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关派出所的值班表显示，事发当日陈石与杨明为同一班。图/新京报网

嫌犯自缢后，办案民警被公诉，但该民警曝出是所长让自己顶罪……连日来，新京报报道的“所长疑让民警‘顶罪’未被起诉”案引发社会关注。

据报道，2018年3月，保定男子付某因涉嫌强奸未遂，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接受询问调查，其间在候问室内自缢。随后办案民警之一杨明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被保定市清苑区检察院公诉，今年11月该区法院开庭审理。12月3日，杨明对记者称，当时该案办案警官有2人，除了自己，还有城关派出所所长陈石，但目前陈石并未被检察院起诉；事发后陈石曾承诺，若杨明一人将此事扛下来，他会帮杨明脱罪。

最新消息是，对此报道，保定市清苑区委高度重视，责成清苑区委政法委牵头，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核实相关情况，依法依规办理。而清苑区检察院一知情人说，“如果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话，可以（考虑追加陈石为被告人）。”

当地官方的回应，无疑跟很多人期许的进展“同向”。就此案看，确实有些疑点需要查清，如杨明提供了一份录音，录音中一男子说，“这个事你俩就给我兜了，咱们三个最起码先达成共识。”非但如此，还有具体怎么供述的提纲（提纲内容包括，杨明承认自己是办案组组长；陈石是挂名办案；争取组织宽大处理等）。而身为城关派出所原所长的陈石则表示，“录音也是当所长的时候，现在不好回答。”

对办案机关和当事人来说，这份迟来的“视听资料”是很关键的证据。这段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还需要经过法庭的庭审质证，但如果证明并非伪造，涉事男子确为陈石本人，那现在尚未起诉的陈石，恐怕确实该进入法律审视的“射程”。

对民警杨明的起诉书指出，杨明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付某独自一人留在该所候问室无人看管。但按照杨明的说法，他当时执行上级陈石的命令，外出调查取证。清苑警方内部人士也印证了他的说法：事发当天，值班民警为所长陈石和杨明，付某自杀时，杨明外出取证，陈石在办公室，应看管或安排其他民警看管。这也得到该派出所值班表和监控视频确证。

▲上图为手写提纲内容，下图为杨明总结的提纲主要内容。图/新京报网

若确有“让人背锅”情况，那作为杨明的顶头上司和办案组长，当事人陈石难逃其责：他本可自己替岗或者指派人员监管，却存在过失，理应对玩忽职守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更直接的法律责任。如果让下属替自己“顶罪”坐实，他或许还得就指使他人作伪证，承担妨害作证犯罪的责任，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妨害作证，更应“从重处罚”。当然，对此事的定性应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光听一面之词。

但就眼下看，该案留给公众的疑问，不只是“有无顶罪”本身，还有涉事司法机关此前对此持何态度。

首先，这份谈话录音在2019年6月11日，就已被涉事民警杨明提交给清苑区法院，法院方面也填写了证据收据单。从常识看，对案件中关键证据的分量，专门办案机关应比一般公众更加敏感。根据刑诉法规定，在法院开庭审理前，承办法官应当阅卷审查证据合法情况，并可以通知检察机关补送证据。

如今差不多半年过去了，这份关键证据是安静地存放在那里，并未对案件进程产生任何效力，还是已被查证？在开庭审理之后，似乎也未见检方主动提出补充侦查。幸而该案尚未宣判，而当地检方最新回应也释放了公允信号。

其次，在定案环节，杨明的个人供述存在“出尔反尔”的情形：在接受清苑区监察委调查的过程中，杨明于2018年3月21日、23日两次供述，并指出“办案民警是我和所长”，但2018年4月5日的第三次供述，却称“本人是办案民警，陈石只是挂名，未实际办案”，推翻了前两次的内容。

根据刑诉法规定，鉴于被告人数次供述之间存在明显的抵触之处，如果没有完全排除串供、诱供等可能，就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光有被告人供述还不够，还要补强证据。此事中，查清办案者有哪些，或许也可综合相关记录去厘清。当地检察机关根据最后那份“翻供”作为重要证据提起诉讼，也不妨做出更多说明。

无论如何，对于该案中出现的疑似存在顶罪情况，必须查核清楚，处理上也不枉不纵、不偏不倚。正如清苑区官方说的，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该依法处理的，一个都不漏；存在的疑点，一点都别放过。

□欧阳晨雨（学者）

编辑 胡博阳  校对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