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又见地铁乘客猝死事件。
据新京报报道，29日下午13时50分许，北京地铁2号线一名男性乘客心脏病突发，于和平门站开往前门站区间倒下。经群众、地铁工作人员、急救人员抢救无效，14时57分被宣告死亡。记者多次向地铁站站长、多名地铁站工作人员确认，该站没有AED紧急救助装置。此后，一名乘警也向记者证实，地铁站未设置AED。
乘客心脏病突发猝死，再次将“地铁站未设置AED”这一议题推上风口浪尖。
其实，涉事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是具备一定的紧急救助知识和技能的，也对该乘客采取了简单的心肺复苏治疗。然而，一番努力之后，还是无力回天，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作为一种“救命神器，AED能大幅提升抢救的成功率，“放大”生的希望，在生死一线之间，往往能起决定性作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心跳骤停的抢救成功率较低也是事实，即使涉事地铁站当时有AED，也并不一定能够抢救成功。
但是，要看到的是，能不能抢救成功是一回事，是否配备和使用了AED，则是另一回事，在该使用AED时，却没有AED可用，这让人痛心。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地铁站未设置AED”就曾引发舆论争议。2016年，34岁的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倒在北京呼家楼地铁站，地铁工作人员只能打电话，无人参与心肺复苏，更没有AED，最后金波不治身亡。
今年3月，新京报记者曾探访北京25个人流密集场所，发现仅9个配AED ，在多个地铁站，均未发现安装AED。
此次乘客猝死事件，再次将AED的配备不健全对公共安全的隐患暴露了出来。
实际上，近年来，来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医学专家等多方面的声音，都呼吁要在人口密集场所广泛配备和使用AED，甚至有企业表示愿意捐赠AED。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地铁在内的一些公共场所管理部门并不愿意接收。
有呼吁却选择无视，有条件却不愿接收，部分公共场所在急救方面消极应对，或与怕担责任有很大关系。
据报道，曾有城市的地铁部门因急救不当导致乘客猝死后，被家属告上法庭，北京地铁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此外，民众的急救技能也普遍不高，公共场所工作人员懂急救的也不多，这导致一些场所对“急救不力免责”心存顾忌。
种种因素作用下，不少公共场所的冷漠就不难理解，或许正是因为秉承“少做少错，不做没错”的原则，在自身急救建设上消极甚至是抵触。
虽然，我们不强求公共场所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但其理应为急救提供最大便捷并给予有力协助。配齐基本的急救设备、畅通急救通道，这应是所有公共场所的责任。
因为一些公共场所不作为而导致社会为此付出一条一条的生命，这个代价未免过于沉重。
2017年3月新修订的《民法总则》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预示着，即便因为急救导致不良后果，地铁等机构也可依法免于承担民事责任。
因此，在法律为公共场所及个人参与急救解除了后顾之忧后，公共场所理应大胆配置急救设备并勇于参与急救。当然，在“有”之后，在我国猝死人数高企的背景下，也要进一步推广AED、普及急救技能，让全社会提高急救意识，为“用”打好技术基础。
□罗志华（医生）
编辑 陈静 校对 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