加强保护力度。我个人认为，在实践中，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是偏低的，而且对侵权人的打击力度惩罚也不够。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人们的精神压力偏大，需要加强保护，才能避免其他更恶劣的侵权行为发生。

地域歧视无法解决，但要维护自己权利

新京报：二审判决结果出来后，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闫婷：我其实是很平静，结果也在意料之中。拿到判决结果后，就跟亲朋好友汇报了一下进展、情况，目前来看这个事情也结束了。他们还鼓励我说我做得挺好，通过诉讼，带给社会很多正面的影响。

新京报：起诉喜来登公司后，对方有道歉过吗？

闫婷：公司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给我道过歉，所以二审结果出来后，我对喜来登公司的所作所为还是很气愤的。但这件事拖了这么久，我的情绪平复了很多。我之后没有再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找新工作还算顺利，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新京报：起诉前，有关注过地域歧视的相关议题吗？

闫婷：这件事前，我没有特意去关注过。地域歧视这个问题，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不知道它从何时开始，形成了这个局面，但是我知道喜来登公司侵犯了我的权利，我就需要去保护自己。我能做的，只有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文中闫婷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李一凡 实习生 马婕盈

编辑 康佳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