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8-11 03:30:55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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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适与彷徨:转型时代的启蒙思想者严复

2012-08-11 03:30:55新京报


《惟适之安》
作者:黄克武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5月
定价:39.00元


严复手迹,赫胥黎《天演论》序。

  被误解的“会通中西”者

  □书评人 张炳剑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中,严复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一方面,他深通西学,撰文译书,倡导“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先进理念;另一方面,他生活保守,抽鸦片、纳妾,列名“筹安会”支持袁世凯之复辟,肯定“孔教会”、“宗圣会”的尊孔读经之举,以及撰文附和“上海灵学会”的“鬼神观念”与“灵魂不死”之说。

  这种“现代型”与“传统型”或说“启蒙”与“反启蒙”在一个人身上交织并陈,实不多见。而正是这种集于一身的悖论和矛盾,让他在历史钩沉中饱受世人的误解和批评。

  影响最大的观点当属周振甫的“退化论”,在《严复思想述评》中,周振甫把严复一生分为“全盘西化时期”、“中西折中时期”和“反本复古时期”三个阶段。该观点影响颇为深远,此后严复被许多人描写为一个早年西化、激进,晚年保守、落后的人物,远如胡适和鲁迅,近有李泽厚和余英时。

  但是,黄克武先生却并不赞同此类观点,他认为严复的一生几乎都在中国近代的“转型时代”中度过,具有时代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他所做的诸般努力,皆是为了如何在传统之基础上,接引他认为有价值意义的西方思想及学术,是一个长期被误解的“会通中西”者。

  在《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黄先生另辟蹊径,从历史的边角料出发,考察了严复生平中与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一些活动,如以吸食鸦片、纳妾、参加科举、用古语译造新词、参与灵学会等事迹为主轴,描绘了一个多元、复杂、纠结的严复,借以呈现出其思想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严复的失败,也是时代的挫败

  黄先生认为,严复并没有一个从西化、经折中到复古的激烈转变,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如史华慈所述的“两面人”。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或现代性方案,与其终极关怀是相配合的,他早年并未全盘扬弃传统,晚年也未曾放弃西方的自由与民主。而“会通中西”始终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希望进而能替中国未来找到一条合适的现代道路。

  严复的保守面有相当的部分是从柏克、穆勒肯定传统的看法,赫胥黎、斯宾塞的“不可知论”,与欧战后反科学的时代气氛而来的,并非单纯的复古;而他的启蒙面,正是源于他的“会通中西”的文化理想。

  事实上,像严复思想这样的奇异组合,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中,绝非孤案。在《异性情缘:性别关系与思想境界》一章中,黄先生就考察了严复、梁启超与胡适三人的“婚姻观”。他们都是近代中国几位提倡自由主义的先驱,照理应该是认同婚姻自由是一项很基本的个人权利。尤其是后两者,不论在政治取向上,抑或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上,都要激进得多。

  然而,他们却都在此“跌回传统之中”。严复与梁启超并未遵守西方式“一夫一妻制”;而胡适的多情爱恋,却又坚守着传统嫁娶制下的江冬秀。由此,从几位思想家私人情感世界所展现之“矛盾”可看出,传统儒家思想对于家庭伦理的强调,是贯穿于他们一生的思想与生活的。

  因此,黄克武认为,在讨论严复与近代其他思想家的差异时,不能将其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而是中国现代性内部自由与保守之争、反传统与肯定传统之辩。而当我们审视严复身上奇异的结合时,或许只有把他放回那个“转型时代”下,才能重新反省当传统与现代相碰撞时应该采取的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时代的挫败,他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反映出中国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深感无奈的人生际遇。我猜想,黄先生撰写此书的立意正在于此。如黄先生所言:这些研究虽然多限于“一人之事”,不过更重要的关怀则是希望“知人论世”,能从严复一个人的经历延伸,进一步地观察清末民初之际“文化动态之整体”。

  ■ 对话

  黄克武:重解严复的“调适型启蒙”

  媒介 严复思想的传播弱势

  新京报:作为思想界先驱之一,严复在当时未能达到梁启超、胡适后来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其中原因何在?

  黄克武:关于思想之“影响力”的课题,我们需厘清一位思想家,其言说、文字在他所身处的时空环境是如何传播的,而其传播方式的实际效应又如何?

  以严复来说,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译介西方新思潮。从这个角度来看,严复是清末民初引介近代西方思想的启蒙者。但是我们仍应进一步追问,严复的作品对哪些人有影响?

  在这方面严复与梁启超、胡适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这牵涉到近代中国“转型时代”下,新式传播媒体之兴起,以及运用新词汇与新文体所构成的新语言来讨论各式问题。对此,梁启超和胡适皆拥有庞大的媒体资源。

  任公手下的《时务报》及《新民丛报》成为梁启超宣传其思想、论述的最佳平台;而胡适,其时之《新青年》、《每周评论》,及后期的《新月》、《独立评论》均是他论述的主要园地。

  反观严复只有和夏曾佑创办了《国闻报》,但却是一份相对短暂的报纸。相较之下,严复所能依据的舞台,就显得薄弱许多。他的思想的传播主要是依赖商务印书馆等书局为他刊印的严译名著。

  思想传播亦涉及语言的问题,而关于“新语言”,严复与梁、胡二位,恰好是古典汉语和白话文的对比。严复对古文的坚持,显示他认为汉语语汇背后丰富的文化底蕴、情感,必须与其所承载的思想交织在一起,缺一不可。

  梁、胡二位,认为语言文字为传播思想之工具,利于传播是最重要的。而严复对于传统汉语之爱惜与肯定,明显和胡适否定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相去甚远。严复对古典汉语使用的坚持,便影响了其译作论著之内涵,与传播上的难度。

  简言之,影响力的问题,牵涉其传播实质力度的问题,而在这点上,严复在三位知识分子中,无论是使用的文字语言,或传播平台:报刊杂志,都显得较为弱势。

  思想影响力的问题,牵涉其传播实质力度的问题,近代中国“转型时代”下,新式传播媒体兴起,与梁启超、胡适相比,严复所依据的思想传播舞台,就显得薄弱许多。

  潮流 被摒弃的调适型温和启蒙

  中国近代思潮有一种激进化的走向,难以接受偏向保守、一点一滴改革的政治思想,反而是倾向于“拔本塞源”的转化型、革命的政治主张。因此调适型温和启蒙不易被主流接受。

  新京报:严复对于后来的梁启超、胡适在思想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黄克武:严复对梁启超与胡适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后两者对于严复译介之西方学术知识的承继,以及三人在中西思想内涵、价值的取舍上。三位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以及现代西方学术的看法,都显露出某些共通的特质,交织在“中国式自由主义”、进化观点以及他们对知识及宗教信仰之上。

  至于进化观点,是以严复译介的天演思想为基底,三人的进化概念,不但肯定天演,还特别强调“人本精神”,肯定人的意识能推动历史潮流的发展。

  而关于知识和宗教信仰牵涉他们对知识范畴、形而上学以及佛家轮回观的想法。梁启超的观念与严复类似,承接赫胥黎和斯宾塞的“不可知论”(unknowable),相信人类生活中有一“不可思议”的领域,这部分并非完全能以科学知识来掌握,而必须仰赖“人心”或直觉来把握。胡适对宗教与科学的看法则与严、梁不同,具有“科学主义”的色彩。

  合而观之,严复所译介的自由主义、进化论、不可知论等西方思潮,皆与传统儒家、佛家道家思想交织在一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较偏向调适、保守取向的自由思想。

  新京报:调适型启蒙,难敌彻底转变的转化型启蒙,该如何理解?

  黄克武:他们都和思想史研究的“思想因素”和“非思想因素”有关,需关注思想潮流所处的社会环境。

  换言之,或许并非严复提倡的思想内涵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的政治、社会氛围较难以接受这种偏向保守、一点一滴改革的政治思想,反而是倾向于“拔本塞源”的转化型、革命的政治主张。

  此亦涉及李泽厚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与余英时所谓中国近代思想的“激烈化”。此一历史现象,亦如上世纪20年代胡适与李大钊广为人知的“问题与主义”的辩论,最后显然是强调有一整套思想体系的“主义”,战胜了针对零碎点滴的问题来从事改革的胡适。

  质言之,中国近代思潮有一种激进化的走向,而此便反映在人们对一整套“体系”的向往与追求上,致使严复调适渐进的改革方案较难以为人所接纳。

  近代中国,现代思想与传统之间有部分连续性,亦有部分的断裂性。严复的一生,就是在此一时代下度过,他部分地接纳了西方诸如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及科学思想,却又在私领域上,实行着传统保守。

  矛盾 转型时代的彷徨

  新京报:严复批评吸鸦片,自己却无法戒除;他提倡自由、民主、平等新价值,却实践多妻制,反对婚姻自由;他鼓吹科学,又相信命定、占卜、果报、鬼神等……如何看待严复身上的这种思想与行为实践等方面的背反?

  黄克武:严复并非唯一的特例。应该这么说,身处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此特点。这些“矛盾”,很奇妙地在严复身上结合,其所反映的实为“传统”与“现代”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它们部分相合,部分却又相斥。

  换言之,现代思想与传统之间有部分连续性,亦有部分的断裂性。严复的一生,就是在此一时代下度过,而他所做的诸般努力,皆是为了如何在传统之基础上,接引他认为有价值意义的西方思想及学术。

  我在《惟适之安》中指出,从严复对英国自由主义者穆勒(John Morley)撰写的《柏克》(Burke)一书的阅读与批注来看,他应该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介柏克式保守主义的先驱。英国保守主义者柏克,以及引介柏克思想进入中国的严复,都反对激进的革命理念,也都尊重传统。

  他部分地接纳了西方诸如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及科学思想,却又在私领域上,实行着传统保守的,甚至会被认为是“迷信”的行为习惯。致使严氏思想和生活上的各种实践,产生了延续与断裂的情形。这是他试图贯通中西,所开创出的道路。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方面也反映出严复内心存有的彷徨和矛盾。但换个角度看,他所开创出的路子,是一种温和渐进的“中间路线”,他既批评传统,却也反对人们激烈地反传统。或许把严复放回那个“转型时代”下,审视他身上奇异的结合,我们才能重新反省当传统与现代相碰撞时应该采取的态度。

  严复始终反对激烈革命,提倡渐进改革,认为民主政治无法快速地在中国实现。所以他同情袁世凯的“开明专制”,这与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关系较深,那就是“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

  回归 执着会通中西

  新京报:严复早年传播西学,翻译西方经典名著,晚年却回归中国文化传统,还支持袁世凯复辟等行为,那么,严复的“回归传统”,应当如何解释?

  黄克武:严复认为,中国现行的体制,是在岁月中不断成长进步而逐渐成熟的有机体,如完全扬弃过去,便无法在固有的基础上建设一伟大的国家。此外,受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学的影响,他主张循序渐进,培养人民的“民品”,才能逐步实行民主政治。

  因此,我认为,严复对于皇权、专制的态度,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较为公允。

  严复之所以同情袁世凯的“开明专制”,仍是深受他早年所吸收的斯宾塞式的渐进进化论、以及社会有机体的概念,以及他偏向保守主义的倾向,让他十分珍视中国各项传统所积累下的资源。因此,严复支持袁世凯的行为,与他始终反对激烈革命,提倡渐进改革,认为民主政治无法快速地在中国实现等观点有关。

  所以,我认为严复晚年在政治上的行为,其实仍与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关系较深,那就是“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而他所怀抱的解答,也一向是反对转化式革命思想,采取渐进温和的“中间路线”。

  新京报:在严复拥袁世凯称帝的前后,其思想是否存在激烈转变?

  黄克武:将严复置于“转型时代”背景下,他一生并没有一个从西化、经折中到复古的激烈转变,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如史华慈所述的“两面人”(Janus-like attitude)。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或现代性方案,与其终极关怀是相配合的,他早年并未全盘扬弃传统,晚年也未曾放弃西方的自由与民主。

  “会通中西”始终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希望进而能替中国未来找到一条合适的现代道路。

  我们现在会将严复的保守与袁世凯复辟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大多是因为只看到严复在政治行动上是同情专制政治,反对已然形成的民主共和政治。

  我所强调的则是,严复此时之思想与行为,并无一激烈退化至保守的转变,而是他这种融合中国儒释道内在价值,与源于西方的思想资源及政治制度,结合以上两者而提倡渐进、调适的中间路线。

  本书书名《惟适之安》,就是要点出,对严复来说,国人只有不断地以传统为根基,适应环境变迁与外在挑战,才能走向太平安定之境。这才是隐含在严复思想变迁之下一个不变的基调。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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