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0 02:30:10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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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丽克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保守选择?

2020-10-10 02:30:10新京报


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桂冠诗人。生于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1968年出版处女诗集《头生子》,至今著有十二本诗集和一本随笔集,遍获各种诗歌奖项,包括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书评界奖、美国诗人学院华莱士·斯蒂文斯奖、波林根奖等。格丽克的诗长于对心理隐微之处的把握,早期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后来的作品则通过人神对质,以及对神话人物的心理分析,导向人的存在根本问题,爱、死亡、生命、毁灭。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作者:露易丝·格丽克
译者:柳向阳 范静哗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5月


《月光的合金》
作者:露易丝·格丽克
译者:柳向阳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5月

  在过去的几年里,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一直受到质疑,以至于在外媒上有人会这样总结——2016年莫名其妙地颁给了鲍勃·迪伦,而下一年的石黑一雄几乎是个需要评委们向读者道歉的选择,2018年发生了性侵丑闻,然后在去年,两位得主中出现了在西方政治争议极大的彼得·汉德克。接着,媒体就推测,瑞典学院好歹应该挽回一些带有争议性的形象了,在10月8日之前,他们提供了很多“靠谱的”热门人选,例如牙买加·金凯德,玛丽斯·孔戴,阿特伍德以及提安哥等等,认为诺奖是时候站在政治正确的一方了。然而,诺奖公布的结果再次让等候者们大感意外——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好处是她不会再带来任何政治争议了,因为格丽克的诗歌写作几乎毫无政治性可言,而让人需要在诺奖权威性之外表示困惑的一点是,这是今年的最佳选择,还是一个保守的选择?这就需要回到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文本中去探讨。

  具有原始质朴感的诗

  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写作方式一共有两种,一种是即兴的,灵巧而来,几乎不做太多修改,而另一种诗歌则是反复处于修改补充的过程当中。前一种写作形式大多集中于她早期的作品,在2000年,一次美国国会图书馆诞辰200周年的活动采访中,格丽克提到正在写作的诗集《七个时期》中的《星》正是她最后一首用即兴灵感的方式完成的诗。与格丽克作品的整体印象不同,《星》的语调更加激昂明朗,尽管仍旧带有必要的绝望气息——“我永远不会被放逐,我是光/是你个人的痛苦和羞辱/你敢/把我送走,就仿佛/你在等待某种更好的东西?”以及结尾“只有(轻柔的,激烈的)星星闪亮。这儿/在这房间,这卧室/正说着:我勇敢,我抵抗/我把自己置于火上”。

  《七个时期》的出版时间是2001年,是格丽克非常近期的作品了。与之对比,我们可以找到一首格丽克创作于1975年的早期诗歌《在金牛星下》中的抒情语句进行比较——“指给我往哪儿看吧,似乎她们会待在她们所在之处/在黑暗中给我指点吧”。

  然后再以星星的题材为线索,举例一首格丽克创作于2006年的诗歌《夜星》——“维纳斯,这颗黄昏之星/我要对你献上我的想象,既然在这黯淡的表面/你已经撒播了足够的光辉,让我的思想,再次可见”。

  这三首诗歌的对比,已经多少可以让我们窥见格丽克在未经打磨(或者起码就读感而言不是经过太多打磨)的诗歌的写作特点。它们在物与哲思的结合上会让人想起抒情歌谣的时代,具有原始的质朴感,这随即带来了一个诗歌中的问题:质朴何为?因为在诗歌中,质朴几乎是最难做好,但同时也最易模仿的一种风格,我们身边随机抽取的诗歌爱好者们,多少都能用质朴的方式写出一首诗歌来——只需要为它们赋予分行断句和必要的情感。质朴的诗歌,以现代诗歌的读感而言,比较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诗歌而形成的剥落感,即某种日常生活的表象,某种常识,通过诗歌的语调被冲刷,露出一种简洁而新颖的本质。美国新诗的发动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红色手推车》等诗歌中实现的便是这样一种艺术目标:“多有意思瞧/那辆红色的手推车/浇淋着雨水闪闪发亮/在一群白色的鸡雏旁”(李文俊译)。让物停留在那里,并形成一种自身所蕴含的孑然与崇高感。当然,尽管格丽克的写作受到过威廉斯的影响,但用威廉斯的诗歌来作为衡量她的标准并不公平,二者的诗歌目的截然不同,威廉斯追求的是剔除,由事物到诗意的事物,而格丽克则是从事物引向自身情绪与记忆。这里的对比只是用来说明一下“质朴”的艺术目的。

  以诗歌情绪的相似性而言的话,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或许在这一点上也能给读者带来更多的触动——通过情绪对外部事物引发的变形,将“月亮”形容为“安眠药片”的直观联系。格丽克的诗歌,无论是从情绪复杂的深邃感,还是外物的重置与挖掘上,多少都欠缺一些惊喜感。在《月光》一诗中,格丽克其实并没有带给诗歌读者太多新颖的触动,她通过诗歌形式挖掘的东西具有显而易见的普遍性——“然后又是白天,世界恢复常态/恋人们抚平头发,月亮继续它空洞的存在”。月亮与空洞的联系,并不需要特别敏锐的观察知觉。

  制造惊喜感不是格丽克的写作方式

  诗歌语言的平乏,是格丽克自己也意识到的问题。“它本来应该是漂浮的,澎湃汹涌的,如梦似幻的,读起来让人欣喜若狂,但最终写完的样子却单调乏味……这可能仅仅是词汇贫乏造成的结果”,她在2015年的《华盛顿广场评论》中如此说道。但同时,这也是格丽克的一项艺术选择,“我的偏好,从一开始,就是那种要求或渴望有一个倾听者的诗歌。这是布莱克的小黑孩,济慈的活着的手,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而不是史蒂文斯的惊愕”(柳向阳译《格丽克:诗人之教育》),从她对诗歌倾听者的笃定以及对平乏语言的失落感中,我们可以猜测格丽克诗人内心的矛盾,制造惊喜感并不是——或者说她意识到了这并不是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她期望带给读者的是绵延不断的问题与心理情绪的表达,那么,在另一种明显经历过修改与打磨痕迹的诗歌中,格丽克的诗歌风格又是怎样的呢?

  格丽克是最理想的选择吗

  格丽克经受过良好的古典神话教育,因此,她在晚些时候的诗歌中,大量地出现了与希腊神话相关的隐喻。这些以古希腊人物为主题的诗歌中,一部分是对古代故事的重叙,如《迦太基女王》,“最后,狄多/召集了她的侍女/这样她们就会看到/命运女神为她书写的残酷结局”,另一部分则是古代人物在格丽克日常生活的人身上的重映,这一类的数量要高一些,例如《塞壬》,“当我坠入爱,我就犯了罪/以前我是个女招待/我不想和你去芝加哥/我想和你结婚,我想/让你的妻子受折磨”。在近几年的诺奖热门中,有另一位研究古希腊著作的北美诗人安妮·卡森,卡森用诗歌处理古希腊人物的方式是这样的,“革律翁觉得自己的确是蠢。但当正义被履行/世界便会消散/他站在自己柔弱的红色阴影里思考接下来怎么办/正门在他眼前升起——”(《红色传说》)。我们能感受到,在形象的赋予上,格丽克的意蕴是相对单调的。

  这正是格丽克诗歌对读者来说不是很容易发掘其内涵的原因。她舍弃了思想上的延展性,在抒情与隐喻中显露着诗人的感悟,但既不是深邃的凝视,也不是高度凝结的情感,而是一种普遍的阴柔情绪。我们会在读完后发现,她在诗歌中最终揭露的一点心理,其实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时刻触碰到的心理。格丽克最好的一类诗,是她放弃外部事物的抒情与暗喻的挪用,而直接面向记忆与经验的那些,“橙子花在卡斯提尔上空随风起舞/孩子们在乞讨硬币/我曾经遇到我爱的人,在橙子树下/难道那是金合欢树/难道他不是我爱的人?”(《卡斯提尔》),在这些诗歌中,格丽克才显示出了她诗歌中那种“未完待续”的特质——通过诗歌将读者引入一个预示性的场景,在诗歌结束时并不随之给出结局与答案,反而是开通了下一首诗歌的空间,将内在的情绪体验通过下一首诗歌及下下首诗歌以重复的方式传递下去,最终形成一种密度感。

  这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诗歌中的重复性。(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对诗人来说过分苛刻的评论观点)美国诗人、艺术评论家巴里·施瓦布斯基在《Haperallergic》上发表的文章《为什么我不读露易丝·格丽克》中尖锐地批评了格丽克的诗歌写作,“我很早就知道格丽克写了很多关于死亡的诗歌,而且从广泛的角度来说,她一直在寻找忧郁的话题。再往前走,我发现这个忧郁症的话题经常被提升到情节剧的咏叹调上……有些新鲜和大胆的尝试可能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后来看来,这是一种相当普通的、甚至是被低估的白天上映的哥特戏剧风格——婚姻失败,悲剧潜藏在田园般的纯真中……”“而且,她使用神话来描绘一些个人处境,可能无法使它们获得更广泛的意义,而是让它们更加凝滞。区别全在于诗歌语言的细节上,但这一点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太多”。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给格丽克的颁奖词形容她“以朴实的美感使个人的存在变得普遍”,很泛泛,因为只要不是以艾略特为偶像,就没有哪个诗人不是这么做的。上述挑选几首诗歌举例的方式对格丽克来说也可能不是很公允,这会忽略掉她诗歌中彼此串联困惑、不断增强的阅读感受,但也能多少反映出她在诗歌写作上的疲乏感。以及,诺奖评委们宣称要让奖项的评判标准回归到文学本身,这当然是个理所应当的好事情,只是,在不涉及外部政治性的“文学本身”的范围中,格丽克真的是一个(哪怕仅是当代诗人中)最理想的选择吗?这次的诺奖评选多少显得有些平乏无奇,这不是指政治风险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就诗歌写作与文学本身的内容而言,今年的这个选择,也的确是有些过于平淡了。

  撰文/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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