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满族,生于1948年。1968年,定宜庄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队,1974年回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清史、满族史等,坚持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做口述史研究,其近20年来的口述史研究都落脚于北京城。


《胡同里的姑奶奶》
《城墙之外》
《府门儿·宅门儿》
《生在城南》
《八旗子弟的世界》
作者:定宜庄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17年2月
定宜庄访谈了80余位老北京人,向读者展现老北京人的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呈现了老北京人对自己生活的追思、回顾,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生活与变迁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描述。

  采访定宜庄,路上需要经过一家乐天超市。这些天,新闻里、条幅中不乏充满戾气的骂声。“其实北京人不骂人,北京人讲究是把你损得难受死了,都不带脏字”,定宜庄话中有幽默感,也有失落感。从史学出发做关于北京城的口述史近20年,她越做越有焦虑感,因为越深知这座城丰富的内涵,就越担忧它的消散会引发一座城市不可逆的变化。

  前几天,定宜庄见到了《胡同里的胡奶奶》中祁淑洪的女婿,得知姑奶奶95岁了仍然健在,她非常高兴。口述史有多重意义,但每一次做访谈,她总有一个最小的愿望,就是让老人开心,让他们感到自己这一生的意义。“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不能总充满戾气”,定宜庄说。

  知 青 经 历

  我很难接受一元化的固化观念

  1968年,当父母都进了“学习班”,不到20岁的定宜庄踏上了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路。

  定宜庄至今记得,为了照顾从北京城来的十几岁的女孩子们,队长破例在草原上挖了几个坑,用柳条篱笆围起一间厕所。“后来我们就懂了,那是破坏生态,今年破坏了一平米的草皮,明年消失的草地可能就是一公里”,定宜庄回忆,只有那么一次,后来知青自己也不再提这样的要求了。

  上世纪60年代的草原上,蒙古族放羊牧马,住蒙古包说蒙语,逐水草而居,人们仍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牧民为固定牛马要挖坑扎桩,搬家时要用牛粪把拔出马桩后留下的土坑糊上。定宜庄说,“那是他们的祖先为他们留下的草原,保护它,爱护它,是祖辈相传下来的规矩”。

  定宜庄在锡林郭勒度过了6年,住在老一辈牧民家里,与同辈的蒙族孩子以兄妹相称,也与最初完全接受不了的生活方式、一点也听不懂的蒙语慢慢磨合。这段岁月让定宜庄深知,每一种语言都是不可代替的,而草原的习俗与生活方式绝非是“落后的”。

  “人生的特点就是越丰富越好”,定宜庄说,“我和丈夫一起回去过很多次,跟走亲戚一样”。有时牧民也会来北京,家里没人时,就会直接在台阶上坐着,等着他们夫妇回家。另一方面,她深知那一代知青确是蹉跎了。定宜庄写过《中国知青史》,她否定那场运动,也反感“青春无悔”这样的口号。“从整体上说,国外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学者所能达到的那个高度,是我们已经赶不上的”。

  定宜庄是幸运的。1974年回城后,她入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进入专业史学领域后,定宜庄才发觉知青经历对她日后发展的重要性。在主流认知中,中国文化就是汉族的,汉族的文化就应把少数民族融合进来;而回到“传统”,就是穿汉服、学古汉语。

  “我已经很难接受这种一元化的固化观念了”,定宜庄说。她从事了近20年的口述史研究,也因学界的固化观念遭遇过不解。

  1996年,定宜庄去台湾交流。当时“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在所长郭廷以的倡导下,有大批历史学者投身口述史,话题辐射大陆来台的国民党高官、老兵、妇女、“二·二八事件”和各行各业。回京时,定宜庄不顾超重,用背包把多本口述史著作背了回来。

  定宜庄在台湾接触到的口述史,追溯源头,是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口述历史学。作为当代历史文献研究的新手段,它由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开创,最初以二战、美国内战为聚焦点,在美国蓬勃发展。50年代末,胡适回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时,把这套口述史方法完整引入,也铺垫下近40年后定宜庄与口述史的结缘。

  真 伪 之 辨

  抽丝拨茧是史学的功夫和魅力

  “做这一行,还是很寂寞的”,作为一个在口述史研究中强调史学主体地位与优势的历史学者,定宜庄说。

  因二战而起的口述史在西方发展为一种公共运动。如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史》中所倡导,人人都有权利、也应该做口述史。当胡适把口述史带到台湾后,直到1982年,第一本口述史《凌鸿勋先生访问纪要》才出版,真正井喷式的发展则要等到1987年“解严”之后了。

  尽管如此,定宜庄仍羡慕口述史在台湾学界的发展,像许雪姬、王明珂等史家都曾涉足这一领域。在大陆,一方面,作为群众运动的口述史很难成为澎湃的主流;另一方面,口述史在史学界仍受冷遇,媒体、文学领域中,如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以及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其传播度远高于史学范畴中的口述史研究。

  定宜庄对此直言隐忧:国内长期一元化的声音,容易让人对事物存在旧有的固化理解,而且好的口述访问者需要有一定的学理“门槛”。从一开始做口述史,定宜庄就基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关于空间、族群的理论以及对“发展”的反思去选取样本。她寻找的北京城往事的讲述者,既有东城的爱新觉罗后人,也有城墙根下的穷人,涵盖了满族,回族、蒙古族,也能为研究移民和土著的区别、族群认同提供依据。

  按照“大家来做口述史”的路数,口述资料采集后就可以被存档。但在定宜庄这里,这只是一个开始,口述史的后续尤其是真伪辨别至关重要。若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失误、谎言未经校勘与田野调查便开始流传甚至被利用,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定宜庄在文献上下足了钩沉索隐的工夫,并通过附上以资考证的资料、补充大量注释,尽可能让口述背后的故事得以呈现。

  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心的史家,面对访谈对象沉默不言或闪烁其词,很难就此止步。比如定宜庄经过16年间的多次追问,终于挖掘出一位台湾老先生几番欲言又止的参加“抗日杀奸团”的经历。由于因台湾的认同问题复杂、抗日杀奸团后又与国民党一度存在若即若离难以讲清的关系,老先生诸多顾虑,每每绕过。但于冰山一角中窥见真相,恰是史学的功夫,也是定宜庄眼中史学的魅力所在。

  做北京人、北京城的口述史近20年,她遇见过交流程式化的表演家,满嘴跑火车的江湖人,也访谈过对学者态度轻蔑的受访人。人生百态都会增进对人性的了解,“最后,你会知道怎么做人”,定宜庄说。

  回 望 京 城

  我对文化的沉沦特别痛心,又很无奈

  “北京是我出生的城市,如果不出意外,我也会终老在这里”,定宜庄说。从1999年第一本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专著《最后的记忆——16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到如今的“北京口述历史”丛书,定宜庄近20年来的口述史研究始终落脚于北京城。

  “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收录了80余位老北京人的故事,不少人第一次接受定宜庄的访谈已是十几年前,为这套书做再访时,大多数老人已不在世。近几年,她最怕接到这样的电话,“我是某某的儿子(或女儿)”,略作停顿之后,往往是“我妈妈走了”。

  因为访谈对象多是老人,有人会用“抢救”老一代人的记忆来理解定宜庄的口述史研究。定宜庄却用另一个让人意外的词袒露内心的关切:“沉没”,在大多数人眼中狂奔向前的北京,“正在急速沉没”。

  先是人心,从北洋军阀到日本人入侵再到内战,北京城里淳朴的人心、人与人之间温暖和谐的关系在纷乱世事中变化。1949年后,满城的人又眼睁睁看着城墙被拆。如今古老建筑消失殆尽,“北京人”的消失则开始以最根本、最彻底也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形式逐渐凸显。“我在我住的小区出门散步,已经听不见北京话了”,定宜庄说。

  城市另一端,南锣鼓巷人头攒动。这样的胡同里很难找到曾经中式的 “悠然与优雅”。在幽深的胡同里,可能住着一辈子几乎没走出胡同多远的姑奶奶们。她们有生活的规矩、礼数和滋味,有她们特有的幽默感。即便是住在南城的江湖艺人,他们忽悠起来没完没了,但不会害人。

  因为人,北京城的内涵极其丰富,由其消失所带来的损伤历久弥深。就像在草原上挖一个坑,对草场的破坏,一年可能看不出来,但十年呢?北京城发展这几十年来,在社会伦理、道德底线上,是否有不可挽回的损失?

  她很难接受当下人们身上的戾气,更看不惯这些天打在乐天超市门外横幅上的粗俗标语。不是没见过更残忍的画面,“文革”时定宜庄曾亲眼见过自己的老师被活活打死,但当她因学术走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因口述访谈看到曾经人与人之间平和的关系,她自然会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城市在沉沦之前,人有一种怀念。我对文化的沉沦特别痛心,又很无奈”,定宜庄说,自己像是蚍蜉撼树,“但呈现一点儿只光片影,总比没有好”。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